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志存高远,他躬耕南阳之时自比管、乐,很可能仅是其追求的较低目标。以三国当时形势而言,不排除诸葛亮亦有争夺天下、建立王霸之业的雄心。可惜的是,由于诸葛亮出道太迟,汉朝十三州之地已被各路诸侯瓜分殆尽。诸葛亮已失去自树大旗,成为独霸一方诸侯的最佳时机。胸怀济世之才,欲图王霸之业的诸葛亮要想攀上权力的高峰,唯一的途径只能是择主而事之,这对诸葛亮而言,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与司马懿相似,仍是实现其政治目标的重要契机。
一 借刀除关羽
诸葛亮攫取权力的最大障碍是谁,毫无疑问,是关羽。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发动襄樊战役,虽然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最终却导致荆州失守,自身也为孙权所杀。
诸葛亮对襄樊战役采取了壁上观的态度,致使关羽兵败临沮,蜀中却无一卒往援。而曹操亲统大军屯驻摩陂,并不断调遣于禁、庞德、徐晃率兵增援樊城,如此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蜀汉方面也丝毫没有采取任何对策,最后当关羽败走麦城,全军覆没之际,蜀中援军还是迟迟不至。最终关羽被东吴擒杀。
关羽镇守荆州,手握重兵,骄狂不可一世,不但易代(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以对付,即使刘备健在之时,诸葛亮也很难越过关羽这道障碍,而攫取更大的权力。所以诸葛亮宁可丢失荆州,也要借吴人之手除掉关羽。
二 操控后主掌政权
诸葛亮执政时并没有被时人视为事君以礼、谋国以忠的圭臬。反之,蜀汉政权中,李严、廖立、来敏、魏延等人对诸葛亮专政揽权颇多微词,诸葛亮在世时,迫于其权威,人皆不敢直言指斥。然而,诸葛亮甫卒,丞相参军、安汉将军李邈即上书后主刘禅,曰:
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
蜀汉政权中不仅李邈有此看法,甚至连尚书令李严亦猜忌诸葛亮有不臣之心。《三国志·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云:“(李)严与(诸葛)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
自王莽始,权臣易代,夺取帝位,必先封王,加九锡,然后再龙袍加身,登上九五。汉末,曹操欲加九锡受汉禅,遭到心腹荀彧的坚决反对,“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李严亦是刘备临终时的托孤重臣,难道他的天良已尽,会容忍异姓篡夺刘氏江山?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劝诸葛亮受九锡,只有一种解释合乎常理,即表面上尊崇诸葛亮功高盖世,当赐以殊礼,而实际上是在试探诸葛亮是否将走王莽、曹操的道路,加九锡,建国封王,进而代蜀汉称帝。
按理来说,作为托孤重臣的诸葛亮对此应表示极大的愤慨,除严厉斥责李严外,也应郑重表明自己一心事主、效忠汉室的心迹。但诸葛亮的答书却并非如此,他回书曰:
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及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
诸葛亮云“十命”,乃指“九锡”之外再加“一锡”,可见其“十命”之谓比李严劝进九锡更上一层。我认为诸葛亮这番话的口气相当大,完全不像出自一个自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之口,说得难听一些,反倒像一个乱臣贼子所言。众所周知,九锡非人臣之常器。汉制,非刘氏不封王,曹操封魏王,加九锡,不臣之心路人皆知,诸葛亮难道不懂这个道理?汉魏之际,除曹操受九锡外,还有刘备自加九锡,称汉中王。孙权受魏主曹丕九锡,称吴王。曹操、刘备、孙权为三国之主,难道诸葛亮欲与他们比肩?
诸葛亮同刘备的君臣关系曾被世人赞不绝口,然而诸葛亮同后主刘禅的关系又如何呢?通过对有关史料的仔细分析,我认为,诸葛亮秉政后,根本就没有把后主刘禅放在眼里。他颐指气使,动辄教训皇帝。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说:“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又告诫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进而特别指出,“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诸葛亮明确要求刘禅把宫中之事也要交给他的“相府”来管,如若后主不答应,那就是“内外异法”了。诸葛亮的这番话固然是出于治国安邦之需,但他一连讲了这么多“宜”怎样,“不宜”怎样,其口气之严厉,完全不像人臣之语,而犹如一个严厉的父亲在教育不听话的儿子。尤其是“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把自己丞相府的地位同皇帝宫中的地位并列等同,而实际上则是凌驾于皇帝之上,这显然严重违反了封建专制体制所规定的君臣名分。诸葛亮觉得这样还不够,继要刘禅将宫中之事交给“相府”处理后,又举荐将军向宠“为督”,说只要“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此前执掌保卫皇室的禁军统领是刘备的心腹大将赵云,而此刻诸葛亮将其带走出征,换成了自己的心腹向宠,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是人尽其用,但联系《出师表》的前后语义和当时的形势,不能说没有一点其他用心在内吧!
尽管刘备临崩时托孤于诸葛亮,但在人事安排上,是令其作为辅政大臣,而并非让诸葛亮单独执政,刘备除规定诸葛亮与李严并受遗诏辅政外,又“呼鲁王(备次子刘永)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
这无疑是要刘禅兄弟与诸葛亮共同治理蜀国,因诸葛亮是元老重臣,故新君须以父辈之礼尊崇之。但诸葛亮却完全违背了刘备的遗诏。诸葛亮让李严留在永安,自己则扶刘备灵柩回成都,办完丧事,便开府治事。自此,诸葛亮独揽了蜀汉全部的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大举北伐时,刘禅已是二十多岁,年富力强,正值青春有为之际。按汉制,诸葛亮应还政于后主,但诸葛亮不愿放权,甚至想都没有想过让刘禅“亲政”。刘禅虽然对诸葛亮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感慨叹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诸葛亮临终前,在其接班人的问题上也独断专行,根本不同后主商量。而刘禅也不敢擅作主张,居然派尚书李福千里迢迢地从成都赶赴陕西岐山五丈原军中,代表皇帝聆听“相父”的指示。可见,刘禅当时的处境和汉献帝毫无二致,是个十足的傀儡君主。
三 北伐的真正目的
刘备逝世后,诸葛亮虽独揽朝中大权,但在蜀汉政权内还没有建立起绝对的权威,诸葛亮治国理民的政治才能以及联吴抗曹的外交之才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其军事才能究竟如何呢?刘备在世时,亮仅以“抚民划策见任”,从未单独领兵作战。众所周知,三国乃争战之世,非用武治戎不能立国。曹操、司马懿、孙策、周瑜、陆逊等人皆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而威震诸侯,闻名天下。诸葛亮若要代汉自帝,必须在蜀汉朝廷中树立崇高的声望和绝对的权威,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建立显赫的军功。
对于蜀汉政权而言,不北伐必然坐以待毙,对于诸葛亮个人而言,不北伐就不能显示其军事才能,蜀中士人就不会心悦诚服,也无法树立起个人声望,最终也就不能达到登上帝王宝座的目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主旋律就是两个字:北伐。这是诸葛亮执政后,举国上下推行的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政策,“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在我看来,诸葛亮这番话并无任何矫情饰伪,反倒是心中隐私的真情流露。因为北伐一旦取得成功,诸葛亮将功高盖世,无人可与之颉颃。届时,其已功高不赏,他要废掉“不才”的刘禅而“自取”,就有雄厚的政治资本。
蜀汉北伐的胜算到底有多少?其实诸葛亮的心里是非常清楚的。巴蜀之地虽号为“天府”,但毕竟仅一州之土,其战士人民,只天下九分之一也。单凭蜀汉自己的力量欲收复中原、一统华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作为三国时期超一流政治家的诸葛亮知己知彼,他对形势的判断洞若观火,绝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那么,为何诸葛亮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呢?对此问题,陈寿倒是作了很好的诠释,寿云:“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诸葛亮想通过北伐来证明,蜀汉政权中能够“蹈涉中原”,与强敌曹魏争高低者,唯有其一人而已,这是其代汉称帝过程中极其重要的政治砝码。
四 打压魏延
魏延善养士卒,勇略过人,是北伐时蜀中唯一一员超群绝伦的上将。刘备拔魏延为汉中太守,“一军皆惊”。在北伐中,魏延曾率兵大败魏国名将郭淮,立下赫赫战功。然而诸葛亮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难得的将才却始终不肯委以方面之任。
魏延的军事才干,诸葛亮不是不知,但为何不尽其才?个中之因值得探究。由于北伐是诸葛亮称帝的本钱,故北伐的军事指挥大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他自己手中。魏延可以建立战功,但必须在诸葛亮的直接指挥下,是诸葛亮神机妙算的结果。然而“性矜高”的魏延却冀图“如韩信故事”,单独统率一支军队,独当一面,这在诸葛亮看来,就是要摆脱他的领导,和诸葛亮争夺北伐的军功,这当然遭到诸葛亮的制而不许。
诸葛亮与魏延关于北伐路线之争的公案,曾引起后世史家的浓厚兴趣,为之争论不休。
北伐的成败既关系到蜀汉政权的安危,也关系到诸葛亮“禅代”的政治目标是否能够实现,诸葛亮深知其中利害,故其用兵怎能不谨慎持重呢?其实,诸葛亮对北伐的期望值并不太高,以弱蜀主动攻击强魏,这本身就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只要能夺取曹魏的部分疆土,取得局部战争的胜利,就足以显示诸葛亮杰出的军事才能,并给其带来崇高的政治声望。若依魏延之计,诸葛亮即使奇袭长安得手,但不过二十日,魏军就会重新集结,全力反扑(这是魏延本人的估计),蜀军必然要在关中这一曹魏的心脏地区同魏军主力展开殊死决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若战事旷日持久,诸葛亮将长期不能返朝主政,则恐大权旁落于他人之手。若一旦失利,蜀军损失惨重,诸葛亮不仅不能实现“自取”的图谋,甚至连相位亦难保。事关个人政治命运的这一重大决策,诸葛亮当然是要慎之又慎。作为三国时期一流军事家的诸葛亮,不可能不懂得出奇制胜的兵家常理。但是使用“奇谋”的风险是极大的,若“奇谋”不成,军队损失惨重,诸葛亮本人就将身败名裂,称帝则更无从谈起。
人的欲望与追逐的目标是会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即如曹操“亦未遽有觊觎神器之心。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曰:其初起兵时,仅“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操之“不逊之志”,是在其“三分天下有其二”时,才逐渐萌生的。诸葛亮遭逢乱世,幸遇明主,初必竭尽全力酬答刘备的知遇之恩。然“后主时,诸葛亮功德盖世”。又掌握了蜀汉全部的军政大权,其是否能心甘情愿地辅佐幼主,就很值得怀疑。汉魏之际,皇权衰落到极点,君臣名分的纲常伦理亦遭到严重破坏,这就给权臣受九锡与禅代鼎革提供了政治土壤与舆论导向。在此历史背景下,一旦时机成熟(比如北伐大获全胜),诸葛亮效仿“汉魏故事”,在蜀中筑起受禅台代汉称帝亦是极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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