自古以来，“人才”都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大重要因素，他关乎着一个国家政权的兴衰存亡。所以，历代统治阶级对于人才的选拔也显得格外重视。
至有文记载以来，中国的人才选拔思想演变伴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主要贯穿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大时期。
以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形态为主的先秦时期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祥期，在人才选拔方面对于后世来讲同样具有一定的奠基作用。
而正是因为该时期处于一个起源阶段，所以我们研究先秦时期的人才选拔也就得从思想这一基本历程进行展开。
先秦时期对于人才选拔的思想演变所谓“思想”，它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对于人才选拔思想，就先秦时期而言，它主要经历了一个：简单化→复杂化→健全化→多样化的一个演变过程：
萌发于原始社会:
原始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生产力低下，这也决定了当时的生产生活组织形式以部落联盟为主，在这种形式之下不存在明显的阶级之分，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便是生存。
如此一来，对于部落首领和各组织领导人的选拔往往看重的是其有没有能力带领部落解决生存问题，这便催生了人才选拔的第一个标准：“举能”。
如史书记载的神农氏尝百草在医学方面的贡献、伏羲氏在教化民众方面的贡献以及黄帝在带领部落成员战胜其他部落的贡献都是凭借自身的能力而被推举为首领，这充分说明了在当时的一个生产力背景下“能力”的重要性。
在具备“能力”的这一基本条件下，成为部落首领后往往会因为个人私欲而危害部落的整体利益，如史料记载尧的哥哥挚在担任部落首领时就因“为人不善”而被公投罢免，所以，这便衍生了人才选拔的第二个标准：“选贤”。所以，我们也就能够看出原始社会的人才选拔思想是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这种思想也就是他们选拔人才的标准：“选贤举能”。
夏商时期掺杂个人私欲的人才选拔思想
传统的部落组织形式在禹传位于启时被打破，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阶级社会：夏朝，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天下”政治组织局面由此形成。政治组织形式的形成带来了思想层面的转变，选贤举能的人才选拔思想也由此受到冲击。
启建立夏朝之后，对于权力的传承也采用了世袭的方式 ，同时在中央设置了官职，人才与官职开始等同。为维护奴隶制贵族阶级的统治，在人才选拔方面又采取了基于血缘与宗亲的任用方式，以血缘的亲疏远近来分配政治权力与官职等级，即所谓的“任人唯亲”思想。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了夏朝灭亡。
夏亡商起，商朝建立之后，在人才选拔思想方面仍然延续了前朝的“任人唯亲”思想选择，但是事无绝对，商朝个别统治者在“任人唯亲”的原则基础上也采用了“任人唯贤”的选拔思想。
这种“贤”或许是在“亲”的前提之下，但也反应出了人们先人对于的摸索而非一成不变。如《尚书》记载盘庚任位期间对于人才的选拔曾提出一个这样的标准：是否利国益民。在任用方面，无论亲疏贵贱都坚持赏善罚恶的原则。
所以，在夏商期间，先人对于人才的选拔采取“任人唯亲”与“任人唯贤”两种指导思想。
西周时期趋于健全的人才选拔思想
西周建立之后，上层政治建筑趋于完备，在权力世袭和分封原则不变的基础下，其统治者基于商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以“礼治”“德治”的治国理念。对于人才的选拔，逐步延续发展了原始社会的“选贤举能”思想，这种思想相对于原始社会来讲其认知更加深刻、系统。
如《周礼》中就记载，选贤举能成为了历任君主与王子在教育方面的必修课程，也是国家教育政策的一大部分。再如西周初期的政治家周公，他对于“选贤举能”中“贤”的模糊概念提出了更加明晰的标准：“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所谓九德，指的是禹和皋谈话所提到“贤”所具备的九种优良品格）。
以及西周另一位政治家姜尚在关于“选贤举能”的标准中提出“六守”的考核方法，通过此种考核方法便可以选拔出具有“仁、义、忠、信、谋、勇”的高素质人才。
如此看来，西周对于人才选拔的思想，是在先人“选贤举能”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和补充，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和成熟的人才选拔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设计了鉴定贤能的基本标准和用人的基本原则。这对于往后人才选拔制度的制定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借鉴。
春秋战国时期趋于多样化的人才选拔思想
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期。在思想领域，经历了由“学在官府”到“学术下移”的巨大转变，“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盛况由此而来。
在这种思想文化冲击的局面之下，统治上层和下层对于人才选拔的思想也出现了新的见解。
譬如墨家学派认为充分认识人才对于国家的价值是人才选拔的前提，主张“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将国家的兴衰存亡与人才的寡众联系在一起。
而儒家学派对于人才选拔就更为推崇。如孟子曾提出政事的五项主要内容：用贤、商务、关税、农政、民政。第一条用贤便是他所提出的人才选拔思想：“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也。”同时，他们对于人才的定义也相对清晰，即“仁”与“礼”，强调统治者选拔人才应该注重德行，以德治国是治理国家的重要途径。
到了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割据，兼并战争频起，人才选拔的标准由注重“贤良”修建转化为注重“实用”，即其是否有利于本国在动荡的局势下得以保存和发展，而非空谈仁义礼智。
人才的选拔往往也就基于当时统治者的需要，统治者对于人才选拔的标准也就有了相应的调整。如当时各国的改革家诸如商鞅、吴起等皆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步入历史舞台当中。
纵观先秦时期对于人才选拔思想的演变，我们不难发现，其经历了由单一到多样化的发展。这种演变是基于当时社会形态和政治需要，而唯一不变的则是统治阶级对于人才的重要性认知始终如一。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主要实行“察举征辟制”。察举制是通过地方官的考察、推荐，将一些符合朝廷要求的人才推荐出来，供朝廷直接任用或经过一定形式的考核再加以任用。所谓征辟制，就是皇帝直接下诏“征召”人才为官和政府行政长官自行“辟除”（聘任）属员制度。征辟者无需考核即被授予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