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教员。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曾祖父白温迁居下□（今陕西渭南），遂为下□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祖父□、外祖陈润俱善诗。父季庚，做过彭城县令，徐州、襄州别贺。明代绍兴郡斋圣贤图石刻 生平 入仕以前 自代宗大历七年(772),至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自幼聪明，5、6岁学作诗，9岁熟习声韵。11岁时,因两河藩镇战乱，由荥阳逃难到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靠在杭州作县尉的堂兄。5、6年的颠沛流离生活中，白居易接触到官方疾苦，并遭到事先任苏州、杭州刺史的两位诗人韦应物、房孺复的影响，作有《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赋得古原草送别》等诗篇，15、16岁时，立志应进士举,享乐读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当时，父死母病，靠长兄白幼文的微俸坚持家用，奔走于鄱阳、洛阳之间，生活比拟艰辛。 初仕至遭贬 自贞元十六年 （800），至元和十年(815)。贞元十六年，白居易 29岁，进士落第。十八年(802) ，又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订交，约始于此，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永贞时(805),王叔文、韦执谊实施政治革新，白居易曾向韦上书，建议广开言路，选拔人才，惩恶赏善，举贤任能,不失机遇地快速革新。但不久,王、韦等被贬,革新失利。他的建议未及采用,写有《寓意》等诗表示惋惜。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对社会政治各项严酷效果所提管理计划，是研讨他的政治思想的主要资料。这年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今陕西周至）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帖集贤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学士。次年授左拾遗。五年，改京兆府户曹从军，均照旧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度秘密。在儒家“兼济”思想的指点下，他不怕得罪权贵近□，延续上书论事，如奏请加德音中节目》、《论制科人状》、《论于□裴均状》、《论和籴状》、《奏阌乡县禁囚状》等，都是联系国度治乱、群众生活的主要文件。与此同时，他还自觉地以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武器，促进新乐府活动，写了少量的讽谕诗，和他在政治上的勤劳相辅而行。但由于朝政日趋糜烂，他的这些奏状和诗歌反而招来当权者的忌恨与打击。 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丧居家，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两河藩镇割据权利别离叛唐，派人刺杀主意征伐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以雪国耻。但却被腐朽的官僚权利攻击为越职言事，并假造“伤名教”的罪名，将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这对他是个繁重的打击。 贬江州以后的内外迁调 自元和十一年(816),至大和二年(828) 。白居易到江州后的第二年，写下《琵琶行》。诗中经过一个擅奏琵琶的长安名妓沦落江湖的倒运身世,寄予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闷。在这之前,他曾经看到朝廷的种种昏暗，萌生过及早抽身的念头。经过这次打击,思想更从“兼济”急遽转向“独善”,决计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面上灭除忧忧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但他并没有辞官归隐,而是选择了一条“吏隐”的路途,一边挂着闲职，一边在庐山盖起草堂,与僧朋道侣交游,以求知足保和，与世无忤。与之相顺应，描写闲静恬淡境地、表达团体情感的闲适诗和感伤诗,便末尾多起来,然前期那种战役性剧烈的讽谕诗则比拟少见了。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派遣京，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因国事日非,朝中朋党倾轧，屡次上书言事不听,于长庆二年(822)央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时，曾修建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饮用。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 退居洛阳的晚年生活 自大和三年(829),至会昌六年(846)。白居易从58岁末尾,定居洛阳。先后担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经常与名诗人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他在舒适的晚年依然经常想到群众。73岁时,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两年后病终。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见彩图河南洛阳白居易墓)。诗人李商隐为撰墓志。今已辟为旅游胜地。 诗歌实际 白居易的思想，剖析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点思想。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施儒家的暴政，但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他的“独善”之心,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自觉》二首其二说：“我闻浮图教，中有解脱门。”求得身退心安，无所往而不适。当他受皇帝疑心的时分，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讳，敢作敢为，诗歌创作便主动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效劳；当他失掉疑心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央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官，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要表现团体感受。不论达和穷，他都离不开诗。白居易诗《溪村》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集雅斋刻本《六言唐诗画谱》 白居易一生不只留下近3000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实际。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知名论点。情是诗的形式，言和声是诗的表现方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他剖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伟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以为情感活动并不是凭空发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亲密联系于事先期的“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脱离梦想,必需根源于生活，取材于梦想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反映着一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 白居易承袭了中国现代一向以《诗经》为宗旨的比兴美刺的激进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梦想形式和社会作用。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又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指“救援人病，裨补时阙”。所谓“六义”、“风雅比兴”，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刺作用。由于事先社会昏暗和政治糜烂，他在“美刺”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强调诗歌批判社会政治的功用，央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唐生》），“上以纫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开壅敝达人情，先向歌诗求挖苦”(《采诗官》)。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要发扬了这种功用，惹起当权者的留意，对国度政治和群众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算到达了写作手段,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与上述实际相顺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准绳：①“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饰，表达直爽，不绕弯子；②“言直而切”，直书其事，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③“事□而实”，形式真实,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朴实；④“体顺而肆”，文字流利，繁杂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府序》)。他自己的一局部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勤劳实际的。 在中唐阶级抵触和统治阶级外部抵触十分尖利的状况下,这种诗歌实际对促使诗人无视梦想、关心民病,是有主动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方式的诗风，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火强调诗歌创作听从梦想政治需求,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妥当的。有时他运用这种实际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李白等知名诗人，便难免显得公允和狭窄，甚至连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诗（《与元九书》）。异样，假设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必约束诗歌艺术的发明，拘限诗歌作风的多样，难免有浅率之弊，因此遭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判。 文学创作 白居易在江州时，曾收拾、编集自己的诗歌作品，分红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据其自述，讽谕诗是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闲适诗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道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者”；杂律诗则是“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大致上，前三类是古体诗，最后一类是近体诗;前三类中大致以形式区分,但也有参互交织的。在这四类诗中，白居易自己比拟注重讽谕诗和闲适诗。他以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现出“独善之义”，都是他的人生目的的直接表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 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髓的局部,是他的讽谕诗,其中包括《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这些诗篇普遍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严酷效果，着重描写了梦想的昏暗和群众的痛苦，如《观刈麦》、《采地黄者》、《重赋》、《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劳和赋税剥削的繁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群众带来的灾难；《轻肥》、《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等反映边防效果和战争给群众带来的灾难；《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婚》、《母别子》、《上阳青丝人》等为礼教约束下妇女的凄凉命运收回控诉；《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落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仙》等挖苦迷信神仙的虚妄聪明。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苦力勤，直气凛然。在普遍反映梦想的根底上，诗人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久远恩”（《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顺狡猾”诗教的框框。这在现代批判时政的诗歌中是十分一般的。 讽谕诗在表现方式上，少数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描写人情物态精细传神，对开展中国叙事诗的激进有主动的贡献。另一局部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予作者的政治慨叹，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践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笼统地描画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贪污中饱和小民惨遭剥削的状况。《题海图屏风》则经过海中大鳌兴风作浪、鲸鲵助威暴虐,形成“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的现象，为事先藩镇割据、别离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的写照。还有把鹤、鸟、松、竹等动植物拟人化，用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联系，如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就属于这类寓言诗。不论是直赋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广，取材典型，主题集合，笼统鲜明，言语清楚晓畅。一局部《新乐府》还采用了“三、三、七”言的句式，显现了诗人向官方深刻文艺进修的踪迹。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恬静生活的神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深思想。但也有一些夺手段警句，如“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适意二首》）以及“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唯非贵相，但恐出祸因”（《自题写直》）等等,仍从正面反映出对梦想社会的满意,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闲适诗中也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景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乡村现象，质朴而清爽。《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受，而经常有深沉的寄予。其中如知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心情感伤,寄予深微。诗中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招致昏庸误国，讽意清楚；更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热忱缠绵，流显现作者的怜惜。唐陈鸿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未来者也”（《长恨歌传》）。《琵琶行》则有遭际之感。这两首长诗叙事迂回，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的布置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谐和的韵律声调，艺术上到达很高效果。“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说明这两首诗遭到广阔群众的喜欢。所以清人赵翼指出，白居易“即无选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卷四）。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颜色，如“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图加以解脱，宣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清楚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 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勒出世意盎然的境地，历来脍炙人口。而一局部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缺乏取。 白居易诗歌的根本作风是平易浅切，明畅深刻。平易，是指用往常的话，写往常的事，清楚自然，人人可以领略。所谓“郢人斤斫无踪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就是关于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表扬。平易的境地是不繁杂到达的。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瓯北诗话》也以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指出“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久远景、行动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诗的平易，又是同叙写情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同的,意到笔随,挥洒自若，“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溢，殆与元气相侔”（王若虚《滹南诗话》），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样的平易,是提炼的结果。赵翼又说：“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时间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宋代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叙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解的传说，虽不用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深刻，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便于广阔读者接受，则是有目共睹的梦想。他还喜欢提炼官方俗语入诗，增加诗歌的神趣。《唐音癸签》引《阅耕余录》说：“白太傅诗：‘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航活’，吴中以水涨船动为船活,采入诗中,便成佳句。”龚颐正《芥隐笔记》也说：“诗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赢垂、温暾，皆乐天语。”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作风，后世颇有訾议。有人说他“俗”，说他“浅”，甚至说他“力□而气孱”（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判看到了白居易的一局部作品矜耀贫贱，吟弄风情，具有着作风低下的粗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概”（《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其中颓丧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语太露，缺少蕴藉含蓄的神韵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胜利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方式里包括久远的思想情味，有力地显现着白诗深刻化、群众化的主要效果。所以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称白居易为“广阔教化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形式的深入微作风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会下传达特地广。他逝世时，他的诗歌已普遍传诵，“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誊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元氏长庆集序》）。他与元稹两人唱和的所谓“元和体”，“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白居易的名望远播国外。事先有朝鲜商人来求索白诗，带回去卖给该国宰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苏州南禅寺抄得一部白集带回国，后延续有人抄回，至昔日本保管有相当于宋、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视为国宝。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庞大影响。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水平上遭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化为白朴的《梧桐雨》、洪□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化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征。他固然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际,推进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小事，故意识地追踪贾谊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决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只形式实在，见地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言语流畅,词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封锁了北宋王安石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判的主要文献。而象《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趣隽永，又是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开展开拓了路途。 本集和研讨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对自己的诗文停止过几次编集，初名《白氏长庆集》，后改名《白氏文集》，共收诗文3800多篇,成75卷、誊写5部。分藏于庐山、苏州、洛阳及其侄子、外孙的家里，唐末骚动，抄本散乱，又经辗转刻写，已非原貌。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刻本,仅71卷,收诗文3600多篇（其中还羼入几十篇他人的作品），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马元调重刻《白氏长庆集》71卷,与绍兴本根本相同。另有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的活字覆宋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分前、后集，形式也与绍兴本大致相同。清初汪立名则刻有《白香山诗集》40卷，仅诗，无文，其中包括辑佚而成的《补遗》 2卷，并于原注外增加笺释。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以绍兴本为蓝本，参校各本，加以订补；又编《外集》2卷,搜罗佚诗佚文，并附白氏传记、白集主要序跋和简明年谱。 研讨资料方面,新、旧《唐书》有白居易的本传,陈振孙、汪立名均撰有年谱。近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和岑仲勉的《白氏长庆集伪文》，对白居易的诗文多所考订。古人王拾遗《白居易生活系年》、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所编《古典文学研讨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搜集自中唐至晚清相关评论资料。另有日本花房英树著的《白居易研讨》等,都是研讨白居易的较主要的参考书藉。 这些你看够吗？r≡学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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