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朔（前154年－前93年），本姓张，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陵县神头镇，另一说山东惠民）人，西汉辞赋家。汉武帝时，朔上书自荐，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1]遂诏拜为郎，后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古代隐士，多避世于深山，而他却自称避世于朝廷。
他博学多才[2]，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有自己的观点，“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但因性格诙谐，滑稽多智，常在武帝面前谈笑，被汉武帝视为倡优之类人物，始终不得重用[1][3]。于是东方朔写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抒发不满。其中赋体散文《答客难》是其代表作，开了赋体文学的新领域。杨雄的《解嘲》和班固有《答客戏》，都是由《答客难》的形式发展来的。东方朔亦著有《神异经》[4]。
在后来的各种记载中，东方朔的事迹常被神化，将其描绘成暂居人间的神仙之类的人物[5][6]。李白也有诗曰：“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7]。东方朔同时因其滑稽多智被尊为相声业的祖师爷。
在汉代的众多文士之中，东方朔是独具特色的一个。他是汉武帝时颇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又是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滑稽人物。作为当时的重要文士，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上书自荐》、《难公孙弘》都可称为一时的佳构，并对后来此类作品的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作为“滑稽之雄”，他的机智与滑稽，他的大胆直谏与微言婉讽，他的博闻多识及在武帝专制与严酷下的优游不迫的特点，敖弄王侯、无所为屈的个性，都为后来的文人士大夫所称道。对东方朔及其作品的研究，是汉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审视东方朔研究的现状，总结经验，对于后来的研究，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东方朔与“朝隐”。“朝隐”是古代文人士大夫在远离官场归隐山林和仕宦朝廷的或隐或宦之间的折中，是一种既在朝廷作官，又坚持自己的人格节操的做法。从表面看来，仍在朝廷里做官，是混同流俗，而本质上却不失其清正之性，不去真的迎合当道。东方朔被认为是实践朝隐思想的第一人。《史记•滑稽列传》的“东方朔”部分曰：“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踞地而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这种避世于朝廷的思想行为即被人称做“朝隐”。夏侯湛《东方朔画赞》即云东方朔“染迹朝隐，和而不同。”现代人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较多，王立的《出处之念的起因及主要意旨——“朝隐”与中国古代出处文学主题》一文即云：“‘朝隐’思想的实践，颇有戴上人格面具演戏的味道，而这又首创于那个在汉武帝身旁常先谀后讽、戏谑中直言切谏的东方朔” 。王继训《也谈“朝隐”与东方朔》也认为，“东方朔将朝与隐二者相互融通的因素结合起来……将仕与隐，出世与入世二者集于一体，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出与入的矛盾，使士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统一起来，为士人实现理想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
2.东方朔的“滑稽”。
作为“滑稽之雄”的东方朔，其滑稽言行是颇引人注目的。《汉书•东方朔传》载：“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者，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扬雄在其《法言•渊骞》中，对东方朔有简短评语，并称东方朔为“滑稽之雄”，此称亦为班固及后代的许多文人所沿用。今人陈兰村、张根明《论东方朔的“滑稽”、“朝隐”及文学创作》一文从《史记•滑稽列传》本身对滑稽人物及其言行的认识出发，分析了东方朔的滑稽言行，认为，“东方朔的滑稽‘只多在形式上符合滑稽美学范畴，而在其本质上则近于当代美学中的崇高。’”，“东方朔的滑稽言行是被人们称做‘朝隐’的生活方式的外在表现”；傅春明《东方朔作品辑注•前言》的“东方朔的滑稽性格和它的社会性”部分认为，东方朔的滑稽行为，是他取宠求仕和“在尊贵面前维护一个卑贱者的道德和尊严”、“在严酷的统治铁蹄下取容活命”的手段，“东方朔的滑稽性格是时代的产物，是被严酷的封建制度扭曲了的畸形性格”；二文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东方朔滑稽言行的本质及其形成的原因。郑凯《幽默大师东方朔》、诸葛志先生的《释“滑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东方朔的滑稽言行的特点。
3.对东方朔的人格评价。
在对东方朔的评价上，褚少孙在《史记•滑稽列传》的补传中，将东方先生定位于滑稽人物。班固在《汉书•东方朔传》中引刘向、扬雄的话，亦云东方朔“不根持论”，对其人格亦定位在滑稽调笑的一面，在《赞》中亦称其“滑稽之雄”。并多次把他和枚皋、郭舍人并提，言其“为赋颂，好嫚戏”，“不得比严助等尊官”。后世的封建文人，多从正统的观念出发，对东方朔的思想性格多有指斥和曲解。今人中，冯沅君在她的《汉赋与古优》一文中，还是把东方朔定位在“准倡优”的层次，对他谏诤的一面有所忽视。同时，也有部分封建文人，能够对这一问题形成较为合乎实际的认识。如晋之夏侯湛，他在《东方朔画赞并序》中，对东方朔的以滑稽诙谐取容，以讽谏名节，“洁其道而秽其迹，清其质而浊其文”的行为则有清醒的认识。明人对东方朔传闻逸事和作品有过几次搜集整理，对东方朔的行事有较深刻的理解，因而对东方朔的评价也多近于实际，如张溥、康丕扬等。康丕扬云：“讽谏直谏各归于正，超出汉廷以上，大有益于人主。其慷慨谏诤，时以正出之时以婉入之；知武帝忌戆而守以近臣之和也。惜夫世人不察，猥以吾丘寿王辈同类而共目之，甚有列之滑稽者矣。” 现当代的学者中，费振刚则做了合理的分析评价，可以作为这一认识上的一个总结。他说：和当时司马迁、司马相如等一般文士一样，“东方朔行为的乖张，正是他才智不能施展，反遭鄙视，内心极度悲哀、愤懑的变态表现”，他的“言论虽然诙谐，但也有他深刻、尖锐的地方，更不是一味阿谀颂扬，以顺遂汉武帝的心意为目的”，这“既显示了他的机智，也表现他不肯违心谄事皇帝、权贵的傲岸不群的性格”。
二．作品研究
一．作品的考辨与结集
东方朔去世不久，他的作品就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刘向受诏校理群书时，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东方朔作品进行了搜集整理，并进行了初步考订。班固在《汉书•东方朔传》中论及东方朔的作品时，就是完全引用刘向的考证结果，他说：“朔之文辞，此二篇最善。其余有《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八言》、《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车》，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并在赞语中说：“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今后世多传闻者。”应该说，刘向不仅对他的作品进行了整理，而且考察了后世关于东方朔的传闻真伪相杂的原因，从一定程度上说，这原因也适于对其作品真伪相杂的原因的揭示。
刘向所集东方朔作品隋前已失。著录于《隋志》的“汉大中大夫东方朔集二卷”则是对东方朔作品再一次的考订与结集。这一集子流传时间颇长，唐时还有传本。
著录于《隋志》的《东方朔集》明代前期又一次佚失，于是学者们又对东方朔的作品进行新的辑佚整理。明代对东方朔作品作过全面辑佚的主要有吕兆禧、张溥、康丕扬等，清代则有严可均。
吕兆禧有辑本《东方朔集》，此本今佚，唯其目录还存在于其他人的引述之中。该书一卷，共收东方朔作品二十六篇，其缺点是对所收作品考辨不精。部分作品如《伯夷叔齐对》、《善哉瞿所对》等更像是东方朔的逸闻琐事，而不像是他的作品。
张溥《东方大中集》见于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共收东方朔作品十五篇，凡骚、疏、书、序、论、设难、颂、铭、诗九类。除《十洲记序》学术界公认为伪作外，相较而言，其余作品收录较精，是今存辑本中相对质量较高的，后世还多次翻印。
康丕扬有《东方先生文集》，见于《汉魏诸名家集》，此本流传不是很广。
严可均辑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全汉文》部分有“东方朔集二卷”，所辑作品十七篇，并附《东方朔占》九条。虽所收作品如《东方朔占》九条即属于伪作，但对照现存几种东方朔作品的辑本，该书对东方朔的作品收罗最全。
在东方朔的诗作方面，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得朔之诗作四首，其《七言》、《六言》均为残句，为以上辑本所未收。
今人这方面的研究成就以傅春明的《东方朔作品辑注》为代表，该书是迄今为止关于东方朔及其作品研究的唯一专著，书分前言、正文和附录三部分。《前言》部分是著者研究东方朔的成果的集中展示，辑注部分则以张溥《东方大中集》为底本，入选东方朔作品十四篇，分篇进行校注。并对入选作品做了真伪、创作时间等方面的考辨，许多考辨具有总结性意义，值得参照；书后附录《东方朔生平大事记》、《史记•滑稽列传》的东方朔部分、《汉书•东方朔传》、《东方大中集题辞》等内容。另外，今人的研究值得提出的还有呈众，他的《东方朔及其作品》系列论文，也对东方朔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对其部分作品进行了注释。
作品的辑佚与结集和作品的考辨是同时进行的，结集是考辨与辑佚成果的最后展示。除以上学者在辑佚的同时进行的考辨外，许多目录著作也对部分托名为东方朔的作品进行了考辨。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即考辨了托名为东方朔的《十洲记》、《神异经》等作品。后来的吕兆禧《吕锡侯笔记》、黄云眉《古今伪书考》、《四库提要》、《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四库提要辨证》等也都是对部分托名为东方朔的作品进行了考辨，所考辨作品涉及《东方朔岁占》、《东方朔书》、《东方朔书钞》、《东方朔历》、《东方朔占》、《东方朔占水旱下人善恶》、《十洲记》、《神异经》、《易衍》、《灵棋经》等。《四库提要》对部分托名为东方朔的作品考辨精详，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则补苴罅漏，论证更为详备。张心澄之《伪书通考》承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而来，为古籍辨伪的专门著作；该书对历来所收关于东方朔作品的辨伪言辞皆作收录，资料最为丰富，但只管收集众家之言，不下己意。另外，其他典籍中亦间有对托名为朔的作品的考辨之语，多承前人意见而间出己意，此不备述。
《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东方朔二十篇”。这“二十篇”因为著录在“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又佚失较早，而《汉书•东方朔传》又提到东方朔的“陈农战强国之计”的上书，这篇上书“专商鞅、韩非之语”，从班固的叙述来看，颇有杂家之风。所以后世对这“二十篇”就有不同的看法。姚振宗以为这“二十篇”就是东方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辞数万言”的上书，今人傅春明也说：“《东方大中集》收录较精……搜录不过十四篇……当然，这还不包括今已佚失的各类文体的文章，例如，属于政论文体的记载于《汉书•艺文志》的杂家目下的二十篇等。” 余嘉锡则以为是东方朔的作品集，徐宗文也说：“《汉书•艺文志》将东方朔归入杂家一类，记曰：‘东方朔二十篇。’很显然，二十篇的总数，应该成为我们考定东方朔作品的数量（即“多少”）的依据。” 其实，对这一问题的判断应以对《汉书•艺文志》（或者说是《七略》）著录体例的透彻理解为基础，但由于《汉书•艺文志》是承《七略》而来的第一部目录学著作，“前修未密”，加之古书流传中的脱讹衍倒的现象，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还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
二．作品的艺术成就与系年
东方朔作品流传下来的虽然不多，但他确实曾是当时多产而且知名的作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的《辨骚》、《诠赋》、《祝盟》、《杂文》、《论说》、《诏策》、《书记》等篇中，论及东方朔的作品近十种，对其部分作品作了较高的评价，并指出了这些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今人之中，傅春明在《东方朔作品辑注•前言》中专设《东方朔的作品及其艺术成就》一节，指出了东方朔在讔、谐、书以及赋等各种文体创作上的成就，较为全面。陈兰村、张根明《论东方朔的“滑稽”、“朝隐”及文学创作》一文涉及东方朔创作成就的部分，则着重分析了东方朔作品的艺术风格。
作家作品的系年是深入研究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及艺术成就、深入理解作家作品等所必需的工作，对东方朔作品系年的专文至今还没有出现，但康金声《汉赋年表》对东方朔的部分赋作做了系年，傅先生则在他的《东方朔作品辑注》的《东方朔生平大事记》和作品辑注的注释部分，对东方朔的大部分作品的创作时间做了一定考索。
这两方面的研究从总体上看，还不够深入，艺术成就的探讨缺乏一种基于东方朔全部作品基础上的分析探讨，多数目光只是盯在部分作品如《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等作品的分析上，有失偏颇。作品系年的工作似乎还没有完全起步。一个令人满意的作品纪年的出现还有待时日。
三．具体作品的研究
对于东方朔具体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七谏》、《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等篇目上，其论述主要集中于作品真伪和对作品价值的判断两个方面。
1．《七谏》。今存《楚辞》，《楚辞》的许多研究论著即有涉及。
关于真伪。东方朔的这篇作品首见于《楚辞》，《史记》、《汉书》均未提及，《文选》也没有收录。以故该文真伪，今人说法不一。一种观点以为，该文就是东方朔之作，如马积高先生在他的《赋史》中论及东方朔的作品时说：“《楚辞》载其《七谏》……”，姜书阁先生亦云：“东方朔尚有《七谏》七章……” 都是将此作为东方朔的作品来叙述，但都没有论述。另一种观点则以为该文“真伪难辨”，如龚克昌先生在《东方朔评传》中说：“《楚辞》收《七谏》……这些文章真伪难辨。” 徐宗文先生也说：“东方朔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载曰：‘杂家’东方朔二十篇。今据《汉书》本传等记载考证，计有……确成二十篇。其它如《七谏》、《旱颂》等与史载相违，皆不可靠。” 其实，《楚辞》为刘向所集，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今存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也题作“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刘向距东方朔的时代较近，故《楚辞》所收《七谏》当为东方朔的作品无疑。
关于价值判断。对该篇的价值判断可分为两派，一种以为该文是对屈原作品的简单模拟，绝少文学价值，持这一观点者古代如朱熹，他即认为该文是“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疾痛而强为呻吟者”。当代的学者中，姜亮夫先生就说：“东方《七谏》规模屈生之义，列《初放》、《沉江》等篇，似若可求，实则借音而言，羌无故实。” 另一种观点则以为，该文是东方朔自抒心志之作，是“代屈原设言”，是借古讽今。后一观点以郑文先生《读<七谏>》为代表，力之《从<楚辞>成书之体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一文也论述了这一观点。上两种观点都是对《七谏》传统的解读，而王利锁则认为，包括《七谏》在内的《楚辞》中的四篇汉人作品“实际上是汉人对其心目中的屈原的思想感情、生活性格、生平遭际的描述和评论的解读性文字，是保存下来的汉人解读屈原的较早而且极值得重视的文献资料” ，为解读包括《七谏》在内的《楚辞》中的四篇汉代人的作品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2.《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这两篇是东方朔的代表作品，历来的文选家多有选录，故关于它们的评论文字较多，见于现行的多种文学作品选本，但主要是赏析性的文字，是对这两篇作品的主题、写作手法的分析以及作品对后来这类作品创作的影响的揭示。
总起来看，对东方朔及其作品的研究，深入全面的研究较少，除傅春明《东方朔作品辑注》是东方朔研究领域内唯一一本专著外，现有的研究都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出现。或是只就有关东方朔的个别具体问题进行探讨；或是只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涉及到东方朔时，做一些简要的论述。研究中争论较为集中的问题主要是东方朔的生卒年代、东方朔的籍里——古厌次究在何处、东方朔的思想倾向、“东方朔二十篇”以及题名为东方朔的部分作品的考辨，等等。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东方朔的籍里、生卒等问题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对古籍中题名为东方朔的作品还没有一个全面的考辨与整理。还有许多问题，如关于东方朔的交游情况，东方朔的身世之谜，出现于古代俗文学作品中的东方朔的形象及其演变，东方朔为何能够从汉武帝身边一名普通的臣子一变而为神仙，成为古典文学作品中一个独放异彩的神仙形象等问题，至今还无人涉足。所有这些问题，对于全面深入了解东方朔，进而全面认识汉代文化乃至古代文化，都是应该解决的，上面这些研究的不足，也是我们今后这方面的研究应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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