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10-10
罗斯福新政作为资产阶级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生活的实验，具有一定的短期作用和深刻的长期影响。
新政缓和了经济大危机对美国经济的严重破坏，促进了美国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到1936年底，美国工业总产量超过危机前的年平均数，农业生产也有较大恢复。新政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同时，也注意改善中下层民众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缓和了社会矛盾。新政还打击了美国的极端主义组织，稳定了资本主义民主政体。
从实质上说，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同私人占有矛盾的大爆发。罗斯福新政是一场资本主义的体制改良运动，罗斯福政府在解救危机的过程中，摒弃了自由放任主义的传统原则，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财产占有形式、生产调节方式、生产管理体制等方面向更高的层次调整，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开发了较大的空间。新政的实践也推动了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系统化和完整化。国家干预型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资本主义体制经过自我扬弃，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第2个回答 2013-10-10
清末“新政”在政治上增设了一些适应近代化的机构，修改了《大清刑律》，废
除酷刑峻法，注入了一些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原则；在经济上，允许和奖励私人资本主
义的自由发展，承担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责任，提高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地位；
在文化教育上，给西学以合法地位，允许学习和传播资本主义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
社会政治学说；在军事上，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建军理论和原则，使古老的封建专制制度
发生了一些变革，促进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
总的来看，清末“新政”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当时民主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而清末“新政”的某些措施客观上有利于民主革命思想和文化的传播（如兴学堂），或
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发展（如奖励工商），因而也有利于辛亥革命的到来，加速了
清王朝的最终覆灭。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3个回答 2013-10-10
窃以为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经济自由。这样说的不言而喻的前提，是传统或中世纪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自由。
中国人获取自由是由经济领域开始的。就传统经济领域而言，中国人当然可以经营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可是，有个障碍迎面而来：财产所有权的限制。《大清律》承袭传统，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居丧则兄弟犹侍乎亲也，若遂别立户籍，分异财产，均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仍令合籍共财。”[iv]这是严重压抑经营积极性的规定。更为严重的是清政府为新经济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突出的表现是办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业，一律实行批准制，往往相应设置垄断特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
例如，19世纪国际贸易的主导商品是纺织品。它和鸦片是19世纪中国外贸入超的主要因素。为与外商争利，70年代开始，朝野有关人士就着手筹办纺织厂。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开车生产，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棉纺织厂。从1876年李鸿章批准筹办起算，几经折腾，整整历时14年。1880年，为办这么一个厂，李鸿章特地上奏，并经皇帝批准，给予该局十年专利，“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v]1888年张之洞在广东筹设织布官局，不得不致电李鸿章协商：“阅《申报》载，上海布局经尊处奏准：‘十年之内，不准另行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粤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且进口布多消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给粤用，犹恐不给；当不至侵沪局之利。望速电复。”[vi]李鸿章的答复是：“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vii]照“不准另行设局”的规定，双方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李鸿章和张之洞是当时权势最大的两位总督，在人治社会官场文化的氛围中，矛盾顺利化解了。
但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其他人办企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郭嵩焘是大清帝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二品大员。黯然回国退休后，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到这么一件事：“轮船之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习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凡三次呈请……独不准百姓置造”，第三次是郭嵩焘出面筹办的，已筹集资本两万余，这个航运公司还是办不成！[viii]
这两个例子带有普遍性。说到底，这是制度问题：传统中国没有经济自由。因此，各行各业要办点当时的新经济，无不碰到官方批准这一难关。
这个障碍是怎样打破的？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发了一道上谕：“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ix]以这一圣旨为标志，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从压制私人资本即剥夺国民的经济活动自由，转变为“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阻力和困难仍然不少，但大体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
如果从1865年辩论要不要学西方借法自强算起，清政府内部整整争论了30年，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更主要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历经6次内外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内外交困，迫使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不能不作出重大调整。用当时一篇得到朝廷首肯并转发而流传甚广的奏章的话来说是：“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x]换句话说，生死存亡迫使这个专制政府不能不放松控制，让老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不过，这一权利的法制化，是1904年初接连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后的事。其中规定“凡设立公司赴商部注册者，务须将创办公司之合同、规条、章程等一概呈报商部存案。”[xi]与国际惯例一样，办企业仅须登记注册即可。
与此同时，现代财产所有权亦相应逐步确立。《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在“判案后查封产物”一节中规定：“凡封票纸查封被告本人之产物，如产物系一家之公物，则封本人名下应得之一分，他人之分不得株连。”“凡左列各项不在查封备抵之列：一，本人妻所有之物。二，本人父母兄弟姐妹及各戚属家人之物。三，本人子孙所自得之物。”[xii]这表明财产所有权已从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转变为以个人为本位。尽管这一规定要不仅在打官司时管用，并要成为全社会的习惯仍须假以时日，但这些法律条文的出现，就意味着主流文化开始承认个人财产权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