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指在“五四”之前通行的以古汉语为规范的汉语书面语。很明显，文言是别于白话的古汉语书面语。这里强调的是书面语，只用于写作，不用于口语交流。
中国古代自文字产生，“书面语”就自成一套系统。在古人的生活中，阅读，是文言文，说话，是口语与方言。古人的口语（白话）另成系统，与文言不尽相同，倒和我们今天所通行的口语有相似之处。
文言文的最大特点，是异常简洁，概括力非常强；缺点是表达上容易概念化，不容易写出丰富的层次和细腻饱满的细节。所以古书长于约略记事，而十分缺乏场景及人物心理的详细描写，更没有出现像《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那样的史学巨著，古书读来，并不那么够味。明清时期，小说创作主要使用白话文，才在艺术上达到新的高峰，如果沿用文言，那就很难了，而且不大会出现长篇小说。
但由于文言简洁，规范性强，是一种易于推广的标准化文字，这对于我们这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与维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方言太多了，俗话说“三里不同音”，然而不论走到哪里，文字都是相同的，大家读的书是一样的，而且这些书一读几千年，先秦时人写的书，明清时代的人照样认得，这是异常神奇的！而中国统一的共同文化及心理基础，由此而形成。
例如《孔雀东南飞》是南北朝广泛传颂的民歌，因此其中的语言也就和当时的口语极为接近，请看第一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这句比较浅显，虽和今天的口语虽有差异，但不大。这就能反映出但是口语的特点。
另外，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之外，其它三部都是在民间故事或说书艺人说书的基础上创作的，其语言特点也带有一定的口语性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半文半白”。
五四之后直接用口语进行创作，其书面语与口语是基本保持一致，所以我们可以从今天，或者是解放前的书面语去判断我国近现代的口语和我们今天的口语是相近的。
举一个误解的例子，好比“朕”。不少人会说，朕当然是口语，皇帝都是自称为“朕”的，其实，“朕”是书面语，而且是历史非常悠久的文言。这个词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最先用于一般人，从秦始皇起，才为皇帝的专用词——是书面的专用词。
好比朝廷发诏令，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通篇文言，怎么可以夹杂一个口语“我”？皇帝在诏书中就自称“朕”。古代的诏诰敕谕都不是皇帝本人写的，而是由大臣代笔，不过他们需用皇帝的口吻，所以归了包齐，“朕”是皇帝本人和大臣都可以用的字眼，但它只在具有法律地位的朝廷文书中使用。为了凸显皇帝的金口玉言，多数古书在引述皇帝之言时，也用“朕”这个字。
可见古人主要用书面语写作、记事时，给今人造成很大的困惑。
谈诗论道的时候可能会用较文言的话，但平时和人交谈肯定不会。古代文人平时对话虽然用的文辞比较优雅，但也是平常人能听懂的古白话。所谓古白话，也不过是大白话中夹杂一些我们现在看不太懂的几个字词而已。我们看明代的许多圣旨甚至都用的最通俗易懂的白话。
即使是文人，日常使用的语言也不会过于文言化。譬如宋代朱熹，是典型的儒者，平日里和学生们讲话是这样的：
圣人教人，大概只是说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话。人能就上面做将去，则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说得详。
这也不太用翻译，如果非要翻译，就是说“底”是现在的“滴（的）”：
圣人教人，大概只是说孝、弟、忠、信，日用常行滴话。人能就上面做将去，则心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说得详。
因此古代人日常交流时使用与我们现在的口语相近的语言，只是写文章时才用那些之乎者也的文言文，以示很有学问，区别于普通的、没读过书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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