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民社会发展第三阶段伴随着政治过渡，影响着
香港回归后公民社会继续发展。这个阶段的公民社会呈现下列特点：
(一)同港英殖民管治方式由“绝对行政主导”向“相对行政主导”转变相联系。
尽管香港公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香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居民要求民主，但是港督一直牢牢维持至高无上的管治权威，以致香港公民社会在颇大程度上受港英政府控制。相当一部分
非政府组织是港英政府动用公帑成立的各类咨询组织，其中，有些咨询组织成员虽都是社会各界人士，却均由港英政府委任；有些咨询组织成员不仅都由港英政府委任，而且包括若干官方成员，甚至由官员任主席。即使成员都是社会人士的咨询组织，其委任和经费来源决定了这些组织不能不受港英政府的主导或支配，遑论政府官员出任主席或担任成员的咨询组织。
(二)同港英政府推行“还政于民”的
代议政制，导致“民主之路与回归之路分歧”相联系。
香港政治团体起源于拒中抗共与爱国爱港的政治对立。即使那些与政治没有直接关联的第三部门机构，如社会福利团体以及各个专业团体和商会，都无法不受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所影响。
(三)同港英政府推动香港政治国际化，香港对
西方国家——尤其
美英在政治上高度开放相联系。
为了在香港培植九七后制约
中国政府的政治力量，港英政府在九七前推动香港政治国际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全球公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给香港非政府组织与西方非政府组织建立和发展联系披上了“合乎潮流”的外衣，西方国家——尤其美英的非政府组织加快加深对香港非政府组织的渗透和控制。香港具有浓厚
意识形态特色的非政府组织(如政治团体、某些公共及倡议团体、某些法例及
法律事务团体)，或者兼具意识形态特色的非政府组织(如某些公共及倡议团体、环境保护组织)，同西方国家——尤其美英的同类组织建立了紧密的联系。香港的某些民间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和民意调查机构接受西方国家——尤其美英官方背景的资助。香港的某些政治团体暗地与西方国家——尤其美英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有财政和政治的联系。
(四)同港英政府在九七前夕大幅增加社会福利、教育、医疗开支相联系。
随着香港回归进入“后过渡期”，港英政府财政预算案呈现“政治化”。为了维持有效管治和实现光荣撤退，港英政府在九七前夕大幅增加社会福利、教育和卫生开支，而且继续通过对非政府组织拨款的方式来进行。香港的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领域的非政府组织的经费绝大部分来自财政拨款，而这些非政府组织则承担了香港的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的大部分。
根据《香港第三部门的现况研究》，截至2002年，香港64%的幼稚园、83%的小学、68%的中学、100%的专门学校以及逾100间医院和健康单位是由非政府组织来经营和管理。根据思汇政策研究所《三方合作研究本地研究及参与》(2005年10月)，目前，香港民间社会福利志愿机构为约200万
香港居民提供福利服务，占社会总体福利服务逾九成。
由于人口不断增加和利益向下刚性原则，回归前后，社会福利、教育和卫生的财政支出增长不仅一直超过
香港政府经常开支增长幅度，而且形成了“尾大不掉”的格局。
(五)同香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企业结构相联系。
香港的绝大多数企业一直是中小企业。香港经济第一次转型和第二次转型固然造就了若干大财团，有的还成了跨国集团，但是，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的格局一直未变。根据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统计，截至2005年6月，香港98%以上的企业是中小企业。这就使得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不能不依靠公共财政拨款作为主要经费来源。据《香港第三部门的现况研究》报告
问卷调查统计，香港第三部门机构经费主要来源，第一是政府资助、补助金和付还，占被调查物件的28%；其次是会员费，占被调查物件的18%；第三是私人捐献，占被调查物件的15%。（文/周八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