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顽固守旧的人、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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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1

　　1、商鞅变法时的守旧派与变法派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课本上“商鞅舌战图”插图，是当时这次大辩论的写照。
　　商鞅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还教唆太子驷公开出来反对。商鞅在孝公的支持下，加强思想统治，新法得到推行。可是，前338年，孝公死，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王。公子虔等乘机发动反攻，诬陷商鞅以“谋反”的罪名，将他逮捕并车裂。商鞅虽死，秦惠王和他的子孙都继续实行商鞅的新法，所以秦的国势继续发展，为后来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2、清朝维新变法的顽固派
　　顽固派以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人为代表，是清朝廷中与洋务派对立的势力。他们对于学习西方和引进西学深恶痛绝，认为是“用夷变夏”。他们鼓吹唯祖宗之法是尊，唯古圣贤是尚。顽固派在慈禧的支持下，有相当大的势力。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顽固派和洋务派的分歧日趋激化。洋务派每项重要主张，都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
　　3、清末预备立宪时：
　　在清廷与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相对立的是守旧派，这是一个思想保守、反对立宪的政治派别，其成员包括三种人：一是排汉思想颇强烈的满族亲贵，如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铁良、军机大臣兼学部大臣荣庆、醇亲王载沣、陕甘总督升允、贝勒毓朗、旗人良弼等。他们认为“立宪政体利于汉人，而满人历朝所得之权利皆将因此尽失，故竭力反对之(《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册，第473页。)”；二是既善于揣摸亲贵心理，又与袁世凯等人矛盾较深的汉族大臣，如大学士王文韶、孙家鼎，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机，吏部尚书鹿传霖，都御史陆宝忠等。这些人都是“久处要津广蜚令誉者”，担心“立宪利新进不利耆旧，”(《时报》丙午年八月二十九日、三月十九日。)，一旦变更政治体制，自己的权势地位将为袁世凯所取代，故附合亲贵反对立宪；三是闭目塞听、恪守祖宗成宪不能变的顽固官吏，如内阁学士文海，京师大学堂总监刘廷琛以及大批号称“清流的御史胡思敬、赵炳麟、刘如冀等。在他们看来中国固有的政治制度“乃历代圣神文武垂创后世，我朝列祖列宗损益至三”(《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39)，是“至善至美”的，立宪是“窃外国之皮毛，纷更制度，惑乱天下人心”(《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32)，是“速贫、速乱、速亡”之道。这三种人中前两种身居高位，深得慈禧宠信，后者人数众多，且善于摇唇鼓舌。他们的结合就不能不形成一股强大的反立宪势力，影响和阻碍着预备立宪的进行，同时它又与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混杂在一起，更使清末政潮迭起，新与旧、新与新、旧与旧、汉与汉之间的倾扎十分激烈。
　　4、宋仁宗时的变法派与守旧派：
　　按照司马光的观点，任何革新都是错误的，历史永远是倒退的，只能守，不能变。同样是强调三代之治、先王之道，司马光与王安石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司马光将三代作为最完美的时代，将历史的演进（应当说是倒退）的原因归结为变法，既然变法只能越变越坏，那就只能不变。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明显的矛盾，既然司马光认为三代最好，那么他对本朝如何看待呢？司马光也不是糊涂虫，他肯定发现了当时存在的弊端，既然他也认为本朝不如三代，为什么不法先王之道，使本朝达到三代的水平呢？要达到三代之治，不就需要以先王之道变今日之俗吗？大概他的历史观是极为悲观的，根本不相信还有改好的可能，以至于他坚持认为，如今不如三代是变革造成的。因此，现在尽管很不理想，也只能保守这个烂摊子，否则不管怎么改，都会使现状更糟。
　　司马光是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和领袖，以他这种如此怕变、如此恨变的指导思想，指望由他主政局势会有所好转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司马光却并非真正的“保守”，也不是真的害怕任何变革，他在言行上都是自相矛盾的。比如他一上台，就尽变新法，不但要变，而且是蛮横不讲理地硬变——在五日之内尽废新法，这时他又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最极端的“变法派”了。既然“祖宗之法不可变”，他何以悍然尽变先帝之法，难道已驾崩的神宗皇帝不是祖宗吗？难道神宗所制之法在哲宗朝不是“祖宗之法”吗？司马光的道德学识古今称颂，人皆以之为纯臣，而他却在大行皇帝尸骨未寒之时，迫不及待地尽废“父之道”，此岂忠臣孝子所宜为？像他这般尽改初衷，急于“变祖宗之法”，于祖宗不可为孝，于先帝不可为忠，却又以“以母改子”为名，狐假虎威，假太后以欺先帝，司马光昭然之心，恐怕路人皆知，何以自欺欺人，愚弄天下后世！
　　守旧派一边疾呼“祖宗之法不可改”，一边又对司马光尽废祖宗之法称颂不已，道是“大得人心”，不知其所得者，何人之心？看来他们对于变与不变，并非真的立场坚定，而只是希望满足他们的私利。对于损害他们利益的，不仅要变、要彻底清除，还要快变，恨不能一日尽变。
　　守旧派鼓吹“利不百，不变法”，司马光言“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就是说只有纯利无害、万无一失之时才可变法，坏得不可收拾时才可改建。甚至居室大坏之时也不能随便改建，要看是否有良匠美材，如果没有，还是守着破屋子好，不然连旧屋都没有，就只能受风雨之苦了。司马光在《与王介甫第一书》中大引孔孟之言，力陈言利之病。攻击王安石“大讲财利之事”、“行均输夺商贾之利，散青苗收农民之息”的做法是背弃孔孟之道，罪名不可谓不大。
　　范纯仁也一再上书，攻击王安石“任用小人，专兴财利”，称其“欲求近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霸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指责王安石忘记了旧学的先王之道，舍弃王道讲霸道。
　　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也对富国强兵大加攻击。他指出：“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
　　苏轼的这一套歪理无非是孔子义利说的翻版，并无深义。贫富强弱都是利的范畴，因而无足轻重。而道德之浅深、风俗之厚薄则是义的范畴，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如此，义和利还是完全矛盾的。重义轻利，贫且弱，则道德深而风俗厚；重利轻义，富且强，则道德浅而风俗薄。国家的长短存亡不在有功，甚至越是富强就越容易灭亡，越是贫弱就越容易长存。商鞅富国强兵，社稷沦亡；仁宗十战九败，传国久远。
　　5、民国时期文学革命：
　　一些守旧派和封建文人也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攻击。刘师培等于 1919 年 1 月组织 《国故》 月刊社，鼓吹以 “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反对新文化运动。 3 月间，林纾 （琴南） 在 《新申报》发表影射小说 《荆生》、 《妖梦》，攻击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人，煽动军阀以强力压制新文化运动。同时又在 《公言报》发表 《致蔡鹤卿太史书》，攻击新文化运动是 “覆孔孟，铲伦常”， “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 字”，是 “叛亲蔑伦”， “人头畜鸣”。蔡元培公开发表 《致 〈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强调了 “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有力地维护了新文化运动。

Answer 2

晚年的严复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汉族，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Answer 3

慈禧太后，镇压戊戌变法

Answer 4

辜鸿铭 至死留前清的辫子

Answer 5

蔡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