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经说过，魏文帝曹丕“着有《典论》那里面说：‘诗赋欲丽’他说诗赋没必要寓教训，他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那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所说“诗赋寓教训”是儒家的主教化的文艺把文学自儒家经典的附庸中解放出来，因此出现了“诗赋欲丽新的文学自觉时代”。等到了晋朝，陆机又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细致华丽)”(《文赋》)。“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音节调利)以自妍。”(《文心雕龙·明诗》)刘宋的山水诗又以“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则追新”(同上)。南齐“永明体”诗又在声韵上讲究四声，为了避免八病，追求对仗。魏晋时代又形成作诗的讲求对偶、大量用典故、讲究压韵与雕琢文辞的骈体文，直到南朝时又形成彬彬之盛的局面。上面这些文学史现象都说明魏晋南北朝的确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袁行霈指出，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诗歌继承了诗经的传统。众所周知，诗经是由民间创作的，而魏晋南北朝的乐府诗更是在形式内容题材创作技巧方面进行了革新，使得那时的“民间文学”成为我国文学史的一朵奇葩，相对比较民间文学，文人创作受缚于统治阶级的操纵，作品的优秀往往是昙花一现，然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属于酝酿或革新期，很多文学都出自落拓士人庶民，但对后世的影响较深，如志怪志人小说，乐府诗歌，赋体散文都对后世的小说诗歌散文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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