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鸠摩罗什所译的佛教典籍中，《摩诃般若经》和《小品般若经》分别是以往大小品《般若经》的重译，其他大部分佛典也贯穿着大乘般若思想，其中最富有理论色彩的是印度大乘空宗即中观学派的基本理论著作《中论》、《十二门论》、《百论》以及《大智度论》。这些译著继承和发展了大乘般若学说，对“诸法性空”等理论作出新的系统的解释和论证，这在后来的佛教发展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一） 译经概况
在短短的十数年中，鸠摩罗什共译出经论，据《佑录》为35 部，294 卷，《开元录》列为74 部，384 卷。据近人研究，现存39 部，313 卷。他的著作有《实相论》（已佚）、《答王稚远十数问》（已佚）以及《大乘大义章》、《维摩诘经注》等。据说还作过一些诗。他的译籍偏重于大乘空宗的范围，其社会影响极为深远，他的译著大部分成为中国各个宗派立宗的经典依据。象大、小品《般若经》和《维摩诘经》等，为当时的玄学和般若学所重视，《阿弥陀》、《弥勒》等经，为东晋起始的净土家供奉；《成实论》成为南北朝时期佛教入门手册；《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则是隋唐时期三论宗的理论基础；《法华经》为唐代天台宗所宗；《十住毗婆沙》为华严宗看重；至于《金刚经》几乎家喻户晓，成为唐中期禅宗的主要经典。其它诸如对大小乘禅法和戒律的介绍，也都很有影响。
罗什本人不单纯是佛经翻译家，也是一个佛教理论家。他的翻译，集中在他所尊崇的由龙树、提婆创始的中观派学说上。中观派学说是对大乘般若经类的进一步发挥，也是罗什本人的信仰。用以解释《大品般若经》的《大智度论》，是他在龙树的原著基础上作的译本，汉文一百卷，它是罗什最具有代表性的译著。据僧睿记载，罗什即“常仗兹论（指《智论》）为渊镜，凭高致以明宗”，南方的佛教领袖慧远也极端重视，他说，自己在读《大智度论》的时候，是“一章三复，欣于有遇”，并作《大智论抄》二十卷。罗什的《大乘大义章》，主要是解答慧远关于《大智度论》的若干问题而集成的，从中突出地表明了他的独特的见解。《中论》原是颂体，龙树著，罗什的译本则带有青目的注释。据僧睿说，青目“其人，虽信解深法而辞不雅中，其中乖阙烦重者，法师（指罗什）皆裁而裨之” ，就是说，罗什也是作了增删的。《中论》的语言精炼，逻辑性强，《大智度论》中的哲学思想，基本上被凝结在这里。其它象《诸法无行经》等，是对小乘学说的集中驳斥，为般若中观思想开路；另译有《龙树传》、《提婆传》等，则是介绍他的师承关系。对于大小乘中其它极有影响的经籍，象小乘中的《阿含》诸经，大乘中的《涅盘 》、《华严》等，罗什或因其同属大乘而未予深论，象《十诵律》则由于罗什内怀渐德，不便发挥；也有些译经，如《华严》的《十住经》、《十住毗婆沙》等，多半是应人所请，与他人共译的。
鸠摩罗什的译文，有很高的质量，在佛经翻译史上，代表着一个新的水平。相对于此前的翻译，他的译文流畅，表达清楚，易为中土人士理解，并纠正了旧译的许多谬误。这一点，僧睿的《大品经序》、《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讲得很具体。僧肇就《维摩诘经》的翻译说：
什以高世之量，冥心真境，既尽环中，又善方言，时手执胡文，口自宣译，道俗虔虔，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微远之言， 于兹显然。
这说明罗什的态度严肃认真，加上兼通胡、汉语文，精通般若理论，所以能很准确地表达原文经旨。在文风上，则达到了“文”、“质”的统一。这样的评价，已被历来的佛教史学家们所乐道。梁僧佑还认为，罗什“能表发挥翰，克明经奥，大乘微言，于斯炳焕。”
但是，仅就罗什译文的忠实可信来说，问题仍然不少。在参与罗什译场的著名弟子中间，就很有些意见。例如僧睿，他在充分肯定罗什译文之超越于旧译的同时，也还指出：
法师于秦语大格，唯译〔识〕一法；方言殊好，犹隔而未通。苟言不相喻，则情无由比；不比之情，则不可以托悟怀于文表，不喻之言，亦何得委殊途于一致？理固然矣。进欲停笔争是，则校竞终日，卒无所成；退欲简而便之，则负伤手穿凿之讥，以二三唯案译而书，都不备饰 6。
这是说，罗什的汉文并不精通，所以某些译文，虽经反复推敲，连笔受者也还不知所云。他特别指明《思益梵天所问经》中译为“思益”一名的谬误，认为这一名词的翻译，远远不如竺法护在同本异译《持（是“特”之误）心梵天所问经》中译为“特心”的准确 7 。僧肇也有类似的意见，他在《百论序》中说，罗什“常咏斯论（《百论》）以为心要。先虽亲译而方言未融，致令思寻者踌躇于谬文，标位者乖迕于归致。”说罗什的“亲译”是“谬文”，致使解者“乖迕”于原文的宗旨，批评得相当尖锐了。以后由姚嵩出面，
集理味沙门（指佛教义学家），与什考校正本，陶练复疏，务存论旨，使质而不野，简而必诣，宗致划尔无间然矣 8。
所以现行的《百论》，实际上是一个译经集团的产物。
鸠摩罗什对自己的译文，也不甚满意。罗什每为（僧睿）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
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 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 9。
这是从文体的形式上讲的。对比竺法护的同本译籍可以看出，罗什译本对于经中“偈颂”即有大量删节，“长行”行文也精简了不少，所以比之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在篇幅上要小一些，保存的原本面貌，也要少一些 10 。象《大智度论》，若按原文译出，“其文将近千有余卷”，而“法师以秦人好简，故裁而略之”，即令存之一百卷11 。
总的说来，罗什的译文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不论长处和短处，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罗什本人的水平上去。一般地说，这是反映了民族风格上的差别，如天竺重文藻，喜咏反复叹，汉文化则好简明，厌繁杂；但更深一层的原因，仍在社会历史方面。
罗什的译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出面组织起来的。从《大品经序》、《小品经序》、《维摩诘经序》、《自在王经序》、《法华经后记》、《成实论记》、《百论序》等，都可以看出，他的翻译，不可能不受到秦王室的影响。译场规模庞大，“于时四方义士万里必集” 12 ，仅聚于罗什门下讲肆的，号称二千；参与译场的义学沙门，从五百人到一千二百人，其中著名的佛教学者亦有十数人。他们有的供谘询，有的同研讨，有的作笔受，熙熙攘攘，对罗什的翻译，实际上起着制约的作用。按僧睿的说法，听讲者“无不竭其聪而注其心，然领受之用易存，忆识之功难掌” 13 ，所以即使按罗什讲授记录的经文，也很难免掺进笔受者的“忆识”进去。不难设想，罗什的译籍的译文，本质上仍是适应于当时关中地主阶级的社会要求。罗什的影响之所以特别巨大，主要原因也在这里。
罗什的门下，义学名僧辈出，他们大都各有独立见解，并有独立活动能力，与当时南方庐山的慧远僧侣集团遥相呼应，左右了全国的佛教理论界。他的译籍，被称为新译，基本取代了此前的旧译。从此开始，中国佛教内部即酝酿宗派分化。
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鸠摩罗什（344 ~ 413 ）、真谛（499—569）、玄奘（602～664）。鸠摩罗什文笔华美，达意而雅致，所译《金刚经》版本流传最广；玄奘法师侧重逐字翻译，尊重原典，《心经》流畅简洁。天竺僧真谛于南朝战乱中翻译不辍，重原义。天竺罗什中文强于大多国人，唐人玄奘梵语讲得比罗什好。
译经方面，鸠摩罗什重意流畅，文采斐然，具有开创性，玄奘重原著，均符合时代要求 。但文化影响上，就对中国佛教传承而言，鸠摩罗什开创，玄奘进一步开拓，但就佛教传承而言，罗什影响力大，离开西域不远千里来中原传教，令人敬佩。
一、译经数量
罗什的译经总数有两个说法依《出三藏记集》卷二载，共有三十五部，二九七卷；据《开元录》卷四载，共有七十四部，三八四卷。而玄奘法师译经总量在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玄奘法师要多不少。当然这跟玄奘法师带回来的佛经很多有关，法师带回来约357部经典，可以说是最成功的取经者。
二、译经质量
在译经史上，罗什和玄奘的分歧是巨大的，并且是影响深远的。
罗什重意，重文采，即达意而雅致，其所译经文文笔华美，特别针对中国读者使其能读得懂看的明白。这其实是罗什考虑了当时中国的特点而量身定制的翻译方法；然而这种翻译方法实际是对原典进行来再创作，而翻译作品是否达意是否符合原意，取决于翻译者的水准。罗什出错，经文就会出错。事实上罗什会出错吗？就像玄奘法师指出的那样，罗什把观自在菩萨的名号就译错了，当然这是个巨大的话题，这里就不说了。当然大多数情况下罗什的翻译是优秀的。
玄奘法师对罗什法师的翻译方法是不认同的，严重的不认同。当然这和唐朝时佛教初步普及，信众接受能力增强有关。玄奘法师就是因为看过去所翻译的经典无法解决自己的难题才取经去的，所以一旦玄奘取回了经典，一定是会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的。也就是说玄奘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后人若是看经文的时候不会怀疑是经文翻译的不准确而无法解决疑难。所以玄奘提出的翻译原则是逐字翻译，尊重原典。以严复先生说的信雅达的标准来说，玄奘法师首重信的原则。
平心而论，很难说那个翻译的好那个翻译的不好，我觉得两位都是在当时的环境下选择了最合适的翻译原则与方法。
但是呢，从结果说，显然是玄奘法师的翻译原则更普适些。
三、文化贡献
我们能看到佛教和道教有好些名词是共有的，这实际是魏晋时期佛经翻译留下的后遗症。当时佛教初入中土，时人喜欢用道教和其他玄学的概念和名词去套佛经，这个称为格义，殊不知其间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所以罗什完全摒弃了格义这种做法，费尽心思创立了许多佛教专有名词，这样就避免了佛教和中国本土玄学由于共用名词给学者带来的混淆，这一点上罗什简直是了不起。而罗什的中文造诣在译经中的表现，说严重点对整个中国的文学都是有影响的。
玄奘于唯识的贡献就不用说了，创立法相宗，弘扬唯识学派。不过，法相一脉有些过于曲高和寡，不容易被国人接受。这个在印度被大乘佛子尊为大乘天，被小乘佛子尊为解脱天，这个就不多说了。尽说《大唐西域记》一书，在现在根本是被中亚印度学者视为是照亮这个地区历史的明灯。应为这些地域是没有明文正式记录历史的习惯的，无论是谁研究这个地区历史和文化，都绕不开这本《大唐西域记》。
罗什译经:
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攻伐后凉，亲迎罗什入长安，入逍遥园西明阁，以国师礼待，并在长安组织了规模宏大的译场，请罗什主持译经事业。尔后十余年间，罗什悉心从事译经和说法。据《出三藏记集》载，罗什在弘始四年至十五年期间，译出经论35部，294卷。其中重要的有《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经》、《阿弥陀经》、《首楞严三昧经》、《十住毗婆沙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及《十诵律》等。所译经典极为广泛，重点在般若系的大乘经典和龙树、提婆一系的中观派论书，内容信实，文字流畅，有些经典后虽有新译，仍难以取代，老幼皆宜接受，无论是老大妈小沙弥还是达官贵人，其经文几乎家家有一本，从其译本出现，流传至今经历1600多年而不衰，其家喻户晓的流行程度有目共睹，在中国译经和佛教传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玄奘:
贞观十九年（645年），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玄奘在长安设立译经院（国立翻译院），参与译经的优秀学员来自全国以及东亚诸国。他于长安弘福寺组织译场，开始译经，其后在大慈恩寺，北阙弘法院、玉华宫等处举行。译经讲法之余，玄奘还口授由弟子辩机执笔完成了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一书，全面记载了他游学异国的所见所闻。
公元648年夏，玄奘将译好的《瑜伽师地论》呈给太宗，并请太宗作序。太宗花一个多月时间通览这部长达百卷的佛教经典后，亲自撰写了700多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盛赞“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仙露明珠，讵（jù，意为“岂”）能方其朗润”，对玄奘评价极高。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玄奘在长安城内慈恩寺的西院筑五层塔，即今天的大雁塔，用以贮藏自天竺携来的经像。他花了十几年时间在铜川市玉华宫内将约1330卷经文译成汉语。玄奘本身最感兴趣的是“唯识”部分。这些佛经后来从中国传往朝鲜半岛、越南和日本。唐高宗李治对玄奘也十分敬重，曾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
一序一记，均为唐初大书法家褚遂良所书，公元653年刻石立于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又称《雁塔圣教序》。它与后来偃师招提寺王行满书《大唐二帝圣教序》、陕西大荔褚遂良书《同州圣教序》及怀仁集王羲之行书而成的《集王圣教序》一起，并称四大《圣教序》。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五月，高宗下敕，要求“其所欲翻经、论，无者先翻，有者在后”。显庆二年（657年）九月，玄奘借着陪驾住在洛阳的机会，第二次提出入住少林寺的请求，“望乞骸骨，毕命山林，礼诵经行，以答提奖”。次日，高宗回信拒绝。显庆三年（658年）移居西明寺，因常为琐事所扰，遂迁居玉华寺，致力译经。显庆五年，始译《大般若经》。此经梵本计二十万颂，卷帙浩繁，门徒每请删节，玄奘颇为谨严，不删一字。至龙朔三年（663年）终于译完这部多达600卷的巨著。
此后，玄奘深感身心日衰，及至麟德元年（664年），译出《咒五首》1卷后，遂成绝笔。同年二月逝世。据载，玄奘前后共译经论75部，总计1335卷。所译之经，后人均称为新译。他还口述由辩机笔受完成《大唐西域记》。全书记述高昌以西玄奘所经历的110个和传闻所知的28个以上的城邦、地区、国家的情况，内容包括这些地方的幅员大小、地理形势、农业、商业、风俗、文艺、语言、文字、货币、国王、宗教等等。不仅是是研究中亚、南亚地区古代史、宗教史、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文献。此书传世版本很多，这三个古本，对校勘、研究《大唐西域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玄奘又奉敕将《老子》等中国经典译作梵文，传于天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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