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度的问题
1、九品中正制的变质。西晋建立之后，司马氏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对它们实行放纵和笼络的政策。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开始全面变质，曹魏时期的定品原则是以才学品行为主、家世作为参考，但到晋朝之后则更多以家世评定品级。于是出身寒门者即使品德才学评价再高，也只能被定为下品；而出身豪门者即使无才无德，却可以凭借家世被定为上品。于是就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而西晋朝廷的迅速腐败与门阀政治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实权藩王数量太多。司马家族之所以能够崛起并最终篡夺曹魏江山，其中有曹魏宗室实力过弱，无法对崛起的司马家族形成牵制的原因在。于是在泰始元年（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刚刚称帝后不久，便将其祖司马懿以下宗室子弟均封为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兵千五百人。中国历史上，秦以后拥有实权藩王的朝代均因此产生战乱，西汉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明朝的靖难之役，这不能说是一种巧合。
3、州郡军队大为缩减。同样鉴于曹魏灭亡的原因，在平定江南之后，晋武帝司马炎便迅速将军权收归中央，下令罢减州郡所领军队，边郡由于地理位置重要虽然仍保留有军队，但数量同样被大大削减。太康十年（289年），淮南相刘颂上书，认为诸王封国方圆千里，但军力不足、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宜令国容少而军容多，增加王国军队数量。如此一来，州郡军队偏少，而藩王军队偏多，这导致“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时，各州郡根本无法为朝廷提供任何帮助。
4、胡人内迁数量增多。东汉以来，随着匈奴的分裂，中原王朝西部、北部便将的少数民族便已经开始了陆续内迁，大量游牧民族的内迁的确有充实边郡的作用。魏晋时期，由于战乱频发导致中原人口迅速衰减（三国时期总人口仅750万左右），为了弥补内地劳动力不足的情况，朝廷于是经常招引乃至强制少数民族内迁。少数民族的大量内迁，导致北方胡人数量剧增，甚至于已经超越了北方汉人的人数。胡人的大量内迁，为之后的“五胡乱华”埋下了伏笔。
西晋时期胡人分布图
八王之乱，压死西晋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司马炎这么聪明的人，竟然被儿媳妇轻易蒙骗，将皇位传给了一个痴呆儿。
司马炎篡魏称帝后，于公元279年灭掉了东吴，就此结束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战乱，天下再度一统。此后，西晋进入了短时间内的成长期，历经“太康之治”，西晋国力得到一定程度提升。
然而好景不长，在天下逐步稳定的情况下，西晋皇室迅速走向了腐朽。而随着门阀制度的形成，世家大族更是肆意贪腐，相互之间攀比、奢侈成风，大臣傅咸上疏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请求皇帝制止，但司马炎不仅无动于衷，甚至还资助其舅争富。官僚们不仅奢侈成性，而且公开抢劫、杀人。如石崇做荆州刺史，“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
太熙元年（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晋惠帝司马衷继位，外戚杨骏辅政。由于司马衷并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这引起了宗室和外戚的争权夺利，皇后贾南风得以专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愈演愈烈，终于激发了“八王之乱”。
元康九年（299年），贾南风欲除太子司马遹，太子在金墉城被杀，司马伦、孙秀等人伪造晋惠帝的诏书，以杀太子的罪名，发兵收捕贾皇后及其党羽，自此“八王之乱”大幕被拉开。在元康九年（299年）至光熙元年（306年）这短短数年间，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西晋宗室相互攻伐，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天下混乱不堪，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统治集团的力量消耗殆尽，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迅速爆发。
永兴元年（304年），就在“八王之乱”期间，司马颍部下刘渊借机返回匈奴控制下的左国城，召集匈奴人起兵反抗西晋统治，自立为汉王。同年氐族领袖李雄占成都，自称“成都王”，史称成汉。自此，“五胡乱华”序幕被拉开。
建兴元年（313年），晋怀帝在平阳遇害，晋愍帝司马邺于长安称帝，改元建兴，同时下令司马睿、刘琨等大军分三路合击平阳，但司马睿在士族鼓动下抗命不遵。
建兴四年（316年）八月，刘曜发兵攻打长安，并且切断长安的粮运。同年十月，断粮后的晋愍帝司马邺无奈之下投降，长安失守，西晋至此彻底灭亡。匈奴则控制了几乎整个中原，长达一百多年的大动乱开始。而后，各族陆续在北方建立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 都城丢失，北方战乱，晋元帝只能率中原汉族臣民从京师洛阳南渡，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后西晋渡江后，在建康（今南京）定都，史称东晋。中原汉族士族等臣民相随南逃，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王导依赖南渡的北方士族，团结江东豪强，协助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
一个是魏晋时允许大量蛮族进入内地，接触和吸收了汉族先进技术，使得之前汉族对蛮族的技术优势化为乌有。
一个是废除郡县兵，削弱了汉族武力。
二者合一，导致大乱。
两汉以来，不断与西北外族作战，战后基於“柔远人也”的观念，把投降的部落迁入塞内，与汉族杂居。如汉文帝时，晁错建议用重赏厚酬招胡民实边；汉宣帝时，纳呼韩邪“保塞内附”；东汉光武亦曾徙南匈奴数万人居西河。凡此种种，皆为“容胡”措施，即使曹操将降附的匈奴分为五部；分别居於山西汾水等地，也不能挽回局势。至晋武帝时，郭钦指出“西北诸郡，皆为戎居”。惠帝时的江统亦强调关中百多万人口中，“戎狄居半”，并州匈奴五部之众，人至万万。随时会引发变乱。
西晋王朝未能徙胡
西晋初年，不少胡人已入居关中及泾、渭二水流域，势如弧形，包围晋都洛阳，形势极不利。故武帝太康初年，侍御史郭钦请徙胡族于塞外，并以汉人实边以绝胡患，武帝不纳。[8]惠帝元康元年，江统作《徙戎论》，谓若不立刻徙胡，晋室岌岌可危。亦不为惠帝接纳。当时形势已积重难返，既无法徙胡，即使要他们“各附本种，还其旧土”，亦不可能，故所有徙胡之议，成为一纸空文。加上政府容许胡人移入，却不教化，只有加深胡汉两族的矛盾。
胡族武装逐渐强盛
东汉末，政府与州郡为挽救战乱的颓势，乃以降服的胡人为兵，保卫疆土，如汉灵帝以南匈奴兵助平黄巾。魏晋政府亦继承这“用胡”政策，曹操用氐族兵，又将匈奴编入军队，增强战斗力。晋武帝以匈奴人刘渊为北部都尉、惠帝更以刘渊为五部大都督。以胡人为兵，这情况于八王之乱时更普遍，如王浚，司马腾用鲜卑人，成都王则用匈奴。在用胡策略下，胡人尽知西晋国力虚实，只要时机一到，便起兵作乱。
与此同时，胡族的军事实力也逐渐显现出来。晋武帝时发生的秦凉之变中，秃发树机能屡败晋军，动乱持续十年。晋惠帝时又有齐万年起事，晋廷主帅昏庸，折损大将周处。
自然背景
西晋自武帝太康二年至惠帝太熙元年（282-292）十年间，几无岁不旱，关中大饥，以致“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此后又发生蝗灾瘟疫，引发大规模的灾民流徙。西晋王朝对天灾应对乏力，对天灾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应对失当，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包括李特起义在内的一系列反抗运动，进一步削弱了晋王朝的统治。同时，北方大范围的饥馑也造成关中和晋都洛阳粮食紧张，削弱了其抵抗外部进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