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一生思想经过了三次较大的变化，少年时期最信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说；17岁时服膺法家中的术家之说；47岁时开始信仰马列主义。所以，当梁启超发起“史界革命”时，当时年仅十四五岁的吕思勉在思想上的震动是巨大的，他抛弃了旧的史学观念，在思想上开始追随梁启超，在实践中开始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以后吕思勉“在治史的规模上深受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
进化史观最先由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介绍到了国内，与此同时梁启超在1901年和1902年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系统地向国人论述了进化论历史观，发出了“史界革命”的号召，要求推翻旧史学，建立新史学，从而使中国史学的传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进化史观一时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吕思勉热情地接受了进化史观，并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导思想撰写了《白话本国史》，以此来声援新文化运动。吕思勉研究历史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坚持不懈地涉猎古文献，又广泛阅读新出报刊和从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
《白话本国史》初版于1923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虽是一部学术性的专著，但预设的读者对象却是青年学生，史识丰富，笔调流畅，数年内不断重印再版，是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该书除了叙述历代的政治制度、经济组织、宗教文化、社会情形之外，尤其关注与中国历史关系密切的东南洋、中西亚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诸如“近代的蒙回藏”、“近代的西南诸族”、“近代的后印度半岛”、“中西交涉的初期”、“藩属的丧失”、“俄蒙英藏的交涉”等内容，都有专门的章节加以叙述。这些与现代中国休戚相关的问题，多为后来通史著作所缺失。书中包含的大量的知识原点，许多涉及历史、地理、语法、训诂、辨伪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工具书里不易查到的。
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宣扬了进化史观，将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实体。他运用进化史观对中国远古的历史进行探讨，认为中国可考的历史起于三皇五帝，燧人氏代表渔猎时代，伏羲氏代表游牧时代，神农氏代表农耕时代，人类社会是由野蛮逐步走向文明的。这种用进化观点诠释传说中的历史的做法虽然有不确切之处，但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把上古时代作阶段性的划分，这在前代是没有出现过的，读来使人耳目一新，用吕思勉自己的话说就是“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此外，吕思勉还依据进化观点对婚姻、官制、赋税、兵制等进行了论述。《白话本国史》全书就是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导思想叙述的中国历史，证明了人类社会是在不断的进化之中走向发展的，从而打破了古人的循环之见和崇古卑今的观念。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反映了“新史学”的发展方向。也正是基于此，《白话本国史》成为了中国史学界第一部有系统的新式通史。 吕思勉研究历史，主张其第一个条件，就是对于各种科学，先得要有一个常识。治史学的人，往往以为社会科学是紧要的，自然科学则不甚重要，实亦不然。有许多道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相通的。如演变的观念，若不知道生物学，就不能知道得真确。又如治历史，要追溯到先史时代，则史家对于地质学，岂能茫无所知？这是举两端为例，其余可以类推。所以治史学的人，对于现代的科学，都不能不略知大概。否则用力虽深，也和一二百年前的人无以异了，安足称为现代的学问家？固然，各种社会科学，如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人生哲学等，和史学的关系更为密切。然只能谓治史学者，对于此等学科，更须有超出常识以外的知识，而不能说此外诸学科，可以并常识而不具。
五四运动后，中国出现了科学的新史学。新史学十分强调方法论，要求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历史。吕思勉对这种新史学的发展趋势有着他自己的理解，认为“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而尤其是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的，所以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从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了。……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于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由于吕思勉的史学研究十分强调社会学的根基作用，所以他将历史研究的目光放眼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比较全面地叙述了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以后他又以历史学的眼光撰写了关于社会历史的各种专著，足以证明社会学对他的历史研究影响深远。吕思勉的女儿吕翼仁就曾说过：“父亲是在广泛研究社会科学基础上治史的，以治史的人而论，眼光就比较宽。眼界宽，看事情容易融会贯通，以横的角度来说，就能着眼于事情的变化发展；从纵的角度来说，也有利于比较研究。父亲所以能在通史方面做出较大的贡献，说不定和他治学方法有关。父亲早年就认为历史的基础是社会科学，在研究历史之前，对各种社会科学应当多少懂一点。”吕思勉正是因为拥有了广泛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才使他的著作眼界开阔，能紧紧地跟上时代的步伐。 吕思勉在很多著作中都探讨了历史的定义和价值，他把历史的功能和历史教育的功能相联系，论述了历史教育的目的。他对历史教育目的是求知过去，以明白现在。他常常将历史学的这个目的，分成相互联系、而又层层递进的三个层次来加以说明。
其一、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吕思勉认为，所谓历史指的是人类的历史，人不能单独生活，有人类就有社会，所以人类的进化就是社会的进化。而“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这就指出了历史教育的目的是要帮助学生了解社会进化的真相。吕思勉把历史定义既为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同时强调古今历史互为联系的因果由来。
其二、知今日情势之所由成。学习历史，了解社会进化的真相的目的是为什么？吕思勉主张：学习历史，不在于尽记以往的历史。历史本是用来说明现在的，不知过去，必不能知现在，“求知过去，则正其所以求知现在”。所以，除了教授历史时代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外，最重要的是那些“使社会成为现在的社会的历史，尤其是那些对现在社会仍有直接影响的历史，正是我们需要详尽叙述和教授的。了解以往的史事，认识历史中的因果关系，都是为了明白现在社会的由来，了解社会的现状。这样，他把学习历史与现在的需要联系起来，不是为历史而学习历史，而是为了更好的认识现在，知道现在的所以然，把它视为现代历史教育的一大目的。
其三、臆测将来。学习历史，知道今日情势之所由成的目的又是为什么?“知今日情势之所由成，则可以臆测将来，略定步趋之准则”。吕思勉将历史教育的最终目的定在了臆测将来，即学习历史以观察未来，指导行动。就像吕思勉所说的，只有知道历史，才知道应走的路，才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所当尽的责任。
吕思勉对历史教育实质的认识更倾向于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价值。他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让受教育者“于今日社会，粗能了解，处世做人不至茫无把握”，即学会“处世做人”。吕思勉在《吕著中国通史》中提及他之所以致力于撰写中国通史，也是“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所以，学习历史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知道应走的路、当尽的责任，都是面向生活的；其次才是知识层面的，若受教育者要从事学术研究，则可以有所依据，“使前人所得，有以裨益后人，而后人不必从头做起。吕思勉对教育主体性价值的强调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