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的历史自从商朝产生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刻写甲骨卜辞以来，可以说就开始了文言文的历史。
我们知道文字有形音义三个方面，从古至今汉字的形音义都在变化。虽然我们不知道某个字在古代怎样读，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根据字形来识别它的意义，这正是表意文字的特点。
所以在不同地方使用不同方言的人，都能根据字形理解语句的意思。有人据此认为汉字具有很强的文化凝聚力，中华文明数千年来绵延不息，传承至今，可以说汉字功不可没。
根据古代汉语发展史，结合古代文学史，在中学阶段的文言文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散文，二是辞赋，三是诗歌，四是古白话。
下面按朝代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分别叙述。（1）先秦时期散文先秦诸子散文，包括春秋末年战国初年语录体的《论语》《墨子》；战国中期逐渐由语录体发展为对话式论辩文与专题论文的《孟子》《庄子》；战国后期专题论文的《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
另外还有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诸子散文大多是哲学著作，故又称为哲理散文，属于论说文的范畴。
思想上，它们都坚持独立思考，各抒己见，如孔子提倡仁义礼乐，墨子主张兼爱尚贤，庄子主张自然无为，韩非子则大倡法术势。在文体发展上，先秦诸子散文首先确立了论说文的体制。
先秦诸子散文，在思想和创作上，对我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等都产生了极为深远影响。诸子简介孔子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 ，字仲尼。
字仲尼。排行老二，春秋时期鲁国人。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据有关记载，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南辛镇鲁源村）；孔子逝世时，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子世家》。
他以济世爱民为己任，带着与统治者在政治、哲学上的巨大差距，转化、更新了“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基础，形成了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一整套儒学理论体系，真正构建了古老中华的核心次序，铸造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精髓，铸就了中华民族之魂。 孟子先秦历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名轲，字子舆（待考，一说字子车或子居）。
战国时期鲁国人，鲁国庆父后裔。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
著有《孟子》一书。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
孟子的思想集中反应在《孟子》一书中。“施仁政，行王道”是他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
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暴力治国，认为只有用“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重民轻君”是他“仁政”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人民放在第一位。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也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儒家经典之一。
《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关门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礼记》一书的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
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
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成为士人必读之书。
墨子墨子（约公元前468年~前376年），名翟，山东滕州人，汉族，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曾提出“兼爱”“非攻”“ 节用节葬”等观点，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
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
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与儒家的别爱（“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相反。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
同时，墨子也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弊病就是战争，因此，从兼爱的思想中，引申出了非攻，反对战争，提倡和平。兼爱非攻是墨子最著名的思想。
节葬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久丧厚葬无益于社会。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象古代三代圣王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
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荀子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名况，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
赵国人。当时人们尊称他荀卿，汉代因避宣帝讳，写作孙卿。
早年曾游学于齐国，。
1、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现山东曲阜）人。
2、左丘明，春秋时期鲁国史官。
3、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人
4、墨子，战国时期人。
5、刘向，汉朝人。
6、诸葛亮，三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
7、司马迁，西汉人。
8、陶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人。东晋诗人、散文家。
9、刘义庆，字季伯，文学家。
10、王维：字摩诘，唐代杰出诗人、画家。
11、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被称为“诗仙”，唐朝浪漫主义大诗人。
12、杜甫：字子美，被称为“诗圣”，唐代现实主义诗人。
13、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
14、刘禹锡：字梦得，文学家，诗人。
15、柳宗元：字子厚，世称柳河东，唐代文学家。
16、杜牧（803~852）字牧之，号樊川居士——唐代诗人。
17、范仲淹：字希文，北宋政治家、文学家。
18、王安石，北宋政治家、文学家。
19、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豪放派代表词人。
20、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宋代文学家、史学家。
21、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
22、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南宋爱国词人、将领，豪放派代表词人。
23、陆游：字务观，号放翁，南宋爱国诗人。
24、马致远：元朝戏曲家。
25、吴承恩，明朝人。
26、施耐著，明朝人。
27、宋濂，明初文学家。
28、蒲松龄，字留仙，山东淄川人，清代文学家。
29、吴敬梓：清朝文学家。
30、罗贯中（约1330年-约1400年），名本，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
依顺：顺从。盲从。从善如流。
2、采取，按照：从优。
3、跟随：愿从其后。
4、跟随的人：侍从。仆从。
5、参与：从业。从政。投笔从戎。
6、由，自：从古至今。从我做起。
7、次要的：主从。从犯
8、宗族中次于至亲的亲属：从父（伯父、叔父的通称）。
9、中国魏以后，古代官品（有“正品”和“从品”之分，宋代龙图阁大学士为从二品）。
10、姓。从姓。[1]
其它字义
1、古同“纵”，竖，直。 2、古同“纵”，放任。
自古及今，未尝有两而能精者也。
翻译：
从古到今，还从来没有过因为三心二意而能专精某项事业的人。
【原文】
农精于田而不可以为田师，贾精于市而不可以为市师，工精于器而不可以为器师。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于道者也，精于物者也。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故君子壹于道而以赞稽物。壹于道则正，以赞稽物则察；以正志行察论，则万物官矣。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之危，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
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见须眉而察理矣。微风过之，湛浊动乎下，清明乱于上，则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是矣。故导之以理，养之以清，物莫之倾，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矣。小物引之，则其正外易，其心内倾，则不足以决庶理矣。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者，壹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于射；奚仲作车，乘杜作乘马，而造父精于御。自古及今，未尝有两而能精者也。
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恶能与我歌矣？”
【译文】
农民精于种田，却不能以此做管理农业的官吏；商人精于买卖，却不能以此做管理市场的官吏；工人精于制造器物，却不能以此做管理器具制造的官吏。有些人，不会这三种技术，却可以让他们来管理这三种职业。所以说：有精于道的人，有精于具体事物的人。精于具体事物的人只能支配这种具体事物，精于道的人则能够全面地支配各种事物。所以，君子专心于道而用它来帮助自己考察万物。专心于道就能正确无误，用它来帮助自己考察万物就能看得非常清楚；用正确的思想去处理非常清楚的调查结论，那么万物就能得到治理了。
从前舜治理天下，不用事事告诫而各种事情都办成了。原因就在于舜固守、专心于道的原则而达到了时时戒惧的境界，他的光荣就会充满身旁；培养专心于道的品德达到了精妙的境界，那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光荣。所以《道经》说：“一般人的思想只能达到戒惧的境界，得道之人的思想才能达到精妙的境界。”这戒惧与精妙的苗头，只有明智的君子才能了解它。
人的思想就像盘中的水，端正地放着而不去搅动，那么沉淀的污浊渣滓就在下面，而清澈透明的水就在上面，那就能够用来照见胡须眉毛并看清楚皮肤的纹理了。但如果微风在它上面吹过，沉淀污浊的渣滓就会在下面泛起，清澈透明的水就会在上面被搅乱，那就不能靠它获得人体的正确映像了。人的思想也像这样啊。如果用正确的道理来引导它，用高洁的品德来培养它，外物就不能使它倾斜不正，那就能够用来判定是非、决断嫌疑了。如果有点小事牵制了他，那么他那端正的神态就在外表上发生了变化，他的思想就在胸中发生了倾斜，他就连那最浅显的事理也无法决断了。古代喜欢写字的人很多，但只有仓颉一个人的名声流传了下来，这是因为他用心专一啊；喜欢种庄稼的人很多，但只有后稷一个人的名声流传了下来，这是因为他用心专一啊；爱好音乐的人很多，但只有夔一个人的名声流传了下来，这是因为他用心专一啊；爱好道义的人很多，但只有舜一个人的名声流传了下来，这是因为他用心专一啊。倕制造了弓，浮游创造了箭，而羿善于射箭；奚仲制造了车，乘杜发明了用四匹马拉车，而造父精通驾车。从古到今，还从来没有过因为三心二意而能专精某项事业的人。
曾子说：“唱歌的时候看着那打节拍的棍棒而心想可以用它来打老鼠，又怎么能和我一起唱歌呢？”
你说的是“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势也”吧？这是《资治通鉴》●卷第二十六【汉纪十九】中的文字，原文是：“班固赞曰：古之制名，必由象类，远取诸物，近取诸身。
故《经》谓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明其一体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势也。
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有声。是时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海内兴于礼让。
览其行事，岂虚呼哉！”说的是班固赞曰：古代确定一件事物的名称，必定从与此相类似的事物中得来，远的取之于其他事物，近的取之于自身。所以在儒家经典中，将君王比喻为头颅，臣子比喻为大腿和手臂，表明君臣一体相辅相成的关系。
所以君臣之间的密切配合，是古今的通常之理，自然之势。近观汉朝丞相，汉高祖开创基业，萧何、曹参政绩第一；汉宣帝中兴汉朝，丙吉、魏相最有声誉。
当时，各级官员的降黜、升迁都有相应的标准，各类机构健全、适当，公卿大臣大都各称其职，礼让之风在国内兴起。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可知道他们的政绩、名誉崐，并非偶然所致。
文学的体裁并非单一存在，而是并存的。从《诗经》开始让我们读到古代最早记录成文的诗歌。《楚辞》开启了文学体裁的新篇章。再到后来百家争鸣，使古散文达到了成熟阶段。因为诗经是四诗言，到了南北朝的时候五言诗开始流行逐渐代替四言诗，从梁至隋代七言体诗歌逐渐增多，到了唐朝七言诗和律诗达到顶峰。一代有一代之文体，到了宋朝小词开始流行。元代曲，明清小说。在古代文盲率是比较高的，原因有二，一是繁体字不易书写，二是文言文不易懂，为了适应现代社会，这一切，直至晚清才发生了逆转。其时外强 *** ，国运多舛，国人首先在文化自信心上产生了动摇，这是一个前提的条件，也是汉文化日后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正是这种心态，使得国人破天荒地把传统推上了被告席，历数其罪过，而文言文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必然要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于是黄遵宪要“我手写我口”，裘廷梁则声称“崇白话而废文言”，可以说是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先河。对于这样的情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本来每个时代对历史的反思都是一种正常反应，也是传统文化发展进步所必需要走的一步。但把国家衰败的责任推卸在传统身上，却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历史态度，然后再把这一罪过连坐到文言文，就更是荒唐之举了。可是由于面临着可能出现的亡国险境，理性地对待传统文化已经成为让国人最难接受的行为，任何冷静的思考都会被斥为反动思想不得彰显，而代表爱国的激进主义却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
于是到了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被推到极至。当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虽然是从改良文学的角度入物，其主旨却是倡导白话文，并认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他后来还专门写了一部《白话文学史》，就是来论证这个观点的。陈独秀也于2月发表《文学革命论》，用"三大主义"来呼应胡适的"八条主张"。这一前一后，可以说是真正拉开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文体革命的帷幕，中国大地从此便没有了一个安静的时刻。 1918年《新青年》内所有文章改用白话文，《新潮》、《星期评论》等各类白话杂志也紧随其后，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版，白话文蔚然成风。1920年9月，教育部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的国文，从本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至此，白话文取得了官方认可的合法地位。
中国最著名的史书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人称“史学两司马”。
中国西周末年各诸侯国已有历史记载，如晋国之《乘》、郑国之《志》、楚国之《梼杌》、鲁国之《春秋》等，《墨子》里面说墨翟曾见过“百国春秋”。早期的史书都是以编年史的形式存在，晋朝太康年间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也是编年体。
东汉末年，荀悦撰成《汉纪》，开创了编年体的断代史。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编年体的优点是方便考查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还避免叙事重复，《资治通鉴》的成功开创了撰写编年史的 *** 。
陈寅恪曾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
编年体盛行起来，从而产生了纲目体与纪事本末体，梁启超以为：“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
范晔撰著《后汉书》时曾对纪传体和编年体进行过比较。他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人拟作，所以为短；纪传体，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
张辅根据《史记》、《汉书》字数多寡来评价作者，“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所以认为《史记》优于《汉书》。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
袁宏谈及写作动机说：“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袁山松撰写《后汉书》，他总结说：“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
杜佑推出《通典》后，史书增加了典制体，又衍生了会要体。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主张以《表》、《典》、《记》、《考纪》、《别录》等五种体例来撰写历史；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主张以《年表》、《载记》、《志略》、《传志》四种体例撰写历史。
梁启超在《新史学》将史籍划分为十种二十三类，即正史（官书、别史）、编年、纪事本末（通体、别体）、政书（通体、别体、小纪）、杂史（综记、琐记、诏令奏议）、传记（通体、别体二）、地志（通体、别体）、学史、史学（理论、事论、杂论）、附庸（考据、注释）等。刘知几将史学文献典籍分为六类，“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
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阮孝绪《七录》分史部为十二类，即《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
《隋志》分史书为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杂传》，《仪注》，《地理》，《谱系》，《簿录》，《刑法》。 清朝《四库全书总目》分十五类，即《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
正史：以纪传体、编年体的体例，记载帝王政绩、王朝历史，人物传纪和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诸方面情况的史书叫正史。如，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
除少数是个人著述（如司马迁的《史记》、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外，大部分正史是由官修的。别史：主要指编年体、纪传体之外，杂记历代或一代史实的史书，如《东观汉纪》、《东都事略》、《大金国志》以及《通志》等史书都属于别史。
由此可见，别史实际上是正史类史籍的重要补充部分，犹正史之别支，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别史类叙》中才有“犹大宗之有别支”的说法。由著名学者创作的，有时与杂史难以区分。
如《汉晋春秋》。杂史：只记载一事之始末，一时之见闻或一家之私记，是带有掌故性的史书。
它不同于纪、传、表、志等体例齐全的正史，也不同于关系一朝执政的别史。它不受体例限制，博录所闻，虽杂荒疏浅，却可弥补官修史书的疏漏与不足，包括家史，外史，小史，稗史，野史，逸史等类别。
野史：有别于官撰正史的民间编写的史书。稗史：通常指记载闾巷风俗，民间琐事及旧闻之类的史籍，如清代人潘永因的《宋稗类钞》，近代人徐珂的《清稗类钞》。
有时也用来泛指“野史”。二十五史是中国历代的二十五部纪传体史书的总称。
它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二十五部史书。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清朝宣统三年，用本纪、列传、表、志等统一的体裁的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