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把他当时所能见到的夏书、商书、周书，——涉及从唐尧一直到秦缪公的一千六百年间的大事（缪公到孔子有一百年）——进行了篡选而得到百篇，是为《书经》，汉代以后称《尚书》。孔子对这些官方文告的系统编纂和整理，被人们叫做“孔子删书”。
孔子删书的原则是：内容重复的仅取其一，其他的不取；他觉得不必流传后世的也不取；
而那些未被选入的，其后是作为《逸周书》留存传世，《逸周书》亦有百篇之数，在秦始皇以前并没有任何散佚，时至今日也还能读到其多半，只不过《尚书》被孔子作为“教材”而传播得更广。
二、孔子的删定《诗经》。孔子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末期五百余年间的诗——包括官方的、贵族的和民间的，共三千余篇，筛选、精编成了《诗经》。
其中包含了三百零五篇诗，分作风、雅、颂三大部分。《诗经》朗朗上口，便于人们记诵，秦始皇下令“焚书”以后，尚有很多人能背诵出来，到汉朝建立，治《诗》者有齐、鲁、毛、韩四家。我们现代人读《诗经》，应该以一个叫《毛诗诂训传》的版本为主。
如果说这部《毛传》里的“诗序”距离孔子原话还有点距离，那么1994年由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收购入藏的楚简里有一篇《诗传》，则乃孔子向弟子讲《诗》的原话。
三、关于“礼经”。现在我们说的“礼经”，包括《周礼》、《仪礼》、《礼记》三部书。
《周礼》、《仪礼》是周公所作（后世有增减）。《周礼》讲周代的官职制度，其文体是骈体。《仪礼》讲起居跪拜之礼，文体是散体。《礼记》是汉代人所辑，但主要是战国时文存，是一些关于礼的阐述。
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对残存篇什悉心整理以传弟子。他在向弟子传授残存的《周礼》、《仪礼》时，多有阐述，战国、汉代儒者或记之，或自己再阐述，以成《礼记》。
四、《乐经》成书的情况，要从《诗经》说起了。孔子编定了《诗经》以后，他把其中的所有诗篇，都加以重新配乐，“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所谓《乐经》，大略应该就是这些乐谱为主体吧，另外应该还有《韶》、《武》、《雅》、《颂》之谱。总之《乐经》的编定和成书，大约也是出自孔子之手。此书作为六经之一，当然很珍贵，可惜远在“秦火”之前，就散佚了。
五、孔子晚年对《周易》很感兴趣，经常翻阅，以至于“韦编三绝”。《易》一类的书，在孔子之前原本远不止我们今人所见的传本《周易》那么多，比如有《连山》、《归藏》，都是，到了孔子赞《易》，乃专取文王所演的，而成《周易》之书，并且孔子还为上、下经文作了注解说明性质的“十翼”，即“彖传”、“象传”、“文言”、“系辞”、“说卦”等。孔子生前于《易》有不尽之意，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说他晚年“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六、关于孔子的修《春秋》。孔子“适周问礼”期间，也曾观览周史之书（列国史记都须上呈周室，所以孔子所见，囊括列国之史书也），与他们讨论史记旧闻，这也就为他日后修《春秋》奠定了基础。（当时与孔子同往周室的，有鲁国史官左丘明，他也翻阅那些丰富的史记内容，也参与关于史事原委的讨论。
扩展资料
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合称。六部儒家经典。始见于《庄子--天运篇》。是指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籍。这六部经典著作的全名依次为《诗经》《书经》(即《尚书》)《礼经》《易经》(即《周易》)《乐经》《春秋》。
这六部古籍并非孔子所作，而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孔子仅仅是对它们做了一些整理工作。
这六部古书，从远古留存下来，在孔子之前，为王室贵族所有，深为历代统治者所宝重。《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谈到教育王室公子时所开列的教材即包含了这六部古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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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11-11
一，把他先前一千多年间的官方文告，进行精心的筛选，而成《书经》（汉代始有《尚书》之名）。《书经》里有孔子所作“书序”百篇，汉武帝时鲁恭王掘孔宅所得的古文《尚书》里是有的，但到西汉末年其书散佚（可能是毁于王莽败绩之时），“书序”亦失传，但“书序”内容，后人尚可从司马迁《史记》中读到一些。按章太炎说：“‘书序’百篇，《史记》采六十余篇，夏殷本纪尤多。”司马迁从小就习古文（汉初儒者尚有此传统，多有能识古文者），十岁就从孔安国诵读古文《尚书》了，司马迁所采，当为可信。因为孔宅所得古书，就是由孔安国详加识读、转写成今文（隶书）以后献给朝廷的，其中就有古文《尚书》五十八篇，并包括孔子百篇之“书序”。总之，司马迁从孔安国授古文《尚书》，那么在《史记》中所采“书序”之言应当是出自孔壁原本，所以是很一部分珍贵的孔子原话，也是很珍贵的借以理解《尚书》文义的参照。至于《尚书》正文的篇数，当初孔子删定，为百余篇，这百余篇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绝迹人间，幸有后来的“孔壁得书”之事，但孔壁所出，只有五十八篇。而到了东汉以后，人们能读到的可以信赖的篇数，又只有二十九篇了。朱熹师徒所编订、作注的“四书五经”，其《尚书》虽包含有这二十九篇，但是却掺进了东晋“伪孔尚书”二十五篇；并且朱熹首疑“书序”，于是蔡沈便未载“书序”，——那么作为一套后来流传了六百年的典籍教材来说，实在是一种遗憾。
二，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末期五百余年间的诗——包括官方的、贵族的和民间的，共三千余篇，帅选、精编成了《诗经》。其中包含了三百零五篇诗，分作风、雅、颂三大部分。《诗经》朗朗上口，便于人们记诵，秦始皇下令“焚书”以后，尚有很多人能背诵出来，到汉朝建立，治《诗》者有齐、鲁、毛、韩四家。我们现代人读《诗经》，应该以一个叫《毛诗诂训传》的版本为主。如果说这部《毛传》里的“诗序”距离孔子原话还有点距离，那么1994年由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收购入藏的楚简里有一篇《诗传》，则乃孔子向弟子讲《诗》的原话（李学勤先生2002年1月发表了对上博简《诗论》的释文）。
三，追迹三代之礼，对残存篇什悉心整理以传弟子。他在向弟子传授残存的《周礼》、《仪礼》时，多有阐述，战国、汉代儒者或记之，或自己再阐述，以成《礼记》。对于中国古代的礼书，现代人里很少有人去阅读了，大都不太了解，所以这里再多说几句：我们现代人能看到的《周礼》、《仪礼》、《礼记》，皆属“礼经”范围，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它们来了解古代先人的风俗和文化。《仪礼》中的《丧礼》、《丧服》二篇，明太祖因不喜其“父重于君”的古礼立场，故而不把这两篇作为科举考试范围之内的经文了。《丧礼》、《丧服》，以及《礼记》里的《儒行》、《大学》、《表记》、《坊记》、《缁衣》等篇，“皆言寻常修己治人之道”（章太炎语），文字平实易懂，读一读是很有好处的。每谈到礼经，通常所说的“四礼”，是指《周礼》、《仪礼》、《大戴礼记》、《小戴礼记》。章太炎说：“二戴记中《哀公问》、《儒行》、《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王言》诸篇，皆孔子一人之言（长松按，弟子与他的问答之言）……《三朝》七篇，文理古奥，与余篇不同，或是孔子手作，或是孔子口说、弟子笔录者尔。”这段话里提到了《礼记》中所录的《孔子三朝记》里的七篇。实际上从班固以来所有有真知灼见的学者，都认定这是无比珍贵的出自孔子本人的“述”，它们是：大戴记里的《千乘》、《四代》、《虞》，小戴记之《诰志》、《小辩》、《用兵》、《少闲》。《仪礼》者，安上治民之书也。武帝初鲁恭王坏孔宅壁所得之《礼古经》（原简或毁于西汉末年之兵燹），当以《仪礼》视之。我们现在能读到的《仪礼》篇什，除了汉初高堂生所传承的十七篇以外，还有另外七篇（有的是残篇）：小戴记中的《投壶》、《奔丧》，大戴记中的《诸侯迁庙》、《诸侯衅庙》、《公冠》，郑玄注《礼记》所采引的《天子巡守礼》、《中霤礼》，——共计二十四篇。
四，《乐经》成书的情况，要从《诗经》说起了。孔子编定了《诗经》以后，他把其中的所有诗篇，都加以重新配乐，“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所谓《乐经》，大略应该就是这些乐谱为主体吧，另外应该还有《韶》、《武》、《雅》、《颂》之谱。总之《乐经》的编定和成书，大约也是出自孔子之手。此书作为六经之一，当然很珍贵，可惜远在“秦火”之前，就散佚了。
五，孔子晚年对《周易》很感兴趣，经常翻阅，以至于“韦编三绝”。《易》一类的书，在孔子之前原本远不止我们今人所见的传本《周易》那么多，比如有《连山》、《归藏》，都是，到了孔子赞《易》，乃专取文王所演的，而成《周易》之书，并且孔子还为上、下经文作了注解说明性质的“十翼”，即“彖传”、“象传”、“文言”、“系辞”、“说卦”等。孔子生前于《易》有不尽之意，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说他晚年“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我们现代人读《周易》，所得到的版本都是从三国王弼注本而来。这个版本是可信的，因为王弼是从费氏继承来的《周易》原文。至于王弼为《周易》所作的注，则早已留存不多了。关于对《周易》的解读，我个人认为有一个关键性的“钥匙”，那就是卦名，六十四个卦名，每个都指示着一种哲理，从这里入手，才能领会卦象、经文、传文的含义。
六，孔子“适周问礼”期间，也曾观览周史之书（列国史记都须上呈周室，所以孔子所见，囊括列国之史书也），与他们讨论史记旧闻，这也就为他日后修《春秋》奠定了基础。（当时与孔子同往周室的，有鲁国史官左丘明，他也翻阅那些丰富的史记内容，也参与关于史事原委的讨论。他在孔子修成《春秋》几十年后著有《春秋左氏传》，为《春秋经》补述事迹，与经可谓珠联璧合。）孔子晚年修《春秋》的直接动因，是他有一天忽然意识到自己在有生之年再没有机会推行礼乐之治了，就决定手订一部编年体的东周国史流传到世上，周之春秋不可得，他便依据鲁之春秋来做这件事了，即以鲁之春秋为主干，再添加上周和列国诸事。（关于春秋之名，是这样的：原本列国都有其史记（包括周），鲁国的，同周的史记一样也叫做春秋，其他诸侯国的史记都不叫春秋，但性质相同，皆一国之国史。）孔子七十一岁时开始修《春秋》，大约花了一年的时间而完成。他的“修”，主要在于按编年顺序陈列原始史料，而不在于为了“正名”而作很多“笔”“削”。也就是说他很注意保存以往史官们的具体措辞，经他改动过的地方，是极少的，比如吴、楚之君称王，而《春秋》改称为子。这一类的改动之所以非常少，孔子是怎样考虑的呢？原来列国史官们都是尽量秉承了历来的史记传统，尽量去据实存录，孔子认同他们措辞的立场和“正名”效能，即便有些是史官从某君主的立场而写下僭越“名分”的表述，孔子也照实存录，以昭示那个君主之妄心。但是宋儒说孔子修《春秋》有“贵王贱霸”之意，是不对的，《春秋》详述齐桓、晋文之事，明显有尚霸之意。这并不矛盾，因为是由周室来推行礼乐之治，还是由某一称霸的诸侯来推行，在孔子看来没有多少差别。《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综史，上自鲁隐公元年，下讫鲁哀公十四年，共记了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孔子将其修好的《春秋》交给弟子们时说：“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何“罪”之有呢？其意者，私修国史是不对的（除非著述于易代之后）。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二，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末期五百余年间的诗——包括官方的、贵族的和民间的，共三千余篇，帅选、精编成了《诗经》。其中包含了三百零五篇诗，分作风、雅、颂三大部分。《诗经》朗朗上口，便于人们记诵，秦始皇下令“焚书”以后，尚有很多人能背诵出来，到汉朝建立，治《诗》者有齐、鲁、毛、韩四家。我们现代人读《诗经》，应该以一个叫《毛诗诂训传》的版本为主。如果说这部《毛传》里的“诗序”距离孔子原话还有点距离，那么1994年由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收购入藏的楚简里有一篇《诗传》，则乃孔子向弟子讲《诗》的原话（李学勤先生2002年1月发表了对上博简《诗论》的释文）。
三，追迹三代之礼，对残存篇什悉心整理以传弟子。他在向弟子传授残存的《周礼》、《仪礼》时，多有阐述，战国、汉代儒者或记之，或自己再阐述，以成《礼记》。对于中国古代的礼书，现代人里很少有人去阅读了，大都不太了解，所以这里再多说几句：我们现代人能看到的《周礼》、《仪礼》、《礼记》，皆属“礼经”范围，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它们来了解古代先人的风俗和文化。《仪礼》中的《丧礼》、《丧服》二篇，明太祖因不喜其“父重于君”的古礼立场，故而不把这两篇作为科举考试范围之内的经文了。《丧礼》、《丧服》，以及《礼记》里的《儒行》、《大学》、《表记》、《坊记》、《缁衣》等篇，“皆言寻常修己治人之道”（章太炎语），文字平实易懂，读一读是很有好处的。每谈到礼经，通常所说的“四礼”，是指《周礼》、《仪礼》、《大戴礼记》、《小戴礼记》。章太炎说：“二戴记中《哀公问》、《儒行》、《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王言》诸篇，皆孔子一人之言（长松按，弟子与他的问答之言）……《三朝》七篇，文理古奥，与余篇不同，或是孔子手作，或是孔子口说、弟子笔录者尔。”这段话里提到了《礼记》中所录的《孔子三朝记》里的七篇。实际上从班固以来所有有真知灼见的学者，都认定这是无比珍贵的出自孔子本人的“述”，它们是：大戴记里的《千乘》、《四代》、《虞》，小戴记之《诰志》、《小辩》、《用兵》、《少闲》。《仪礼》者，安上治民之书也。武帝初鲁恭王坏孔宅壁所得之《礼古经》（原简或毁于西汉末年之兵燹），当以《仪礼》视之。我们现在能读到的《仪礼》篇什，除了汉初高堂生所传承的十七篇以外，还有另外七篇（有的是残篇）：小戴记中的《投壶》、《奔丧》，大戴记中的《诸侯迁庙》、《诸侯衅庙》、《公冠》，郑玄注《礼记》所采引的《天子巡守礼》、《中霤礼》，——共计二十四篇。
四，《乐经》成书的情况，要从《诗经》说起了。孔子编定了《诗经》以后，他把其中的所有诗篇，都加以重新配乐，“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所谓《乐经》，大略应该就是这些乐谱为主体吧，另外应该还有《韶》、《武》、《雅》、《颂》之谱。总之《乐经》的编定和成书，大约也是出自孔子之手。此书作为六经之一，当然很珍贵，可惜远在“秦火”之前，就散佚了。
五，孔子晚年对《周易》很感兴趣，经常翻阅，以至于“韦编三绝”。《易》一类的书，在孔子之前原本远不止我们今人所见的传本《周易》那么多，比如有《连山》、《归藏》，都是，到了孔子赞《易》，乃专取文王所演的，而成《周易》之书，并且孔子还为上、下经文作了注解说明性质的“十翼”，即“彖传”、“象传”、“文言”、“系辞”、“说卦”等。孔子生前于《易》有不尽之意，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说他晚年“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我们现代人读《周易》，所得到的版本都是从三国王弼注本而来。这个版本是可信的，因为王弼是从费氏继承来的《周易》原文。至于王弼为《周易》所作的注，则早已留存不多了。关于对《周易》的解读，我个人认为有一个关键性的“钥匙”，那就是卦名，六十四个卦名，每个都指示着一种哲理，从这里入手，才能领会卦象、经文、传文的含义。
六，孔子“适周问礼”期间，也曾观览周史之书（列国史记都须上呈周室，所以孔子所见，囊括列国之史书也），与他们讨论史记旧闻，这也就为他日后修《春秋》奠定了基础。（当时与孔子同往周室的，有鲁国史官左丘明，他也翻阅那些丰富的史记内容，也参与关于史事原委的讨论。他在孔子修成《春秋》几十年后著有《春秋左氏传》，为《春秋经》补述事迹，与经可谓珠联璧合。）孔子晚年修《春秋》的直接动因，是他有一天忽然意识到自己在有生之年再没有机会推行礼乐之治了，就决定手订一部编年体的东周国史流传到世上，周之春秋不可得，他便依据鲁之春秋来做这件事了，即以鲁之春秋为主干，再添加上周和列国诸事。（关于春秋之名，是这样的：原本列国都有其史记（包括周），鲁国的，同周的史记一样也叫做春秋，其他诸侯国的史记都不叫春秋，但性质相同，皆一国之国史。）孔子七十一岁时开始修《春秋》，大约花了一年的时间而完成。他的“修”，主要在于按编年顺序陈列原始史料，而不在于为了“正名”而作很多“笔”“削”。也就是说他很注意保存以往史官们的具体措辞，经他改动过的地方，是极少的，比如吴、楚之君称王，而《春秋》改称为子。这一类的改动之所以非常少，孔子是怎样考虑的呢？原来列国史官们都是尽量秉承了历来的史记传统，尽量去据实存录，孔子认同他们措辞的立场和“正名”效能，即便有些是史官从某君主的立场而写下僭越“名分”的表述，孔子也照实存录，以昭示那个君主之妄心。但是宋儒说孔子修《春秋》有“贵王贱霸”之意，是不对的，《春秋》详述齐桓、晋文之事，明显有尚霸之意。这并不矛盾，因为是由周室来推行礼乐之治，还是由某一称霸的诸侯来推行，在孔子看来没有多少差别。《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综史，上自鲁隐公元年，下讫鲁哀公十四年，共记了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孔子将其修好的《春秋》交给弟子们时说：“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何“罪”之有呢？其意者，私修国史是不对的（除非著述于易代之后）。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7-08-01
一，把他先前一千多年间的官方文告，进行精心的筛选，而成《书经》（汉代始有《尚书》之名）。《书经》里有孔子所作“书序”百篇，汉武帝时鲁恭王掘孔宅所得的古文《尚书》里是有的，但到西汉末年其书散佚（可能是毁于王莽败绩之时），“书序”亦失传，但“书序”内容，后人尚可从司马迁《史记》中读到一些。按章太炎说：“‘书序’百篇，《史记》采六十余篇，夏殷本纪尤多。”司马迁从小就习古文（汉初儒者尚有此传统，多有能识古文者），十岁就从孔安国诵读古文《尚书》了，司马迁所采，当为可信。因为孔宅所得古书，就是由孔安国详加识读、转写成今文（隶书）以后献给朝廷的，其中就有古文《尚书》五十八篇，并包括孔子百篇之“书序”。总之，司马迁从孔安国授古文《尚书》，那么在《史记》中所采“书序”之言应当是出自孔壁原本，所以是很一部分珍贵的孔子原话，也是很珍贵的借以理解《尚书》文义的参照。至于《尚书》正文的篇数，当初孔子删定，为百余篇，这百余篇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绝迹人间，幸有后来的“孔壁得书”之事，但孔壁所出，只有五十八篇。而到了东汉以后，人们能读到的可以信赖的篇数，又只有二十九篇了。朱熹师徒所编订、作注的“四书五经”，其《尚书》虽包含有这二十九篇，但是却掺进了东晋“伪孔尚书”二十五篇；并且朱熹首疑“书序”，于是蔡沈便未载“书序”，——那么作为一套后来流传了六百年的典籍教材来说，实在是一种遗憾。
二，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末期五百余年间的诗——包括官方的、贵族的和民间的，共三千余篇，帅选、精编成了《诗经》。其中包含了三百零五篇诗，分作风、雅、颂三大部分。《诗经》朗朗上口，便于人们记诵，秦始皇下令“焚书”以后，尚有很多人能背诵出来，到汉朝建立，治《诗》者有齐、鲁、毛、韩四家。我们现代人读《诗经》，应该以一个叫《毛诗诂训传》的版本为主。如果说这部《毛传》里的“诗序”距离孔子原话还有点距离，那么1994年由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收购入藏的楚简里有一篇《诗传》，则乃孔子向弟子讲《诗》的原话（李学勤先生2002年1月发表了对上博简《诗论》的释文）。
三，追迹三代之礼，对残存篇什悉心整理以传弟子。他在向弟子传授残存的《周礼》、《仪礼》时，多有阐述，战国、汉代儒者或记之，或自己再阐述，以成《礼记》。对于中国古代的礼书，现代人里很少有人去阅读了，大都不太了解，所以这里再多说几句：我们现代人能看到的《周礼》、《仪礼》、《礼记》，皆属“礼经”范围，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它们来了解古代先人的风俗和文化。《仪礼》中的《丧礼》、《丧服》二篇，明太祖因不喜其“父重于君”的古礼立场，故而不把这两篇作为科举考试范围之内的经文了。《丧礼》、《丧服》，以及《礼记》里的《儒行》、《大学》、《表记》、《坊记》、《缁衣》等篇，“皆言寻常修己治人之道”（章太炎语），文字平实易懂，读一读是很有好处的。每谈到礼经，通常所说的“四礼”，是指《周礼》、《仪礼》、《大戴礼记》、《小戴礼记》。章太炎说：“二戴记中《哀公问》、《儒行》、《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王言》诸篇，皆孔子一人之言（长松按，弟子与他的问答之言）……《三朝》七篇，文理古奥，与余篇不同，或是孔子手作，或是孔子口说、弟子笔录者尔。”这段话里提到了《礼记》中所录的《孔子三朝记》里的七篇。实际上从班固以来所有有真知灼见的学者，都认定这是无比珍贵的出自孔子本人的“述”，它们是：大戴记里的《千乘》、《四代》、《虞》，小戴记之《诰志》、《小辩》、《用兵》、《少闲》。《仪礼》者，安上治民之书也。武帝初鲁恭王坏孔宅壁所得之《礼古经》（原简或毁于西汉末年之兵燹），当以《仪礼》视之。我们现在能读到的《仪礼》篇什，除了汉初高堂生所传承的十七篇以外，还有另外七篇（有的是残篇）：小戴记中的《投壶》、《奔丧》，大戴记中的《诸侯迁庙》、《诸侯衅庙》、《公冠》，郑玄注《礼记》所采引的《天子巡守礼》、《中霤礼》，——共计二十四篇。
四，《乐经》成书的情况，要从《诗经》说起了。孔子编定了《诗经》以后，他把其中的所有诗篇，都加以重新配乐，“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所谓《乐经》，大略应该就是这些乐谱为主体吧，另外应该还有《韶》、《武》、《雅》、《颂》之谱。总之《乐经》的编定和成书，大约也是出自孔子之手。此书作为六经之一，当然很珍贵，可惜远在“秦火”之前，就散佚了。
五，孔子晚年对《周易》很感兴趣，经常翻阅，以至于“韦编三绝”。《易》一类的书，在孔子之前原本远不止我们今人所见的传本《周易》那么多，比如有《连山》、《归藏》，都是，到了孔子赞《易》，乃专取文王所演的，而成《周易》之书，并且孔子还为上、下经文作了注解说明性质的“十翼”，即“彖传”、“象传”、“文言”、“系辞”、“说卦”等。孔子生前于《易》有不尽之意，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说他晚年“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我们现代人读《周易》，所得到的版本都是从三国王弼注本而来。这个版本是可信的，因为王弼是从费氏继承来的《周易》原文。至于王弼为《周易》所作的注，则早已留存不多了。关于对《周易》的解读，我个人认为有一个关键性的“钥匙”，那就是卦名，六十四个卦名，每个都指示着一种哲理，从这里入手，才能领会卦象、经文、传文的含义。
六，孔子“适周问礼”期间，也曾观览周史之书（列国史记都须上呈周室，所以孔子所见，囊括列国之史书也），与他们讨论史记旧闻，这也就为他日后修《春秋》奠定了基础。（当时与孔子同往周室的，有鲁国史官左丘明，他也翻阅那些丰富的史记内容，也参与关于史事原委的讨论。他在孔子修成《春秋》几十年后著有《春秋左氏传》，为《春秋经》补述事迹，与经可谓珠联璧合。）孔子晚年修《春秋》的直接动因，是他有一天忽然意识到自己在有生之年再没有机会推行礼乐之治了，就决定手订一部编年体的东周国史流传到世上，周之春秋不可得，他便依据鲁之春秋来做这件事了，即以鲁之春秋为主干，再添加上周和列国诸事。（关于春秋之名，是这样的：原本列国都有其史记（包括周），鲁国的，同周的史记一样也叫做春秋，其他诸侯国的史记都不叫春秋，但性质相同，皆一国之国史。）孔子七十一岁时开始修《春秋》，大约花了一年的时间而完成。他的“修”，主要在于按编年顺序陈列原始史料，而不在于为了“正名”而作很多“笔”“削”。也就是说他很注意保存以往史官们的具体措辞，经他改动过的地方，是极少的，比如吴、楚之君称王，而《春秋》改称为子。这一类的改动之所以非常少，孔子是怎样考虑的呢？原来列国史官们都是尽量秉承了历来的史记传统，尽量去据实存录，孔子认同他们措辞的立场和“正名”效能，即便有些是史官从某君主的立场而写下僭越“名分”的表述，孔子也照实存录，以昭示那个君主之妄心。但是宋儒说孔子修《春秋》有“贵王贱霸”之意，是不对的，《春秋》详述齐桓、晋文之事，明显有尚霸之意。这并不矛盾，因为是由周室来推行礼乐之治，还是由某一称霸的诸侯来推行，在孔子看来没有多少差别。《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综史，上自鲁隐公元年，下讫鲁哀公十四年，共记了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孔子将其修好的《春秋》交给弟子们时说：“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何“罪”之有呢？其意者，私修国史是不对的（除非著述于易代之后）。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二，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末期五百余年间的诗——包括官方的、贵族的和民间的，共三千余篇，帅选、精编成了《诗经》。其中包含了三百零五篇诗，分作风、雅、颂三大部分。《诗经》朗朗上口，便于人们记诵，秦始皇下令“焚书”以后，尚有很多人能背诵出来，到汉朝建立，治《诗》者有齐、鲁、毛、韩四家。我们现代人读《诗经》，应该以一个叫《毛诗诂训传》的版本为主。如果说这部《毛传》里的“诗序”距离孔子原话还有点距离，那么1994年由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收购入藏的楚简里有一篇《诗传》，则乃孔子向弟子讲《诗》的原话（李学勤先生2002年1月发表了对上博简《诗论》的释文）。
三，追迹三代之礼，对残存篇什悉心整理以传弟子。他在向弟子传授残存的《周礼》、《仪礼》时，多有阐述，战国、汉代儒者或记之，或自己再阐述，以成《礼记》。对于中国古代的礼书，现代人里很少有人去阅读了，大都不太了解，所以这里再多说几句：我们现代人能看到的《周礼》、《仪礼》、《礼记》，皆属“礼经”范围，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它们来了解古代先人的风俗和文化。《仪礼》中的《丧礼》、《丧服》二篇，明太祖因不喜其“父重于君”的古礼立场，故而不把这两篇作为科举考试范围之内的经文了。《丧礼》、《丧服》，以及《礼记》里的《儒行》、《大学》、《表记》、《坊记》、《缁衣》等篇，“皆言寻常修己治人之道”（章太炎语），文字平实易懂，读一读是很有好处的。每谈到礼经，通常所说的“四礼”，是指《周礼》、《仪礼》、《大戴礼记》、《小戴礼记》。章太炎说：“二戴记中《哀公问》、《儒行》、《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王言》诸篇，皆孔子一人之言（长松按，弟子与他的问答之言）……《三朝》七篇，文理古奥，与余篇不同，或是孔子手作，或是孔子口说、弟子笔录者尔。”这段话里提到了《礼记》中所录的《孔子三朝记》里的七篇。实际上从班固以来所有有真知灼见的学者，都认定这是无比珍贵的出自孔子本人的“述”，它们是：大戴记里的《千乘》、《四代》、《虞》，小戴记之《诰志》、《小辩》、《用兵》、《少闲》。《仪礼》者，安上治民之书也。武帝初鲁恭王坏孔宅壁所得之《礼古经》（原简或毁于西汉末年之兵燹），当以《仪礼》视之。我们现在能读到的《仪礼》篇什，除了汉初高堂生所传承的十七篇以外，还有另外七篇（有的是残篇）：小戴记中的《投壶》、《奔丧》，大戴记中的《诸侯迁庙》、《诸侯衅庙》、《公冠》，郑玄注《礼记》所采引的《天子巡守礼》、《中霤礼》，——共计二十四篇。
四，《乐经》成书的情况，要从《诗经》说起了。孔子编定了《诗经》以后，他把其中的所有诗篇，都加以重新配乐，“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所谓《乐经》，大略应该就是这些乐谱为主体吧，另外应该还有《韶》、《武》、《雅》、《颂》之谱。总之《乐经》的编定和成书，大约也是出自孔子之手。此书作为六经之一，当然很珍贵，可惜远在“秦火”之前，就散佚了。
五，孔子晚年对《周易》很感兴趣，经常翻阅，以至于“韦编三绝”。《易》一类的书，在孔子之前原本远不止我们今人所见的传本《周易》那么多，比如有《连山》、《归藏》，都是，到了孔子赞《易》，乃专取文王所演的，而成《周易》之书，并且孔子还为上、下经文作了注解说明性质的“十翼”，即“彖传”、“象传”、“文言”、“系辞”、“说卦”等。孔子生前于《易》有不尽之意，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说他晚年“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我们现代人读《周易》，所得到的版本都是从三国王弼注本而来。这个版本是可信的，因为王弼是从费氏继承来的《周易》原文。至于王弼为《周易》所作的注，则早已留存不多了。关于对《周易》的解读，我个人认为有一个关键性的“钥匙”，那就是卦名，六十四个卦名，每个都指示着一种哲理，从这里入手，才能领会卦象、经文、传文的含义。
六，孔子“适周问礼”期间，也曾观览周史之书（列国史记都须上呈周室，所以孔子所见，囊括列国之史书也），与他们讨论史记旧闻，这也就为他日后修《春秋》奠定了基础。（当时与孔子同往周室的，有鲁国史官左丘明，他也翻阅那些丰富的史记内容，也参与关于史事原委的讨论。他在孔子修成《春秋》几十年后著有《春秋左氏传》，为《春秋经》补述事迹，与经可谓珠联璧合。）孔子晚年修《春秋》的直接动因，是他有一天忽然意识到自己在有生之年再没有机会推行礼乐之治了，就决定手订一部编年体的东周国史流传到世上，周之春秋不可得，他便依据鲁之春秋来做这件事了，即以鲁之春秋为主干，再添加上周和列国诸事。（关于春秋之名，是这样的：原本列国都有其史记（包括周），鲁国的，同周的史记一样也叫做春秋，其他诸侯国的史记都不叫春秋，但性质相同，皆一国之国史。）孔子七十一岁时开始修《春秋》，大约花了一年的时间而完成。他的“修”，主要在于按编年顺序陈列原始史料，而不在于为了“正名”而作很多“笔”“削”。也就是说他很注意保存以往史官们的具体措辞，经他改动过的地方，是极少的，比如吴、楚之君称王，而《春秋》改称为子。这一类的改动之所以非常少，孔子是怎样考虑的呢？原来列国史官们都是尽量秉承了历来的史记传统，尽量去据实存录，孔子认同他们措辞的立场和“正名”效能，即便有些是史官从某君主的立场而写下僭越“名分”的表述，孔子也照实存录，以昭示那个君主之妄心。但是宋儒说孔子修《春秋》有“贵王贱霸”之意，是不对的，《春秋》详述齐桓、晋文之事，明显有尚霸之意。这并不矛盾，因为是由周室来推行礼乐之治，还是由某一称霸的诸侯来推行，在孔子看来没有多少差别。《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综史，上自鲁隐公元年，下讫鲁哀公十四年，共记了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孔子将其修好的《春秋》交给弟子们时说：“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何“罪”之有呢？其意者，私修国史是不对的（除非著述于易代之后）。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3个回答 2017-09-10
六经者汉称“六艺”，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相传由孔子删定。 《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 “诗”为诗歌选集，又称《诗经》，孔子从古代民间流传的诗歌中选定三百零五篇，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书”为古代历史文献的选编，又称《尚书》，记载商、周一些重要历史记事，文告、谈话。 “礼”为古代各种典章制度的总称，“乐”为配合礼制、礼仪的音乐，两者是密切相联的。孔子称“立于礼，成于乐”，又说“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易”为古代占卜的书，又称《易经》，孔子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春秋”为鲁国的史书，孟子称“孔子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庄子·天运篇》有“孔子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整理保存了中国古代典籍，对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第4个回答 推荐于2017-07-28
六经者汉称“六艺”，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相传由孔子删定。 《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 “诗”为诗歌选集，又称《诗经》，孔子从古代民间流传的诗歌中选定三百零五篇，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书”为古代历史文献的选编，又称《尚书》，记载商、周一些重要历史记事，文告、谈话。 “礼”为古代各种典章制度的总称，“乐”为配合礼制、礼仪的音乐，两者是密切相联的。孔子称“立于礼，成于乐”，又说“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易”为古代占卜的书，又称《易经》，孔子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春秋”为鲁国的史书，孟子称“孔子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庄子·天运篇》有“孔子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整理保存了中国古代典籍，对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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