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历史上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说曹操是个“奸雄”，主要有三方面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再加他的儿子
曹丕“篡”了汉献帝的位子，曹操被尊为
魏武帝，所以也就等于曹操“篡”了位。做臣子的篡了君王的位，不是奸贼是什么？ 当然这只是腐儒之见，可笑得很！当时曹氏代汉，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没有什么合法不合法的。如果说改朝换代者都是“反叛”、“篡夺”，那么，自商周以降，中国历史上恐怕找不出合法的朝代了。
第二个理由，是曹操为人奸诈，善于玩弄权术，非正人君子所为。史书上所记载的关于曹操耍奸使诈的事例有很多。有本专门讽刺、揭露曹操奸诈行径的书叫《曹瞒传》，书中举了一例，说曹操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整日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叔向其父亲曹嵩反映这个问题，希望曹嵩对曹操严加管教。曹操闻讯，担心受到责罚，便心生一计。一日，曹操在路上遇到其叔叔，立即装出脸歪嘴斜的样子，十分痛苦。其叔大惊，问他怎么了，曹操回答说：“突然中风了。”其叔赶紧去告诉曹嵩，曹嵩也大吃一惊，忙找来曹操，见曹操面容正常，问：“你叔叔说你中风了，怎么这么快就好了？”曹操说：“我并没有中风，只是叔叔不喜欢我，所以就诬蔑我。”以后曹操的叔叔再向曹嵩说曹操的坏话，曹嵩根本不信，于是曹操也就更加无法无天了。小小孩子，就是耍奸高手，可谓是“自古奸雄出少年”了。 再举几个曹操是“奸雄”的铁证：曹操能“梦中杀人”的故事很有名。曹操生怕遭人暗算，扬言他有特异功能，谁若在他熟睡时靠近其卧榻，他虽在梦中也能觉察到。他还对侍臣和姬妾们说：“我睡觉时不可随便靠近我，一靠近我，我便杀人，而且我自己也不知道。”一日，曹操佯装熟睡，故意没盖被子，一个近侍忘了曹操“梦中杀人”的话，好心去给他盖上了被子，结果此人好心未得好报，被一跃而起的曹操一剑砍死了。从此，在曹操睡觉的时候，左右谁也不敢靠近其卧榻。 曹操还声称自己“人欲危己，己辄心动”。他私下对一个侍从说：“你暗藏刀子来到我的面前，我说我的心动，然后佯装要杀你。你不要说是我安排的，就一定不会有事。事后我有重赏。”那个倒霉的侍从信以为真，怀藏刀子靠近曹操，曹操遂大叫“心动”，令人将那个侍从拿下，果然从其怀中搜出了利刃。曹操立即令将那个侍从斩首，可怜那个倒霉蛋至死不明白自己是为什么死的。 曹操杀粮官以塞众口的故事也很典型。在与袁绍对峙时，军中粮草已尽，曹操生怕士兵们因为吃不上饭而生变故，乃将粮官找来商量对策，粮官说：“分发粮食时可用小斛代替大斛。”曹操高兴地答应了。但这种弄虚作假的做法肯定瞒不过将士们，军营里顿时议论纷纷，皆骂曹操骗人。其实曹操何尝不知此法难以欺众？对此他早已胸有成竹。他对粮官说：“我要借你的头以平众怒，不然事情不好办。”遂将粮官斩首，令人挑着粮官的头在军营中示众，血淋淋的脑袋上还贴着曹操的亲笔判词：“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将军粮不足的责任推到了粮官的身上。众人见曹操已经将“贪官”斩首，也就消了气。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一瓜杀三妾” 、“代人捉刀”等，透出曹操凶残的一面。当然，如果仅仅是骗人，如“望梅止渴”之类，倒是传为美谈了。 第三个理由，是曹操的残暴嗜杀。曹操曾悍然杀死了汉献帝的皇后伏氏、贵人董氏以及伏氏、董氏的亲属。在卫道士们看来，这是其“谋逆”的铁证。不过话说回来，曹操是因为汉献帝与伏氏、董承、伏完等阴谋除掉他时才痛下杀手的，应是属于自卫，尚不为大过。 难以获得人们谅解的是曹操滥杀无辜。 初平四年（193年），曹操以其父为徐州牧陶谦部将所害而攻之，竟将徐州一带男女数十万人活埋于泗水以泄愤，清代大学者王夫之认为曹操此举“惨毒不仁，恶滔天矣”。 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一举击败袁绍，又将降卒近八万人活埋。还有，曹操杀死与自己政见不同的名士孔融及其两个幼子，杀死聪明过人的杨修，借刀杀死恃才傲物的弥衡……这些都是曹操的斑斑劣迹，历来为人们所诟病。
肯定曹操的，则说他是个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是三国时期首屈一指的英雄。他志向远大，气度恢弘，知人善任，唯才是举；是他，逐步消灭了北方的军阀与匪盗，统一了北方的广大地区；是他，指挥军队开垦荒田，抑制豪强，兴修水利，发展经济，为以后晋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名篇佳构，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人们评价历史人物一般采用两个标准，一是“成败标准”，一是“忠奸标准”。成则英勇败则寇，多是指皇帝而言的，这几乎成了一条定律；对臣子而言，则以“忠奸”为分水岭，非忠臣即奸臣，罕有例外。如果曹操果敢地取代汉献帝即皇帝位，然后扫平
刘备、孙权，统一天下，将帝位传个一二百年，那么，曹操理所当然是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与“黄袍加身”的
宋太祖又有什么分别呢？而且，以曹操的多才多能，在历史上的地位恐怕要远远高于宋太祖。果真如此的话，谁还说曹操是“汉贼”、“奸雄”？ 可惜曹操是武大郎攀杠子——上下不够头。他既没有代汉称帝成为“篡贼”，也没有一心一意辅佐汉献帝成为“忠臣”；既没有一统天下成为一个绝对的成功者，也没有被人消灭成为一个绝对的失败者。所以，曹操在历史上就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用传统的“成败标准”和“忠奸标准”来评价曹操，似乎都不合适。 伟人也好，凡人也好；好人也罢，坏人也罢，都是人。既然都是人，那么，不管是伟人还是凡人、好人还是坏人，都应该具有人性的优点和弱点，曹操当然也不例外。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当然应该看其大节，看其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有何作用和贡献，而不应该抓其一点、不计其余。时势造英雄，乱世出豪杰。曹操是在当时的乱世中应运而生的人物，其本性还是个欲扶大厦于倾危、拯百姓于水火的仁人志士。
建安十五年，因为人们盛传曹操将“有不逊之志”，曹操特意写了篇
《让县自明本志令》，自剖心迹，说明自己并无代汉的野心，只不过“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就是曹操当时的心愿。
考其投身行伍后的言行，与其志向是一致的。讨黄巾军时，曹操身先士卒，屡立军功。平定黄巾后，曹操见朝中宦官专权，政治黑暗，遂辞官归隐，“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视官职如敝屣。董卓进京后，欲篡汉自立，诸侯或拥兵自重，或兴兵讨伐，刚刚趋于安定的汉朝江山又将分崩离析。曹操为了维护汉朝社稷，毅然加入到讨伐董卓的阵营之中。在诸侯之中，袁绍、袁术等各怀异志，首鼠两端，只有曹操与孙坚对汉朝忠心耿耿，作战最为勇敢。对此，王夫之评价道：“故天下皆举兵向卓，而能以躯命与卓争生死者，坚而已矣！其次则操而已矣！岂袁绍等之力不逮操与坚哉？操与坚知有讨贼而不知有他，非绍、术挟奸心以养寇，而冀收刺虎持蚌之情者所可匹也。故他日者，三分天下，而操得其一，坚得其一。”王夫之之言，颇有点好心有好报的意思。 而刘备呢？小时候与小朋友们在村头玩游戏，便说自己是皇帝，村头的大桑树是其“羽葆盖车”。他的两个儿子，一叫刘封，一叫刘禅。封禅是古时皇帝祭奠天地的礼仪，可见刘备一直想着要做皇帝。如果按封建道德来评价他的话，刘备早就有“不臣之心”。
袁绍虽然才疏，但是志大，讨董卓之时即生异志，得到玉玺后爱不释手，丑态毕露，因此为曹操所看不起。袁绍之弟袁术更是称帝心切，早就在寿春称帝，结果不久便被曹操所灭。与曹操比起来，袁绍、袁术可谓“乱臣贼子”。 孙权如何？且不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时他不听招呼、公然与朝廷的军队展开赤壁大战，于汉献帝尚在位之时，他竟居心叵测地公然写信劝曹操称帝，压根就没把汉献帝放在眼里。
与袁绍、袁术、刘备、孙权这些人相比，曹操是最没有野心的，也是对汉室贡献最大的一个人。曹操曾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并非夸张之言。不仅曹操至死没有称帝，在他活着的时候，刘备、孙权也不敢称帝。如果不是曹操在汉献帝走投无路的时候收留之，汉献帝根本不会再做上二十五年的皇帝。如此说来，说曹操“名托汉相，实为汉贼”，实在是冤枉了他。 此外，曹操平定北方，三分天下有其二，为日后统一全国奠定基础，自有其难以磨灭的历史贡献。当曹操掌握了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之后，人性中的一些弱点也随之暴露出来。如追求美色，贪图享乐，刻薄多疑，玩弄权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以至被长时间地打入“奸臣”之列。说他是“奸雄”，还是比较客气的评价。 权力，尤其是绝对的权力、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就好比强烈的腐蚀剂，足以使人产生质的变化。曹操最初起兵时，并未有“篡汉”的想法，其理想不过是能够因功封侯，做个“征西将军”。但随着实力的日前雄厚、权力的日益扩大，其野心也随之膨胀。就连不学无术的袁术，在拥有地盘和军队之后尚思过过皇帝瘾，何况雄才大略的曹操呢？ 至于曹操玩弄权术、滥杀无辜，也当然是权力使然。若无权力，就谈不上玩弄权术；若无权力，他更不可能滥杀无辜。所以说，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是最危险的东西。它不仅能使无辜者横遭劫难，也能令掌权者身败名裂。 民主的真谛，实际上就是对政治家的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既是对大多数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掌权人的保护。它可使掌握权力的人合理地使用权力，不至于让一个英雄变为一个奸雄、让一个政治家变成一个暴君、独夫。 不过话说回来，以民主的理念去衡量一千八百年前的曹操是没有道理的，曹操就是曹操，对历史人物，当然不能以今人的标准去求全责备。郭沫若为曹操翻案，将曹操塑造成了一个没有缺点的“高大全”式的“正面人物”，又未免矫枉过正了。
对于一贯以“成败标准”和“忠奸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的人们来说，一般会将历史人物分为两类：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对于正面人物，可以无限拔高，将他描画得没有一丝缺点，有缺点也要“为贤者讳”，以维护正面人物的“光辉形象”；对于反面人物，则描画得一无是处。其实，既然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会有七情六欲，有公心，也有私心，就不可能成为“完人”和“圣人”。 其实，承认曹操有缺点和弱点，并不影响其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的历史地位。正如陈寿在《三国志�6�1武帝纪》中所评价的那样，曹操“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