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科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时期，古希腊时期，迄今为止的阶段 .
萨顿最重要的业绩在于他奠定了科学史学科的基础。正如萨顿的学生所言，萨顿的不朽功绩在于，“他创造了一门学科的工具、标准以及批判的自觉性”，“现在科学史已是一个稳定的学术领域。乍一看来显不出萨顿影响的痕迹，然而他不仅通过英雄般的劳动业绩创造并收集必要的的建筑材料，而且他也把自己看成将科学史建成一个独立的和有条有理的学科的第一个深思熟虑的建筑师，他的确是科学史的第一位建筑师。”
“他的灯光曾在那里，我把那灯光怀念”
萨顿坚信科学史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他最高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的人文主义。他的学术活动就是为了要实现“全部知识的综合”，使科学史成为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正如萨顿自己所总结的那样，在他的著作中，有四条指导思想一直贯穿始终。这四条指导思想就是:统一性的思想、科学的人性、东方思想的巨大价值，以及对宽容和仁爱的极度需要。
萨顿去世后，《爱西斯》杂志在萨顿诞辰100周年纪念的时候(1984年)，萨顿的女儿，梅·萨顿这位后来比乔治·萨顿名气更大的诗人和小说家发表了一首充满感情的诗作来悼念她的父亲。在这首诗的结尾处，梅·萨顿深情地写道:此时，死亡的余音只是人们对他的颂赞，就像一位邻居所写所说的那样:“我不认识你的父亲，但是他的灯光曾在那里，我把那灯光怀念。”
创建贡献
至少有三点：
第一，提出了科学史处于文明史核心地位的观点。他在各种场合反复论证了科学史的独立价值，断言“科学史是唯一能够说明人类进步的历史。”这样，科学史在所有的历史中就是核心和最重要的，因而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他把自然科学与技术视为支撑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因而科学史也就是人类文明史的支柱部分。总体上说，萨顿这一观点是符合实际的。
第二，创立了科学史学科，并为现代科学编史学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以渊博的学识、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和对文献不辞劳苦的积累，为科学史的研究做出了极为重要的奠基性工作，他未完成的巨著《科学史导论》，他亲手创办的杂志Isis和Osiris，以及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本学科的教学实践等，为科学史的最终确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某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其标志有二：一是该学科成为一种社会建制，二是其研究课题基本固定、研究方法基本形成和成熟，并有其学术自主性。就科学史而言，职业科学史家的出现是学科建立的外在表现，而自主的科学史编史纲领的出现则是学科成熟的内在标准。一般认为，20世纪，科学史首先在社会建制方面成了一门专业性学科，是以萨顿及其成就为标志的。[22] 萨顿是当之无愧的科学史学之父。除此之外，萨顿坚持自培根到孔德和保尔·坦纳雷以来的主张，即科学史的研究者要把实证知识视为整体，要以通史（综合史）代替专科史。并由他本人里程碑式的工作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正如库恩所指出，虽然“后来的经验表明，各门科学其实并非浑然一体，按照一部科学通史的要求，即使有超人的学识也难以把所有的进步都编到一部连贯的历史叙述之中。”但是，萨顿的尝试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以至于其工作成了现代科学编史学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23]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科学人性化的主张，成为科学人文主义思潮的首倡者。萨顿“对亚里斯多德很热情，但对柏拉图却表现出强烈的藐视态度。虽然他爱描写科学理念的美感和科学家们对事业的英勇献身，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成为一名‘科学至上主义者’，而且，他对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邪恶副产品(evil by-products)拥有一种严肃的判断力。” [24] 他关注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现象，并努力去寻求解决的方法和途径。他将科学史视为弥合两种文化鸿沟的桥梁，视为科学人性化的唯一有效的途径，因而极力主张并身体力行去创立人性化的综合科学史，他主张科学人文主义，为科学与人文的协调统一、共同发展做出了贡献，他的思想影响深远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现代
至少有以下两点：
首先有利于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科学史观的缺陷。萨顿指出，努力追溯西方传统是必要的，但同样也需要对东方传统有更多的了解。萨顿不大熟悉中国科学史，因此未能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价值做出中肯的评价，因而是有缺陷的。尽管如此，他的主张和观点对纠正西方人的文化偏见，促使一些西方科学家把目光转向东方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林德宏、张相轮曾指出，或许可以说，正是萨顿在1930年发表的题为《东方和西方》的演说，促使七年以后，英国的生物化学家李约瑟走上了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道路。如今，李约瑟的研究成果已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对人类科学的巨大贡献，进一步证实了萨顿关于东西方文化亲如手足、相互促进的观点，弥补了萨顿对中国科学技术论及不多的缺陷，使世界各国学者对中国科学技术史价值有了充分的认识。[25] 萨顿强调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科学史观，强调世界各民族的独特贡献和地位，这在今天经济、文化等日益“全球化”、“一体化”的形势下，为保持文化多元，保持各个民族的文化特征，防止单一的西化，为文化今后的发展不至于停滞和枯竭，其意义就更为重大。
其次，萨顿“人性化”的科学史观为科学史研究指明了新方向。林德宏先生也曾指出：“科学史也应当以科学家为中心，以科学家的科学思想为中心。这应当是科学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26] 许多科学史论著，充满了“科学味”，却缺少“人情味”。有一些科学史著作从表面上看也是以科学家为中心的，但仅仅把科学家的思想视为历史环境的产物。虽然也列出了一系列科学家的大名，但这些科学家很少具有个性，过于强调理性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抹煞了感情的影响和作用。“可是，最善于抽象思维、最严肃的科学家，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也充满了‘多彩多味’的感情，谁能说这种感情同他们的科学事业毫无关系？”[27] 科学史论著以科学成果为中心，而不是以科学家为中心的结果，将科学史写成铁的必然性和绝对合理的历史，这无疑造成了一种“无人的”科学史观现状，至今为止的科学史都写成了冷冰冰的、无科学家感情的、无人性的尤其是无萨顿所指望的“人性的”科学史，这样自然不利于人们尤其是人文学者对科学作人性化的理解，造成了两种文化的隔膜直至分裂对立。要真正做到以科学家为中心，就应当做到以科学家的思想为中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承认认识主体的差异性、认识思想的随意性和自由度。深入开展科学认识思想史的研究，有助于在科学史的研究中突出科学家及其思想的中心地位。 如今，在我国已有一些专家、学者在努力去“写”一部“人性化”的科学史。如吴国盛的《科学的历程》就是一部力求写成人性化的科学史，虽然只是初步的，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林德宏先生在这一方面化了很大的精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已著有《科学思想史》，《东方的智慧》和《科学认识思想史》等。可以说，沿着萨顿指引的路不断向前探索，我们将日益获得丰硕的成果，直至完成萨顿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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