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旧唐书卷八十四列传第三十褚遂良传
【原文】
（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隶书，父友欧阳询甚重之。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尝问：“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诫，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取当载笔，君举必记。”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亦记之矣。”太宗以为然。十七年，太宗问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舜、禹者十余人。食器之间，苦谏何也？”遂良对曰：“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首创奢淫，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以为然。
【参考译文】
褚遂良博览文史书籍，特别擅长隶书，他父亲的朋友欧阳询很看重他。升迁为谏议大夫，并负责记载皇帝起居的事务。太宗曾经问他说：“你负责记载皇帝起居事务，记录了一些什么事情，大概我作为皇帝能看吗？”褚遂良回答说：“现在负责记载皇帝起居事务的官员，相当于古代的左史右史官员，专门记载皇帝的言行举止，并且要把不太光彩的记录下来，以此作为借鉴，希望皇帝不做不合礼节的事情。我没有听说过皇帝亲自阅读起居录的事情。”太宗说；“我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你一定会记下来吗？”褚遂良说：“坚守原则不如坚守职分，我的职责是秉笔直书，陛下的一举一动我都会记下来。”黄门侍郎刘洎说：“即使褚遂良不记，天下百姓也会记下来的。”太宗认为这话说得对。十七年，太宗问褚遂良说：“舜帝制造了漆器，禹帝雕饰俎器，当时谏诤舜、禹的有十多人。食器之类的事情，为什么要如此苦谏呢？”褚遂良回答说：“雕琢妨害了农事，过分的彩绣耽误了女工。带头奢侈浪费，是危险灭亡的开始。喜好漆器不断，发展下去一定会用金子来做器具；喜好金器不断，发展下去一定会用玉来做器具。因此诤臣必须在刚开始露出奢侈的苗头时进谏，一旦奢侈成风，再进谏就难了。”太宗认为这话说得对。
参考：
http://www.oldq.com.cn/geren/zhuanti/guwen/201004/120411.html2、刘知几《直书》（《史通》）
【原文】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
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
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
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
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
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以兹避祸，幸而获全。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然则历考前史，征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
案金行在历，史事尤多。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
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凿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始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
次有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案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陨；邺城将相，薪构仍存。而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刚亦不吐，其斯人欤？
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
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谄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译文】
人秉受了上天赋予的仁义礼智信五种美德，士人有各种各样的善行，邪和正是有区别的，曲和直是不同的。那些邪的、曲的行为，被人所轻贱，因为那是小人的行事准则；那些正直的行为，被人所尊重，以为那是君子的德行。
然而世人大多都遵循邪曲而放弃正直，不遵循君子的脚步，而行为遵循小人的做法，为什么呢？俗话说：“正直像弓弦，死在路边；邪曲像弯钩，反而能封侯。”所以人们宁可顺从（权势）来保障自身平安，也不违逆（权势）而遭受祸害。
况且史书的要义，就是要申明勉励惩诫，树立好的风气。如果有做坏事的臣子，不孝顺父母的逆子，淫乱的君主，如果不加隐讳地记下他们的事迹，不掩饰他们的过失，那么他们的恶行就会昭著于一个朝代，他们的臭名就要流传千年。史书记载的内容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实在是很可敬畏的呀！
（直笔记史）如果在可以做的时候这样做，就会安顺；如果在不可以这么做的时候也做，就会招来祸害。像董狐记载史实的原则是不隐讳真相，赵盾因为这种记史原则而蒙受屈辱，他们没有什么冲突，（各自按自己的原则）做事没有什么疑虑，这样成就了董狐的良史直笔，享有千古不衰的名声。
至于像齐史记载崔杼弑君，司马迁写出汉武帝的过错，韦昭在东吴秉直记事，崔浩写史犯了魏国的忌讳，他们有的身受刑戮，被当时人所嘲笑；有的写成的书被填埋，后人无法知道。
世事就像这样，却要责怪史臣不能保持刚直不屈的性格，激励自己舍己尽忠的节操，（这样的要求）确实也难做到啊。
因此张俨因愤激而努力，私下撰写保存《嘿记》的文字；孙盛心中不平，私自抄写了《晋阳秋》的原稿寄到辽东，（以保真实。）用这种办法来避祸，幸好获得两全。这足够用来证明世道多么艰辛，也了解了史书实录的难得。
但是一一考察从前的史事，求证于实录的言语，虽然有古人的糟粕，真假相杂，可是披开沙子挑选金子，有时还是能收获宝贝的。
考究魏晋更替，历史事件特别多。当晋宣帝（司马懿）、晋景帝（司马师）开创晋朝基业之初，曹氏和司马氏政权交替的时候，或者司马懿在渭南和诸葛亮相持，被诸葛亮的遗计击败，或者魏帝曹髦云台发兵讨伐司马昭，反被成济刺杀。
陈寿、王隐，都闭口不说话，陆机、虞预，也停笔没有叙述。到了习凿齿，才有了死诸葛退走活仲达（司马懿）、成济持刀刺杀魏帝曹髦的记载。历代的欺骗蒙蔽，这时才澄清。考究习凿齿的记事，大概就是近代遗留下来的直录精神吧？
再有宋孝王的《风俗传》、王劭的《齐志》，他们叙述当时的事情，也都务必细究真实情况。考究当时北魏的王公贵族后裔，依然当政；北齐的将相，先人遗业仍然还在。而这两人写他们忌讳的事情，竟没有一点害怕。不畏强暴，大概就是这类人吗？
烈士舍身求取美名，壮士看重气节，宁可做折断的兰花，破碎的玉石，也不做瓦砾而保全性命。
像南史、董狐依仗正气真实记载，不避强暴；韦昭、崔浩尽情秉笔直书，不迎合强权。虽然在保全自己防备受害方面有所不足，但是他们留下芳名和功业，人们到现在还称道他们。
和王沈写《魏书》，凭借邪曲的笔法窃取官位，董统写《燕史》，用谄媚的记载来获取荣华（相比），（南、董、韦、崔的精神）直冲三光，（王沈、董统的行为）却是埋于九泉，（即使这样说）也不足以说明他们的高低之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