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亦称“同光新政”）和二十世纪初年的新政（亦可称“清末新政”），有许多共同之处，亦有许多可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这两个历史事件进行对比研究，对于弄清二者的连带关系、性质及各自的历史地位是颇有必要的。
一、 历史背景惊人的相似。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有着非常类似的历史背景。其主要表现有二
其一，群众斗争铁拳的沉重打击。洋务运动开始时，正是太平天国进行艰苦战斗的岁月。洋务派大企业创立时，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但仍有太平天国余部、捻军及各少数民族起义继续战斗。在太平军旗与剑的勇猛冲击下，八旗绿营一触即溃，土崩瓦解，清朝政府不得不动员汉族地主组织团练，湘军、淮军便应运而生了。
清末新政的开始，比洋务运动晚了四十年。当时，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刚刚被镇压下去，但群众性的反抗斗争仍然没有结束。在直隶，景廷宾举起“扫清灭洋”的大旗；在广西，有会党的起义；在各地，群众性的抗捐抗税斗争此伏彼起。后起的湘军、淮军败于甲午战场，在人民起义面前也显得软弱无力。在这种形势下，穷途末路的清朝政府搞起了新政。
其二，帝国主义联军的压力。洋务运动开始时，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强迫清朝签订了《天津条约》，又把战火烧到了北京城，咸丰皇帝逃往热河，清朝被迫签订了《北京条约》。在列强的压力下，清朝统治者逐渐向侵略者靠拢，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公开勾结，洋务派也开始得势。
清末新政开始时，八国联军的侵略战火尚未完全熄灭，侵略军亦未撤出中国。1900年，义和团在京津地区及各地造反，猛烈地冲击着侵华势力。帝国主义组成了八国联军，由大沽登陆向天津、北京进犯。以那拉氏为头目的清朝统治集团，一来同帝国主义有矛盾；二来对义和团不敢公开镇压，怕“祸起肘腋”。便于6月21日发布了“宣战”上谕，想利用义和团打击一下帝国主义，发□对帝国主义的不满；又想借帝国主义之刀屠杀义和团，一箭双雕，十分恶毒。清廷宣战了，但却按兵不动，只是让义和团当炮灰打头阵，暗地里又指使部分清军屠杀义和团。义和团前面顶着帝国主义的炮火，背后却不断遭到封建主义的冷枪，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失败了。8月14日，八国联军的马蹄踏入北京城，曾跟随咸丰逃往热河的那拉氏，又不得不带着光绪和她的一些亲信宠臣仓惶出逃，同时发出了镇压义和团与向帝国主义投降两道命令。1901年清朝被迫签订《辛丑条约》。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历史背景是何等惊人的相似。说到不同，只是时代所致：洋务运动开始前，是近代的初期，中国社会基本还是两大阶级的对立。而清末新政时，民族工业早已产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戊戌变法。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狂潮，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危机。
二、 宗旨与目的大同小异。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有着相类似的宗旨与目的。
洋务运动，是由洋务派搞起来的，其主要代表人物在地方上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名臣，在中央则是奕□、桂良、文祥等实权人物。最高统治者那拉氏，则是他们的后台老板。清末新政，由那拉氏发起，当时在世的洋务派官僚，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刘坤一、张之洞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李鸿章的《妥筹本章办法》成为指导性文件。
洋务运动，是在不触及封建统治根基的前提下，学习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清末新政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1901年1月清廷准备变法的上谕点明了这个问题：“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清德宗实录》卷476，8-10页；卷496，4页；卷486，14－15页；卷494，3页；卷522，2页；卷562，1页；卷483，13页；卷523，4—7页。)这就一语道破了清末新政的实质：也是在不触及封建统治根基的前提下，进行一些“改弦”性质的具体政策上的改革。
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的目的又有何异同呢？洋务运动开始于太平天国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因而首要的目的是为了镇压人民起义，其军事工业直接生产屠杀人民的武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求强”不仅仅是为了镇压人民起义，也有其反抗外来侵略的意图。不然就无法理解：人民起义被镇压之后，军事工业为什么继续扩建？金陵机器局为什么给大沽炮台生产大炮？洋务派为什么非常重视海军的建立？清末新政时，人民斗争也没有停止，资产阶级革命派还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心有余悸的清朝统治者搞新政，必然有镇压人民之目的。但是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清末新政也有对抗外来侵略的意图，在“强邻逼处”的情况下(《清德宗实录》卷476，8-10页；卷496，4页；卷486，14－15页；卷494，3页；卷522，2页；卷562，1页；卷483，13页；卷523，4—7页。)，要“变法自强”(《清德宗实录》卷476，8-10页；卷496，4页；卷486，14－15页；卷494，3页；卷522，2页；卷562，1页；卷483，13页；卷523，4—7页。)。
洋务派搞民用工业的口号是“求富”，求富是洋务运动目的之一。清末新政要发展实业，其口号是“振兴”，这是洋务派“求富”口号的翻版。当时清廷认为：中国“推积弱所由来，叹振兴之不早”(《清德宗实录》卷476，8-10页；卷496，4页；卷486，14－15页；卷494，3页；卷522，2页；卷562，1页；卷483，13页；卷523，4—7页。)，“农工商业，为富强之根本，自应及时振兴。”(《清德宗实录》卷476，8-10页；卷496，4页；卷486，14－15页；卷494，3页；卷522，2页；卷562，1页；卷483，13页；卷523，4—7页。)目的是“以期渐图富强”(《清德宗实录》卷476，8-10页；卷496，4页；卷486，14－15页；卷494，3页；卷522，2页；卷562，1页；卷483，13页；卷523，4—7页。)。
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封建的国家机器，巩固满族贵族的统治。同时两者又都有迎合帝国主义的表现，洋务运动开始于中外反动派公开勾结之时，主奴关系初步确立，清末新政是在八国联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开始的，有迎合帝国主义一面是不足为怪的，但不应说是主要目的。
此外，由于时代的变化，清末新政的目的同前者也有相异之处。这就是清末新政在客观上，适应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某些需要，适应了当时“实业救国”的思潮。
三、主要内容有所发展。
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大部分内容相类似。不同的是，清末新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前进，有所发展。在机构设置上。1861年清朝设立总理衙门，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始，该衙门成了洋务运动的领导机关。清末新政开始时，清廷设立督办政务处，为总指挥部。接着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不同者，是因形势所需，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机构。如1906年设农工商部、民政部、陆军部、海军部等。
在经济方面。洋务运动期间，办起了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民用企业。这些厂矿分别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出现，民族工业即掺杂其中了。清末新政，在经济上的努力更为突出。工矿业方面，由于清廷采取奖励政策，洋务运动的老厂矿有所恢复与发展，新的厂矿也大量涌现。如工厂企业，仅1904至1916年间就新建六千余家，相当于以前四十多年总和的一半(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一辑，10页。)。对于农业也有所重视，认为：“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在农，非先振兴农务，则始基不立。”(《清德宗实录》卷476，8-10页；卷496，4页；卷486，14－15页；卷494，3页；卷522，2页；卷562，1页；卷483，13页；卷523，4—7页。)因此实行清丈垦荒，兴修水利，创立农桑学堂与试验场，传播西方先进农业知识技术等(《清德宗实录》卷522，2页；参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868—898页。)。重视交通运输业，1913年建成铁路九千六百一十八公里，比洋务运动期间增长了二十五倍多(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1096页。)。商业方面，采取了奖励政策，规定营业资本在一万元以上者皆可赏给奖牌直到爵位(《光绪朝东华录》总（五）5738页、572页。)，以资鼓励。关于华洋商品等税的规定(《清德宗实录》卷476，8-10页；卷496，4页；卷486，14－15页；卷494，3页；卷522，2页；卷562，1页；卷483，13页；卷523，4—7页。)，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族工商业。金融事业也有所发展，出现了大清、劝业、商业等银行。
在军事方面。洋务运动期间，突出的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和海军。清末新政期间，对原有军事工业进行了扩建，普遍增加了经费(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466—497页。)。更主要的是编练新军，计划练成三十六镇。辛亥革命爆发前，练成十六镇。
在文化教育方面。洋务运动期间有了一定的重视，1862年，在北京设立“同文馆”培养办洋务人才，地方出现了新式学堂及派遣留学生活动。清末新政时，清政府把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清廷认为：“惟是治法，尤贵有治人”(《清德宗实录》卷476，8-10页；卷496，4页；卷486，14－15页；卷494，3页；卷522，2页；卷562，1页；卷483，13页；卷523，4—7页。)，“为政之要，首在人才”(《清德宗实录》卷476，8-10页；卷496，4页；卷486，14－15页；卷494，3页；卷522，2页；卷562，1页；卷483，13页；卷523，4—7页。)。为了人才，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1905年决定“自丙午（1906年——引者）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光绪朝东华录》总（五）5392页。)流传于中国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制度的历史就此结束。为了人才，清廷又令各省兴办各级各类新式学堂，令张之洞等制定学堂章程，批评办学不力者。当时中国出现了一股办学热潮。1916年全国新式学堂达到五万二千五百余所，在校学生达一百五十余万人(章开沅等：《辛亥革命史》上册，373页。)。为了人才，清廷还大力派遣官费留学生，鼓励自费留学，提倡到欧美各国留学。因此，清末出现了留学洪流，如1905—1906年间，仅留日学生就多达八千余人。
四、两种作用不可忽视。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都有不良后果，又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两次新政，需款甚巨，劳苦大众，捐税累累，如牛负重。洋务运动中，福州船政局在十多年间共花银五百余万两(牟安世：《洋务运动》76页。)，所造之船武装了福建水师。北洋海军花费更巨，仅定制“定远”、“镇远”两舰就花去白银近三百四十万两(《洋务运动》丛刊（二）41页。)，而常年经费又高达二百万两(《洋务运动》丛刊（二）181—187页。)。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葬身鱼腹；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两大军港也皆资敌。剩下的只是人民的沉重负担和国库更加空虚，财政更加困难的厄运了。清末新政，需要经费的数额也相当可观。为了解决经费，清廷大力派款，仅1903年12月24日两个上谕，所派之款每年就多达九百六十万两(《清德宗实录》卷476，8-10页；卷496，4页；卷486，14－15页；卷494，3页；卷522，2页；卷562，1页；卷483，13页；卷523，4—7页。)。而地方要政同样需要经费，这只有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当时出现了粮捐、房捐、新捐、学捐不胜枚举，民困难纾。
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为中国造成并发展了买办阶级、军阀集团与官僚资本。
两次新政的军事工业、建新军、办警察，也起到了镇压人民的反动作用。
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客观上的进步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首先，洋务运动期间，在军事、民用企业中出现了一批产业工人；而清末新政中，由于工矿企业迅速增加，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逐步扩大。
其次，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把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搬到中国来，这是拔地而起破天荒之事，民族工业就伴随着洋务派“求富”口号的声浪出现了。清末新政，民族资本更加兴旺，达到了初步发展阶段的最高峰，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
第三，洋务运动期间设学堂、派留学生、译西书，使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传播。而清末的办学热、留学生洪流的出现及大量翻译外国书籍，使西方科学技术更广泛地传播开来。
第四，洋务运动中的民办企业，在抵制洋货与洋人贸易垄断上起了一定作用。清末新政的抵制作用就更鲜明了，各种工厂企业大量出现，是其表现之一，特别是收回利权运动，群情高昂，成效显著。
此外，清末新政有着突出的超过洋务运动的客观作用：一方面清廷大力搜刮的结果，激起群众强烈不满，使紧张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为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活动，造成了一个大好的形势。另一方面清廷大力兴办学堂，广派留学生，出现了相当规模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队伍，他们是首先觉悟的成分，其中特别是在留日学生中出现了革命的领导和中坚力量，东京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摇篮。清廷编练的新军，成了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阵地，后来清朝地方政权绝大部分亡于新军之手。因此我们说，清廷“兴学育才”、编练新军，客观上是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
从晚清两次新政异同的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两次新政的实行，都是群众斗争打击的结果。统治阶级对待人民往往采取镇压与缓和两手，镇压之后强调生产，使生产力发展。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农民战争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体现之一。
其次，两次新政都是在列强联军侵入北京，迫使帝后逃离后推行的，封建统治者也感到自己的贫和弱。清廷表面上不得不迎合帝国主义，而实际上都有抵抗外来侵略的用心。
第三，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是一脉相承的，清末新政是洋务运动的继续和发展。这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办官僚资本的一条途径。
第四，两次新政，都应该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史学界对洋务运动已比较重视，对清末新政也应加强研究，全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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