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风格是一定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有机结合所形成的作品整体风貌，但不管是作品内容或形式，又都与作家的个性精神、生命态度相关。不同作家的个性精神、生命态度浸透于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之中，从而使作品具有不同的风格特点。五彩缤纷的文学世界即是由风格特征各异的作品所构成。
中国古代文学风格理论极其丰富，先秦哲人的一些言论对古代文学风格论即有影响。如《孟子·公孙丑上》云：“[言皮]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言皮]辞、淫辞、邪辞、遁辞指人的不同语言特点，孟子自谓能知不同人的语言特点及其缺陷毛病。孟子虽不是论文学风格，却能给后人以有益的启发。《周易·系辞·下》有一段关于人的心理与语言特征关系的论述，云：“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这是说，心理、思想、品质、性格不同的人，其话语言辞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人的话语言辞同人的心理、思想、品质、性格有相对的一致性。《周易》亦不是论述文学风格，但却对后来的文学风格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代是古代文学风格理论的萌芽期，扬雄《法言．问神》提出“言，心声也”。王充《论衡·超奇》篇提出：“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这些论述表明，文学作品的语言是作家心声的载体，作家的心理精神著于竹帛，形诸文字，其作品的语言文字与作家的心理精神是“自相副称”的。这实际包含着文学风格与作家的心理精神相一致的基本原理。到魏晋南北朝，随着文学的自觉和繁荣，随着文论研究的深入展开，文学风格日益为人们所重视。曹丕《典论．论文》提出“四科八体”说和“文气”说；陆机《文赋》提出绮靡、浏亮、相质、凄怆等十种文体风格。刘勰《文心雕龙》则专设《体性》篇、《风骨》篇等，专门论述文学风格，从而使文学风格论进一步系统化。至此，中国古代文学风格论已经完全成熟。唐宋以降，文学风格理论日趋丰富和发展，皎然、严羽、高木秉、叶燮、姚鼐等都有重要的论述，特别是出现了《二十四诗品》这样的文学风格论著。古人所论涉及风格成因、风格形态、作品风格、作家风格、时代风格、流派风格、地域风格等。这些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风格论的庞大理论体系。 中国古代文学风格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文学风格与主体生命紧密联系起来。这首先表现在风格概念中。古代文论中的风格概念很多，有体、体式、风格、格、体格、趣向等，较常使用的主要是“体”和“风格”。
“体”在古代文论中是一个多义性术语，可以指文体、体裁，也可以指风格。古代文论家最初以“体”指称文学风格。陆机《文赋》云：“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又云：“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体有万殊”，即文章之“体”有万变之殊，而这“体”的万变屡迁，是因为文章描写事物的多姿多彩，描写对象的不同而导致文章之“体”的变化，显然，此“体”应是文章的体貌风格，而不是指文体体裁。梁代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
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 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 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
这“三体”是指三种风格。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把文学风格归为“八体”，即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此后，文论家常用“体”指称文学风格。如皎然《诗式》有《辨体有一十九字》，列举十九种诗歌风格。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中有《论体》，列举六种文学风格。欧阳修《六一诗话》评梅苏诗云：“圣俞、子美，各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欧阳修所说的“诗体”之“体”显然是指风格。
“体”的本义是指人的身体，《说文》云：“体，总十二属也”。即“体”是身体十二个部分的总称。很难说清楚古人何以用“体”来指称文学风格。但有着近取诸身、以类取譬之思维习惯的中国古人用人之生命体的“体”来指称文学风格，不是完全偶然的，这至少说明，在中国古人看来，文学风格与人之生命有着一定的联系。用蕴含着生命意味的“体”指称文学风格，似乎更能说明文学风格的内质。刘勰《文心雕龙》的风格论专篇《体性》篇将“体”（文学风格）与“性”（作家生命）联言，所论证的主要也就是作品之体（即风格）与作家之性（即个性生命）的关系，“体”（作品风格）与“性”（作家生命）密切相关。“体”作为风格概念，包蕴着浓郁的生命意味。
古代文论中的“风格”词，是从人物评论的术语中引用过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风格”作为品人术语，指人的言行风度及精神品格。如葛洪《抱朴子．行品》云：“士有行己高简，风格峻峭，啸例偃蹇，凌侪慢俗”。《世说新语．德行》云：“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此“风格”是指人的精神品格高尚严整。“风格”还含人的言行作风之意，如《晋书．庾亮传》云：“风格峻整，动由礼节”。以“风格”评人，尤指人的优异品格。如《梁书．江倩传》云：“（倩）方雅有风格，仆射徐勉权重，唯倩及王规与抗礼，不为之屈”。江倩不畏权贵，品格卓异。葛洪曾以“风格”评论诸子之言，《抱朴子·百家》云：
风格高严，重仞难尽，是偏嗜酸甜者，莫能赏其味也。
此“风格”指诸子著作的风采格调特点，意义近乎文学风格。诸子著作义奥思深，用表示人的卓异品格的“风格”这一术语概括诸子著作的风采格调，含褒扬之意。葛洪这样使用“风格”术语，启迪后人将文与人联系起来，将文学风格与人之生命精神联系起来。到北齐颜之推论文学时，就将风格这一评人术语用于评文了。《颜氏家训·文章》篇云：
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
此处“风格”专指古人之文的风采格调特点，风格这一内含着对人的生命精神褒扬的评人概念这里转用于评文，一是说明“风格”一词已开始向文学作品风貌特征的意义过渡；二是说明，作为文学理论术语的“风格”，脱胎于人物评论术语的“风格。”人物评论“风格”概念中本来包蕴的生命精神意味，亦不可避免地浸入文学理论术语的“风格”概念之中。
由上之论可知，古人常用的“体”和“风格”两个概念都是取用于论人术语，“体”与“风格”都包含着人的生命意味，风格与生命相关，在风格概念中已有体现。
文学风格千姿百态，无限多样。有多少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就有多少独特的文学风格。一部文学史，也就是一部风格的历史。为了便于鉴赏和总体上的把握研究，中外理论家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并企图说明各个风格类型的审美特征。一般地说，西方古代倾向于三分法，这可以追溯到安提西尼(Antesene)，他把风格分为崇高的、平庸的和低下的三种。但丁的分类相似：“悲剧带来较高雅的风格，喜剧带来较低下的风格，挽诗，我们知道是不幸人的风格。”他认为悲剧“应采用光辉的俗语”，喜剧“就应该有时用中级的，有时用低级的俗语”。到了黑格尔，他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区分出严峻的风格、理想的风格和愉快的风格三种，并作了详细的阐说。而现代文艺理论家威克纳格则从文体的角度区分出智力的风格、想象的风格和情感的风格。我国古代的风格理论十分丰富，对风格的分类及其审美特征的论述可谓独树一帜。其特点是：一、对风格的分类有简繁两法，趋势是由简到繁，二元对立式地繁殖递加；二、对风格范畴的概括十分简约，而对风格的审美特征多取描述的方法，且常用形象化的比喻，以激发欣赏者的审美联想，强调用感性的体悟和比较去识别不同的风格，而避免作出严格明确的规定。这可能不够“科学”、“理性”，但更切合多数人的审美经验，因为风格美是难以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去把握的，它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情调和韵味、色彩和境界。
中国的简分法是将风格分为“刚”和“柔”两类，也有“虚”与“实”、“奇”与“正”等二分法，但以刚柔说影响最大，且源远流长。从他具体的形容和描述来看，阳刚之美美在刚劲、雄伟、浩大、浓烈、庄严；阴柔之美美在柔和、轻盈、幽深、淡雅、高远。前者是壮美，后者则是优美。姚鼐是提倡刚柔相济的，认为两者不可偏废，他在另一篇文章中作了更明确的说明：
吾尝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暗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然古君子称为文章之至，虽兼具二者之用，亦不能无所偏优于其间，其故何哉？天地之道，协合以为体，而时发奇出以为用者，理固然也。（姚鼐《海愚诗钞序》）
在他看来，阳刚和阴柔都是美，但应相济互补，否则会发生偏执，走向极端。然而，真能做到两者兼备的却很少，所以他又认为可以“偏优”和“奇出”。简分法虽简，却有很大的包容性，其实文学史上出现的很多具体的风格，都大体上可以分别归入到“阳刚”和“阴柔”两大风格模式中去。
较繁的分类法始于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谈到风格的“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时说：
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
刘勰的八体又分成四组，四组之间有一正一反的关系：“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构成了一个风格系统，隐含了八卦的意象，可以说：“八途而包万举”。但刘勰的风格论仍是广义的风格论，他把非文学体裁的文章风格都包括在内，如政论、日用文体、学术著作等，说明尚未完全摆脱先秦以来把“文”看作是学术文化总称的传统观念。唐代的诗歌空前繁荣，便出现了对诗歌的各种风格进行分类的理论探索。如皎然《诗式》提出“辨体有一十九字”：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诫、闲、达、悲、怨、意、力、静、远。对其中的每一个字，他都作了扼要的说明。认为“篇目风貌不妨一字之下，风律外彰，体德内蕴，如车之有毂，总辐归焉。其一十九字，括文章德体风味尽矣。”由于皎然用的是“风律”和“体德”的交叉标准，所以他的分类不甚协调，但对后人也不无启发。司空图的分类标准比较统一，基本上是从文学风格的本体构成出发，也较切合创作实际。他把诗歌的风格分为二十四类：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屈、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虽然区分的是诗歌风格，但也适合于其它文体，而且这些风格概念中的绝大部分，至今仍在使用。可以说，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建立了具有中国传统的风格分类的模型。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所列诸体皆备，不主一格”。司空图对二十四种风格的描述充满了诗情画意，又渗透了哲理，对后世的影响最大。如对“雄浑”的描述是：
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
这就是说，雄浑是一种可以笼罩万物，横贯九天的气势，它好像是广漠流动的云，又好像是在空中激荡的风。这是由实入虚，向外扩张的震撼人心的美学境界。司空图对风格审美特征的形象化描述，把我们带领到丰富多彩令人神往的审美境界，并具有某种范型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风格分类法主要是一种主观直觉的分类法，而现代的风格分类则趋向于客观科学，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就作了这方面的贡献。他把风格分为四组八种：
⑴组——由内容和形式的比例，分为简约和繁丰；
⑵组——由气象的刚强和柔和，分为刚健和柔婉；
⑶组——由于话里辞藻的多少，分为平淡和绚烂；
⑷组——由于检点功夫的多少，分为谨严和疏放。
陈望道认为，简约和繁丰、刚健和柔婉、平淡和绚烂、谨严和疏放都是极端。其实风格并不一定是这两端上的东西，位于这两端中间的固然多，兼有这一组、二组、三组以上的风格也不少，例如简约而兼刚健，或简约兼刚健又兼平淡，如此类推，可以变化无穷。陈望道的风格分类法曾受到叶圣陶等人的好评，认为“这是今人的见解胜于古人处”，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仍有局限之处，因为他更多的是从“语文”的角度着眼。有鉴于此，又出现了各种分类方式。如童庆炳在《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中根据八卦的模式把文学风格分为八组十六种：⑴简洁——丰赡；⑵平淡——绚丽；⑶刚健——柔婉；⑷潇洒——谨严；⑸雄浑——隽永；⑹典雅——荒诞；⑺清明——朦胧；⑻庄重——幽默。似更切合现代的风格审美实际，也有更大的包容性。由于文学风格形态的无限多样又无限生成，不可能找到一种最完善的分类法。对文学风格的分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而且永远是相对的，它们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但大可不必胶柱鼓瑟，应该根据具体作品的审美特点灵活运用。正如小说家、理论家茅盾所说：“有的可以从全篇的韵味着眼，用苍劲、典雅、俊逸等等形容词概括其基本特点，有的则可以从布局、谋篇、炼字、炼句着眼，而或为谨严，或为逸宕，或为奇诡，等等不一。”
衡阳作家群
一、衡阳作家群的“锐”性
二、衡阳作家群浓烈的乡土情怀
三、衡阳作家群刚柔并行的文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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