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在１９４８年陷于绝望的崩溃状况
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经济严重衰退，以致崩溃，表现在财政、金融、工商和农业等各个方面。由于经济波动政治，政治影响军事的连锁关系，
经济危机加深了国统区的政治危机，导致了社会总危机。这样，由于经济危机不可缓解，引起社会总危机的不可缓解，最终导致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总崩溃。引起国统区经济崩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但是，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统治区的“官倒”盛行，是导致国统区经济总崩溃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官倒”盛行，促使投机性商业空前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加速了国统区经济崩溃的进程。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国民党政府于１９４６年６月底，挑起了全面内战。为了筹措战争经费，国民党政府大量增发纸币，使通货急剧膨胀。许多国民党的官僚、军人都在抗战胜利后的“劫收”中发了横财。“他们除了大肆挥霍外，还握有大量的货币成为
游资，寻求出路。在当时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他们感到：储存银行怕变水；投入工商业又担心时局的不安定，因此，大量游资都集中于市场上的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使投机商业、囤积居奇成了利润最大的行业，社会上出现所谓“工不如商”、“以商养工”和“商不如囤”的现象。
孔、宋等豪门，大肆进行商业“官倒”。宋氏控制的台湾糖业公司，以低价收购台糖，其成本连同运费每市担才５万元，但转销上海后，１９４６年６月中旬开价为７．３万元，到月底竟抬高到１２．３万元。他们还利用政府贷款从事商业投机。１９４６年４月，国民党政府发放“粮贷”１０亿元，孔、宋系统的商业公司成了受贷的主要公司。他们利用得到的“粮贷”，高价抢购粮食，使上海市场的米价，很快由每担３万元跳到６．３万元。
投机商业的空前畸型发展，不仅游资和银行资本大量向商业资本转移，产业资本也向商业转化，大型工矿企业都争相办公司，在流通领域里大显身手，以至出现了许多工业厂矿，虽然挂的是工厂的牌子，实际上搞的是投机商业；有的则把生产当成副业，而把经营黄金、外汇和紧俏商品的投机作为主业。甚至“
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们，也利用职权，扣住军饷钞票不发而去倒买黄金，从中获得好处。”这种状况下的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必定陷于一片混乱。“中小工商业，没有豪门背景，分不到生产‘贷款’，为了保本保值，就只好丢开生产，设法把
流动资金移来购进一些与生产无关的物质，好多企业都在风潮中破了产。”这样一来，物价如火上加油，涨得更快更猛。以上海市物价为例：以１９４８年８月总指数为标准，１１月涨了２５倍多，１２月涨了３５倍多，１９４９年１月涨了１２８倍，３月涨到４０００多倍，这时的物价，已不是一天一涨，而是一天数变。“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导致工商业资金无法周转，借款利率随货币贬值而提高，加以原材料价格昂贵，产品滞销，工厂、商店纷纷倒闭或歇业。……上海三千余家大工厂，１９４８年开工率仅为２０％。”生产企业的停产与倒闭，造成工人失业人数大量增加。工人失业，失去了工资收入，总体上减低了劳动人民的总购买力。物资总供给量与总购买力的双重下降，必然导致生产的萎缩与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搞生产的越来越少，各类商品越来越奇缺，商品越奇缺，物价越飞涨。这样的恶性循环，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推动着国统区的经济加速崩溃。
（二）“官倒”盛行，引起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导致社会成员心态失衡，民怨四起。打着合法旗号，干非法勾当，是一切“官倒”的共同特点。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通天的渠道，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许可证”、“特许函”，也可以借助各种冠冕党皇的名义，取得充足的外汇资金。
宋子文内阁于１９４７年４月改组以前，就是凭借在行政院及其各附属部门享有的特权，为所欲为。中国孚中实业公司，是宋子文办的最大的贸易机构，该公司主要经营汽车、高档日用生活奢侈品等，其中又尤以经营汽车为主，因而盈利大。据该公司自己的报告说，他们用５０％以上的外汇从美国购买汽车，再在国内倒手高价卖出。宋子文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政府的名义公布汽车进口的各种禁令，而他的孚中公司却可以逍遥法外。
如１９４６年３月４日，宋子文宣布禁止车价在１２００美元以上的汽车进口，４月２９日又宣布禁止载重１吨以上之轻便卡车进口，
吉普车当属应禁之列，但孚中公司却在５月以后还进口７４５辆吉普车。凡属禁令以内的车，在国内市场的价格，就可以任他们随意抬高，因为只有他们手中有“货”。他们还利用掌管“美援”的特权，将大量的“美援”据为己有，连当时的美国总统
杜鲁门也大骂“他们都是贼，……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３８亿美元中偷去７亿５千万美元。他们用这笔钱在
圣保罗搞房地产投资，他们有的房地产就在
纽约市。”
所以，以蒋、宋、孔、陈
四大家族为首的国统区少数拥有黄金、外汇、物资、地产的有权有势的特权阶层，物价上涨永远跟不上他们投机利润的上涨，越是在国民经济混乱不堪，走下坡路的时候，他们的私人财富越是容易膨胀起来。“他们的财富，他们的洋房建设在老百姓的尸骨之上。”而“少数达官贵人衣香鬓影，以车代步，住着深宅大院，”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在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收入，远远落后于物价的增长幅度。他们“还居住在破烂不堪的工棚和小茅房里，更有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流浪于街头巷尾，沦落在荒野沟洫之中。一点不假，他们是一支乞丐大军，甚至连穿一双草鞋都不敢奢望。”成都的小学教师，每月工作约２５０小时，拿不到１００万元，平均每小时只有４０００元，而当时寄一封平信却要５０００元，喝一碗茶水也要１２，０００元。成都８０００多名小学教师不得不忍饥罢课，上街请愿。就是大学教授也濒于无法生活的境地。在
北平，就有大学教授因生活所迫而自杀的。
“靠着私人或政治关系而发横财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与绝大多数人食不裹腹的鲜明对照，使“老百姓人人装着一肚子闷气，”社会成员心理严重失衡，民怨四起。
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后不久，国统区人民就奋起反抗，“１９４７年，上海、天津、北平等３０多个大中城市，有３２０万人参加斗争。抢米风潮不断发生，１９４７年５、６月间席卷了苏、浙、赣、皖、鲁、豫、鄂、川、湘、粤等省的四十多个大中城市，饥民们捣毁粮店、政府机关，甚至活捉了当地县长。”国统区人民形成的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使蒋介石处于全民包围之中，加速了其统治的全面彻底崩溃。
（三）“官倒”盛行，毒化了社会风气，严重削弱了国民党本身的力量。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盛行的“官倒”现象，是国民党政权走向衰败的重要表现之一。国民党内各级文武官吏以至军警特务，纷纷投资经商办厂或从事投机倒把活动。如倍受蒋介石器重的国民党军上将
蒋鼎文，在南京开砖瓦厂，在上海办轮船公司，还派亲属到美国经营橡胶园、到香港开办贸易公司。国民党文武官吏经商办厂，绝大多数无非是利用职权假公济私，或窃取经济情报抢先买进卖出，或套购外汇，或偷税漏税，或贪赃枉法，敲诈勒索等。
这种以广大民众、中小工商业者的贫困、破产、饥饿、死亡为代价劫夺财富的手法，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使整个社会陷入无是非、颓废沉沦的状态中，使本已存在的社会危机日趋严重。“官倒”的盛行，引起了国民党组织内部的松懈涣散，派别之间为了私利相互争斗，“有些部队为争夺交通工具运送钞票抢购黄金，经常发生争执，甚至双方开火交战。”从而搞得纲纪荡然无存，严重削弱了其自身的力量，加速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灭亡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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