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曾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通判杭州,又于元佑四年(公元1089)知杭州,共到杭州两次。上诗即是他第二次到杭州所作。
苏轼在杭州的故事太多了，这里不一一列举，只大体说说史实。
1、他修井：苏轼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时，恰逢供给市民饮水的六井年久失修，不能供水了，苏轼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与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使百姓重饮六井水。
2、他赈灾：苏轼第二次刚到杭州，就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冬春水涝，之后又遇大旱。苏轼决定把用来修葺官舍的钱，先买米赈济饥，又反复上疏，奏请朝廷减轻本路赋税，免除积欠，加大常平仓米的购入，以备饥荒。由于苏轼的反复请求，朝廷决定拨本路上供米二十万石赈饥，宽减上供米三分之一，并赐度牒三百道以助赈饥。结果米价渐落，元佑5年春没有人饿死。
但是，一些地方官吏无意恤民，专事献媚，看到元佑5年春没有死人，就立即报告朝廷，声称本年丰收，别无流民，要求收回度牒钱粮。
苏轼反驳道：“去岁灾伤之甚，行路备知，便使今年秋谷大稔，犹恐未补疮痍；而况三夏之交，稻禾未了，未委(不知道)逐路提转(提刑转运官)如何见得今年秋熟，便申丰稔?”
五六月间，浙西数郡果然大雨不止，太湖泛滥，庄稼淹没，六七月份米价再次上涨，“灾伤之势，恐甚于去年”。因为去年之灾，如人初病；今年之灾，如病再发。即使病情差不多，但因元气早伤，便难支持。加之这年春夏之交，风调雨顺，家家典卖负债以事田作，想夺一个大丰收。现在淫雨风涛，把将熟的农作物摧折殆尽，“民之穷苦，实倍去岁”。即使这样，一些地方官仍忌讳言灾。秀州嘉兴县的官吏，因不受灾伤词状，以致踩死四十余人。苏轼却接连多次向朝廷报告灾情，要求宽减本路上供米，并高价收购常平米，以备来年出粜救饥。
应苏轼之请，朝廷拨上贡米二十万石赈饥，置饭舍以待饥者；设药局，置病坊以治病者。元佑四五年的灾情，比熙宁八年的灾荒还要严重，但因苏轼救灾得力，使饥者得食，病者得医，米价未能暴涨，后果要轻得多，而赈灾费用也少得多。
3、他治病：元佑四五年灾荒之际，瘟疫流行，杭州是水陆交会的地方，疫疾死亡率比别处都高。苏轼派人作稀粥、药剂，救活了很多人。考虑到杭州重镇，苏轼捐了五十两黄金，加上公费，合起来办了一个病坊，叫做安乐坊，收纳贫困病人，为其治病。苏轼亲率医生分坊治病，得医而愈者千余人。在古代官方慈善医疗事业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4、他浚湖：苏轼元佑四年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时，西湖的沼泽化已经十分惊人了。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而西湖起着为百姓和农田提供水源的作用，“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直接影响着杭州的存亡。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
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后人称为苏公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后来演变成“三潭印月”。呵呵，东坡肉的故事就是因浚湖而发生，有人已经讲了，我就不多嘴啦。
5、他开河：杭州中贯运河，舟行市中。但长期以来，地方官贪图方便，引引潮水入河，海潮每至，泥沙淤积，漕河失利，舟行困难，不得不三年一淘，劳民伤财。苏轼亲自视察杭之水系后，带领人民疏浚茅山、盐桥二河各十余里，水皆深八尺以上，是几十年来浚河从未达到的深度。又根据精通水利的苏坚的建议，在两河间筑堤闸，控制河水与潮水。自后潮不入市，河道不淤，舟楫常行。
6、他引水：上次修好的六井和沈公井再度废堙，杭州人饮水非常不便，一斛水甚至卖到八钱。苏轼决心彻底永久解决百姓用水问题，亲谒茅庐拜求前次参与治井现已年过七十的老僧。苏轼采纳了老僧的建议，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以瓦筒把六井水直接引至千家万户，并扩大了供水范围。从此，“西湖井水，殆遍全城”。
他在杭州还认识了一群好朋友，连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都是在杭州是发现的。
至于那些传说，更不是我能说的完的了，德泽雅韵满余杭啊。当然，杭州没有亏待苏轼，杭州的山山水水，唤起了诗人的才情，不论是“欲把西湖比西子”还是“白雨跳珠乱入船”，或是“游人脚底一声雷”，杭州已编织在诗人的梦里。
不能想象没有苏轼的杭州，不敢想象没有杭州的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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