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谁更棒？似乎是一个问题，其实，这很有可能是一个假问题。原因何在？我想说说。
一个不世出的大人物，特别是在思想界影响了共同体的大人物，往往不是炒出来，而是人家做出来的——人家做到那个份上了，影响出来了，无论褒贬，人家都在那个“位”上了。褒，人家也不会更高；贬，人家也不会更矬。
人家做了什么？答曰：人家回应了思想界域应该或必须面对的问题。注意，我说“回应”而不是“解决”。这个就叫思想的致思方向。
思想者一定是要回应共同体间感觉到了但无人说出的大问题的。
现代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有多少？海去了。但问题有大有小，大问题有多少？也很多。说问题多，是鉴于人的理性有限性——人（不是神）不可能包圆所有问题，一个人尤其不可能包圆所有问题。大人物都明白这个道理。从来没有一个大人物试图包揽世界上所有问题。也可以反过来说：那些试图包揽世界上所有问题回应之的人物，也断不是大人物。鲁迅、胡适都在选择自己需要面对的问题。都有自己的致思方向。他俩谁也没有试图包圆中国所有问题并回应之。他俩只回应各自关心的问题，牢牢地在自家的“致思方向”上干活。
他俩的致思方向是什么？
有相近处，就是自由主义精神。要回应什么大问题，主要就是中国的现代性与民族性问题。
有不同处，就是鲁迅更注重自由本身，胡适更注重主义本身。鲁迅更注重国民构成的民族性，胡适更注重制度建构的现代性。还可以略加分析如下——
鲁迅是试图用人类流传有序的文化文明影响中国人（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影响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埃塞俄比亚人等等）。这个文化文明迄于现代，在鲁迅看来，主要表现为源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因为鲁迅看到的中国问题是：国民劣根性。他试图从人性（而不是制度）方面回应中国人的现代性和民族性问题。
胡适也试图用人类流传有序的文化文明影响中国人（他也从不去想到要去影响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埃塞俄比亚人等等）。这个文化文明迄于现代，在胡氏看来，主要表现为源于自由主义的政治生态。因为胡适看到的中国问题是：极权之专制。他试图从制度（而不是人性）方面回应中国人的现代性和民族性问题。
这就是他俩的区别——政治姿态区别。
“国民劣根性”和“极权之专制”都是中国之大问题所在。他俩的优秀之处在于：以一种中国化了的方式滔滔不绝地致思于此，不断地条分缕析，不断地试图靠近问题的核心，推演为一种精深博大的思想精神系统（注意：我没有说体系）。在这两个方向上，就其深刻程度和言说的丰富而言，很少有人能够企及（注意：我没有说无人能够企及），至今为中国现代文化之两座高峰。
高峰与高峰之间是可以互相守望，但不可替代的。谁高谁低？这只能是一种选择的结果，而不是经验事实中的结果——就经验事实而言，人家俩等高（理由就是：一直到现在还在争论谁高谁低，而且在自由争论状态下：不会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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