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战乱的时期，政权分裂，战争频繁。公元220年，腐朽的东汉政权被三国鼎立的局面代替，国内暂时安定。司马氏篡魏自立，并于265年统一全国，史称西晋。西晋覆亡后，一批官僚、士族逃往江南建立了东晋王朝。处于西北部边境的几个少数民族领袖，率部进入中原，先后建立了十几个政权，史称十六国时期。到了公元420年，北魏才统一了中国北方，继而又分裂。在南方，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这就是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城镇空间艺术的重要阶段，是其逐步定型发展阶段，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有着深远的影响。以魏邺城、北魏洛阳为代表的城镇，直接为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的建设提供了蓝本，奠定了以后城镇空间艺术发展的基础。
由于中原混乱，民族大量南迁，江淮流域及闽粤一带经济得到发展，结合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城镇得到迅速发展，如：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的建康城、大城镇杭粥、广陵（扬州）、明州（宁波）等。这时城镇的特点是：权力中心结构、区划分明，布局严谨；城镇道路严整，主干轴丁字交于宫前，把中轴对称布局的手法从一般的建筑群扩及整个城镇空间，把构成轴线的建筑物集中成线型空间，形成景观序列，丰富了城镇空间景观艺术。
北魏洛阳是在汉魏洛阳的基础上修建的，它综合了古代都城建筑的有益经验，改变了“面朝背市”的束缚，也克服了汉长安、洛阳缺少规划的缺欠，形成城市建筑史上颇有影响的都城。洛阳城按不同的功用，明确划区，宫城集中，突出了皇权思想，居住区划和商业区划则严格整齐。这时的高台建筑虽已减少，但宫殿的设计仍继承前代的传统，常是飞阁相通，凌山跨谷，形成高低错落、复杂而灵巧的外观。北魏洛阳城开创了从小城镇群集组合方式发展成大城镇空间整体有机构架的雏形，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它具体地提出并实践了由秦汉时期向隋唐鼎盛时期过渡的承前启后的封建城镇空间建设的方法和制度，影响了以后整个封建社会的都城空间建设。
东晋的都城建康则充分利用了自然地形，适应发展的需要和防御目的，并考虑了观赏游览的要求，利用河川湖泊，造成虎踞龙盘的形式。湖泊水面与寺庙多变的空间变化相辉映，使建康城具有园林化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园林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著名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对我国园林艺术创作中的布局、构图、手法等，都有较大的影响。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园林艺术向自然山水园发展，由宫、殿、楼阁建筑为主，充以禽兽，其中的宫苑形式被扬弃，而古代苑囿中山水的处理手法被继承。以山水为骨干是园林的基础，构山要重岩覆岭、深溪洞壑，崎岖山路，涧道盘纤，合乎山的自然形势，山上要有高林巨树、悬葛垂萝，使山林生色。叠石构山要有石洞，能潜行数百步，好似进入天然的石灰岩洞一般。同时又经构楼馆，列于上下，半山有亭，便于憩息；山顶有楼，远近皆见，跨水为阁，流水成景。这样的园林创作方能达到妙极自然的意境。
由于文人雅士厌烦战争，玄谈玩世，寄情山水，风雅自居，所以，他们纷纷建造私家园林，把自然式风景山水缩写于自己的私家园林中。如西晋石崇的“金谷园”，是当时著名的私家园林。石祟，晋武帝时任荆州刺史，他聚敛了大量财富广造宅园，晚年辞官后，退居洛阳城西北郊金谷涧畔之“河阳别业”，即金谷园。据他自著《金谷诗》记载：“余有别庐在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田四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金谷园地形既有起伏，又是临河而建，引来金谷涧的水，形成园中水系，河洞可行游船，人坐岸边又可垂钓，岸边杨柳依依，又有繁多的树木配置，飞禽鸡鸭等，真是优哉游哉。
北魏自武帝迁都洛阳后，大量的私家园林也随之经营起来。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争，祟门丰室、洞房连户，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芸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入其后园，见沟读赛产，石蹬碓尧。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洛阳造园之风极盛。在平面的布局中，宅居与园也有分工，“后园”是专供游憩的地方。“石蹬难尧”说明有了叠假山。“朱荷出池，绿萍浮水”，桃李夏绿，竹柏冬青的绿化布置，不仅说明绿化的树木品种多，而且多讲究造园的意境。自然山水园的出现，为后来唐、宋、明、清时期的园林艺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南朝建康
建康位于秦淮河入江口地带，西临长江，北枕玄武湖，东依钟山，形势险要，向有“虎踞龙盘”之称。南朝都城建康最早为春秋末年越国灭吴后建的越城，历东晋、宋、齐、梁、陈三百余年，共有六朝建都于此。
建康城周围20里，有12座城门。宫城位于都城北侧，周围8里。官署多沿宫城前中间御街向南延伸；居民多集中于都城以南秦淮河两岸的广阔地区，大臣贵族多居于青溪、潮沟两岸。在宫城南面两侧又各建小城两座，东面是供宰相居住的东府城，西面是扬州刺史所在的西州城。濒临长江的石头城则是保卫建康的重要军垒。
整个建康城按地形布置，形成了不规则的布局，中间的御街砥直向南，可直望城南牛首山，其他道路都是“纡余委曲，若不可测”，可见地形对城市布局起着明显的作用。相比其他新建都城，建康城具有更为丰富的城市轮廓线，更贴近自然山水的人居环境，形成了得天独厚的城市特色。
此外，南朝佛教极盛，尤其是梁代，故建康城内有几百座佛寺，唐朝诗人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建康还是当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内有不少外国使者、商人及僧侣，为城市增添了几分活力。
北魏洛阳
北魏洛阳参照西晋洛阳都城宫室而建，一年后规模初具。七年后于京城四面筑居民里坊及外郭。
北魏洛阳的总体城市布局是，京城居于外郭的中轴线上，宫城位于京城偏北，官署、太庙和永宁寺木塔，都在宫城前御道两侧。城南还设有灵台、名堂和太学。市场集中在城东的洛阳小市和城西的洛阳大市两处，外国商人则集中在南郭门外四通市。
宫城吸收了东晋、南朝建康宫的特点，建有内外三重宫墙，最高政权机构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在第二重墙内，第三重墙内分为朝、寝两区。朝区中以主殿太极殿和与之并列的东堂、西堂为中心，殿南有广庭，与宫城南面正门阊阖门和门外的铜驼街相对，形成全宫、全城的主轴线。太极殿与东堂、西堂间有横墙，墙上有门，门内即寝区。在中轴线上建有前后两组宫院。前一组为式乾殿和显阳殿，后一组为宣光殿和嘉福殿。四殿前后相重，左右各建一翼殿，都形成和太极殿及东西堂相似的三殿并列布局，并前有殿门，左右有廊庑，围成四个宫殿庭院。在显阳殿和宣光殿之间有一条横街，称为永巷，将寝区中轴线上的四所宫院分为两组。永巷东西经东西面宫墙上的三重门可通到宫外。在中轴线上四座宫院的两侧还有次要轴线，建有若干次要宫院。寝区的布局虽然和魏晋时基本相同，但在性质上已有改变。式乾、显阳两所宫院已不再像魏晋洛阳宫和东晋建康宫那样用为帝寝、后寝，皇帝常在这里进行公务活动，性质近于东堂、西堂。
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洛阳居民有十万九千余户，加上皇室、军队、佛寺等，人口当在六七十万以上。城郭之间采用里坊制，里坊的规模是一里300步见方，每里开4座门，每门有里正2人，吏4人，门士8人，管理里中住户，可见当时对居民控制是很严的。
荟林苑
古都洛阳是东汉、魏、西晋、北朝历代的首都。东汉末年，在洛阳已有皇家园林十余所之多，魏晋时期在汉旧有的基础上又加以扩建，在洛阳城内北偏东的芸林苑是魏明帝时加以扩建的。
据《魏春秋》记载：“景初元年（公元237年）……帝愈增崇宫殿，雕饰楼阁，取白石英及紫石英五色大石子太行谷城之山，起景阳山于芸林之园。树松竹草木，捕禽兽以充其中。于是百役繁兴，帝躬自掘土，率群臣三公以下莫不居力。”扩建芸林苑时皇帝也亲自率百官参加，可见芸林苑是重要的一座皇家园林了。
又据《魏略》记载：“青龙三年（公元235年）……于芸林苑中起陂池，楫掉越歌。又于列殿之北立八坊，诸才人以次序处其中……自贵人以下至尚保及给掖庭洒扫习技歌者各有数千。通引水过九龙殿前为玉片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水，使博士马均作司市东水转百戏。岁首建巨兽，鱼龙曼延，弄马倒骑备如汉西京之制……景初元年起土山于芸林苑西阪，使公卿群僚皆负土成山，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捕以禽兽置其中。”
芸林苑可以说是仿写自然，人工为主的一个皇家园林，园内的西北面以各色文石堆筑为土石山，东南面开凿水池，名为“天渊池”，引来谷水绕过主要殿堂前，形成园内完整的水系。沿水系有雕刻精致的小品，又有各种动物和树木花草，还有供演出活动的场所。从布局和使用内容来看，既继承了汉代苑囿的某些特点，又有了新的发展，并为以后的皇家园林所模仿。
云冈石窟
北魏和平元年（公元460年），文成帝下诏，以当时的佛教领袖“沙门统”昙曜为主管，在首都平城（今大同市）西的武周山上开凿洞窟，镌亥4佛像。根据昙曜的建议，当时开凿了五个洞窟，共雕刻出释迦像五尊，象征着北魏太祖、太宗、世祖、高宗和高祖五位皇帝，体现了“皇帝即佛”的宗教主题。这五个石窟现在分别被命名为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窟，也称“昙曜五窟”。
文成帝去世后，献文帝和孝文帝继续在武周山麓凿洞塑像，形成了云冈石窟建造的第二个时期，也是最繁盛的时期。这时期开凿的石窟共分五组，即现在的第七、八双窟，第九、十双窟，第一、二双窟，第五、六双窟和第十一、十二、十三窟。此外，这期间还修建了云冈石窟中最大但中途停工的第三窟的基础工程，第十六、十七窟中未完成的部分以及第二十窟以西的个别小窟。
从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都洛阳至农民起义军攻陷平城（公元526年）期间，云冈石窟的工程继续进行，但大都是一些小型窟龛。
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以完整而精妙的佛像造型于2001年12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据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云冈石窟有窟龛252个，造像51000余尊，代表了公元5世纪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云冈石窟依山而凿，东西绵亘约一公里，气势恢弘，内容丰富。最小的佛像2厘米，最大的高达17米，多为神态各异的宗教人物形象。石窟有形制多样的仿木构建筑物，有主题突出的佛传浮雕，有精雕细刻的装饰纹样，还有栩栩如生的乐舞雕刻，生动活泼，琳琅满目。窟中菩萨、力士、飞天形象生动活泼，塔柱上的雕刻精致细腻，上承秦汉现实主义艺术的精华，下开隋唐浪漫主义色彩之先河，与甘肃敦煌莫高窟、河南龙门石窟并称“中国三大石窟群”，也是世界闻名的石雕艺术宝库之一。
按照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中期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清像”的源起。
云冈第五、六窟在云冈石窟群中部，为孝文帝迁都洛阳前约公元465～494年开凿的一组双窟。庙前有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建造的五间四层木楼阁，朱红柱栏，琉璃瓦顶，颇为壮观。第五窟开作椭圆形草庐形式，分前后室。后室北壁本尊为释迦牟尼坐像，高17米，为云冈最大的佛像，外部经唐代泥塑重装。窟内满雕佛龛造像。窟西侧刻有两佛对坐在菩提树下，顶部浮雕飞天，线条优美。第六窟平面近方形，中央是一个连接窟顶的二层方形塔柱，高约14米，塔柱上雕有四方佛，上面四角各有一座九层出檐小塔，驮于象背上。窟四壁满雕佛、菩萨、罗汉、飞天等造像。环绕塔柱四面和东南西三壁的中下部，刻有33幅描写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道的佛传故事浮雕，内容连贯，构图精巧。此窟规模宏伟，雕饰富丽，内容丰富，技法精炼，是云冈石窟中有代表性的一窟，也是中期造像艺术汇集的大检阅。
云冈第七、八窟位于云冈石窟的中部，为一组双窟，是云冈石窟第二期开凿较早的石窟。第七、八窟平面均为长方形，窟内布局上下分层，左右分段。第七窟后室北壁上层天幕龛的中央，雕一交脚弥勒菩萨像，坐于狮子座上，左右备一倚坐佛像，边为二胁侍菩萨。下龛为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壁与窟顶相接处雕一排伎乐人像，各执乐器演奏。东西两壁对称开凿，壁与顶部相接处雕一排千佛。下分四层，雕有八个不同的佛龛。南壁凿有一门一窗，左右两侧各雕四个佛龛。门窗间有六个供养人和伎乐天人像。明窗内雕菩萨和禅定比丘。内拱内雕力士、护法天王和飞天。顶部分格雕平棋，中为团莲，周雕飞天，把整个窟顶装饰得花团锦簇。第七、八窟与前期窟群比，在形制、内容、造像构成、题材等方面出现了诸多变化，从中折射出北魏社会变革的洪流。
昙曜五窟是由昙曜和尚主持开凿的第一期窟洞，也是云冈石窟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据《魏书·释老志》载：“和平初……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以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帝为楷模，雕刻五尊大像。这五窟规模宏大，气魄雄伟。形制上共同特点是外壁满雕千佛，大体上都模拟椭圆形的草庐形式，无后室。造像主要是三世佛（过去、未来、现在），主佛形体高大，占窟内主要位置。第十六窟本尊释迦立像高13.5米，面相清秀，英俊潇洒。第十七窟正中为菩萨装的交脚弥勒坐像，高15.6米，窟小像大，咄咄逼人。第十八窟本尊为身披各佛袈裟的释迦立像，高15.5米，气势磅礴；东壁上层的众弟子造像造型奇特，技法娴熟。第十九窟本尊为释迦坐像，高16.8米，为云冈第二大造像。第二十窟为露天造像，正中为释迦坐像，高13.75米，为云冈石窟的代表作，面部半圆，深目高鼻，眼大唇薄，大耳垂肩，两肩齐挺，造型雄伟，气势浑厚。
云冈五华洞位于云冈石窟中部的第九至十三窟。这五窟因清代施泥彩绘而得名。第九、十窟为一组前后室结构的双窟，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太和十三年竣工，辽代曾在此兴建崇福寺。两窟平面近方形。前定南壁凿成八角列柱，东西壁上部雕出三间仿木构建筑的佛龛，余壁满雕佛像、飞天。后室窟门上雕有明窗，北壁主佛是释迦佛。第十窟主像是弥勒。后室门拱内外两面有精雕图案花纹，结构严谨，富于变化。第十至十三窟是一组，具有前后窟的第十二窟为中心窟。第十一窟中立方塔柱，塔柱四面上下开龛造像，除南面上龛为弥勒外，均为释迦立像。第十二窟前正室和东西壁上部均雕出三间仿木构建筑屋形佛龛，前列两柱，洞开三门，窟顶雕有伎乐天，手持排箫、琵琶、横笛、束腰鼓等乐器，是研究音乐史的重要资料。第十三窟本尊是交脚弥勒菩萨，高约13米，右臂下雕一力士托扛，既产生了力学作用，又兼具装饰效果。南壁上层的七佛立像和东壁下层的供养天人，皆为窟中精品。五华洞雕饰绮丽，丰富多彩，是研究北魏历史、艺术、音乐、舞蹈、书法和建筑的珍贵资料。
云冈东部窟群，指云冈石窟东端第一至第四窟，均为塔洞。第一、二窟为同期开的一组，凿于孝文帝迁洛前，窟内中央雕造方形塔柱，四面开龛造像。第一窟主像是弥勒，塔南面下层雕释迦多宝像，上层雕释迦像，浮雕五层小塔，是研究北魏建筑的形象资料。第二窟是释迦像，塔南面下层雕释迦多宝像，上层雕三世佛。两窟南壁窟门两侧都雕有维摩、文殊。第三窟为云冈石窟中规模最大的洞窟，前立壁高约25米，传为昙曜译经楼。窟分前后两室，前室上部左右各雕一塔，中雕方形窟室，主像为弥勒，壁面满雕千佛。后室南面两侧雕刻有面貌圆润、肌肉丰满、衣纹流畅的一佛二菩萨。坐像高约10米，二菩萨立像高6.2米。从风格和雕刻手法上看，很可能是初唐时的作品。第四窟风化水蚀严重，南壁窟门上方有北魏正光年间铭记，是云冈石窟现存最晚的铭记。
云冈西部窟群包括云冈石窟西部第二十一至四十五窟，以及一些未编号的小窟小龛，大多属于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以后的作品。其特点是不成组的窟多，中小窟多，作为补刻的小龛多。造像多为瘦骨清相，衣纹下部褶皱重叠，神态文雅秀丽，藻井中飞天飘逸洒脱，具有浓厚的汉化风格，与“龙门期”雕刻十分接近。第三十九窟中心五层塔柱，塔身每面作五间，六柱，柱头上斗拱承托出檐，每层间阔高度皆小于下层，稳重隽秀，是研究早期造塔的重要资料。第四十窟整体布局巧妙地运用装饰艺术，使洞窟格式、构图既有规律，又有变化，提高了石窟艺术的格调。
纵观群佛，他们的形态神采各异，或居中正坐，或击鼓敲钟，或手捧短笛，或载歌载舞，或怀抱琵琶，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会贯通，由此而形成的“云冈模式”成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转折点。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中的北魏时期造像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
云冈石窟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云冈中期石窟出现的中国宫殿建筑式样雕刻，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中国式佛像龛，在后世的石窟寺建造中得到广泛应用。云冈晚期石窟的窟室布局和装饰，更加突出地展现了浓郁的中国式建筑、装饰风格，反映出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不断深入。
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洛阳城南伊河两岸的龙门山（又名伊阙），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间（公元494年），后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和北宋数代营造，共有2100多个窟龛，10万尊造像，遗留下了大量的艺术珍品。
龙门石窟以古阳洞和宾阳洞为代表。古阳洞位于龙门西山南部，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的。它原为天然石灰岩洞，后被加工成椭圆形平面、穹隆顶的石窟。正壁雕一佛二菩萨二石狮，南北两壁各凿三层像龛，龛楣、龛额的图饰设计奇制诡异，细致灵巧，并雕有飞天、佛传故事和礼佛图等。
宾阳洞位于龙门西山北部，是龙门石窟中继古阳洞后开凿的第二大窟，在北魏龙门石窟中最有代表性。宾阳洞是北魏宣武帝为父母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祈求冥福而修建的，原计划开凿三座石窟，但耗时23年，动工802366人次仅完成了宾阳中洞。宾阳洞平面呈马蹄形，穹隆顶，尖拱形门，正面塑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南北二壁各为一佛二菩萨，洞门外两侧各有一力士，侧壁有佛传故事和著名的帝后礼佛图浮雕，用以宣扬佛法、赞颂佛家的累世善行和炫耀帝后的威仪。
除了古阳洞和宾阳洞二窟外，在北魏时期开凿的主要洞窟还有莲花洞、火烧洞、石窟寺、普泰洞和天统洞等。同时，因为佛教的进一步兴盛普及，在龙门石窟洞壁的浮雕上，出现了以多画面来表示一个完整佛教经传故事的艺术手法，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
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与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的“四大石窟”。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天水县东南的麦积山上，因其外观“如民间积麦之状”而得名。从北魏至清代，历代有凿窟，共保存了从公元4—19世纪约1500年间的泥塑、石雕7200多件，壁画1300多平方米。
按照时间，石窟的营造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是第一阶段，也是石窟开凿的高潮期；隋唐为第二阶段，但现在保存下来的作品已不多；宋代是第三阶段，是麦积山石窟兴建的又一个高峰，并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和一定的地方色彩。
在十六国和南北朝阶段的开凿初期（约公元384—494年），窟龛多为平面方形、平顶或圆顶，内置三世佛、七佛或千佛。佛像多为方面大耳，头梳高髻，额广平正，眉高目长，硕口微闭，身披偏袒右肩袈裟。菩萨像多为长方面孔，鼻直口方，面含笑容，上身袒露，薄衣贴体。随着民族融合加剧，开窟造像的艺术手法也迅速汉化，且形式日趋多样。部分窟龛内出现十大弟子形象，并绘有佛教壁画。佛像的面相普遍变长，五官缩小，眉如新月，双目半睁，唇薄且翘，略带微笑，身披通肩袈裟，垂于座前。菩萨则面相清秀，满含笑容，身材细长，装束繁褥，衣带飘舞，风姿潇洒。此阶段后期，窟龛的规模和结构趋于宏大，多为崖阁式大窟。窟内造像以七佛为主，造像摆脱了以前秀骨清相的特点，代以敦厚壮实的风格。佛像面相丰满圆润、粗颈宽肩，腹部突出，头梳低平肉髻，衣饰为紧窄通肩大衣或下垂袈裟，周围有弟子、菩萨。
隋唐时期，麦积山的开窟造像活动依旧兴盛，但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仅有少量的壁画和雕塑，形象较为拘泥呆板。
至宋代，麦积山石窟的营建又迎来了一个高峰。宋代佛像面相略长而丰润，身姿挺拔有力，眉眼多上撩，别具神采。宋代窟龛中还出现了大量的罗汉、力士像，虽深沉、激奋，极尽夸张之能事，却自然合理，不失真实。各组塑像中，尽管个体的身份、体量等都不尽相同，却通过手势、动怍和神态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此外，这些窟龛中的一些塑像是就前朝塑像加塑而成的，在姿态手印都不改变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各部分的协调统一，呈现出宋代雕塑的独特风格，充分显示了宋代工匠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超的艺术水平。
南宋以后，麦积山石窟虽仍有零星兴建，但在艺术上已无新鲜之处了。
由于麦积山岩系红土与砂石构成的砾岩，只能开凿窟龛，不宜造像，所以，这里的塑像都是泥塑，泥塑又分圆塑、高浮雕、粘贴塑、壁塑四种。数以千计的与真人大小相仿的圆塑，从约16米的佛像到10厘米的小塑像，从神圣的佛到天王脚下“金角银蹄”的牛犊，都精巧细腻，栩栩如生。这些塑像把神人格化，极富生活情趣，令人感到亲切。
永宁寺木塔
根据文献记载，永宁寺位于北魏洛阳城内宫城正门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侧，东有太尉府，西对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邻御史台。寺院整体为南北长方形，南北长301米，东西宽212米。
规模宏大的永宁寺木塔居于寺院正中，木塔高大巍峨，宏伟壮观，“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是当时体量最大的佛塔。据载，该塔有九层，架木为之。地基夯土约100平方米，在当时地下厚达6米。木塔高22米，内为夯土，周壁包砌青石，四面各设一条漫道。基座38.2平方米，共有5圈124个木柱柱槽或础石组成的柱网。第四圈木柱以内为土坯和木柱等混砌的方形塔心实体，每边长19.8米，残高3.7米，东、南、西三侧壁面各砌出五个弧形内凹的壁龛以供奉佛像的神龛。在塔心实体外侧即第四、五圈木柱之间，为环绕塔心的木塔初层殿堂。每面各有殿堂九间，除四角各一间为两面共用，实际共有三十二间。殿堂之间皆不设隔墙，形成环塔心回廊，以方便人们绕塔礼佛。第五圈柱间设置有前檐墙和门、窗，每面各开三门六窗。
塔刹上有宝瓶，可容二十五石。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周匝皆悬金铎。刹上引向塔顶四角有铁锁链，链上与九层浮屠四角也都悬有金铎，上下共一百二十铎。每至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
嵩岳寺塔
嵩岳寺塔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砖塔，该塔位于河南登封县城西北约六公里，太室山南麓的嵩岳寺内，建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
嵩岳寺塔上下浑砖砌就，层叠布以密檐，外涂白灰，内为楼阁式，外为密檐式，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多角形密檐式砖塔。总高41米左右，周长33.72米，塔身呈平面等边十二角形，中央塔室为正八角形，塔室宽7.6米，底层砖砌，塔壁厚2.45米，塔室于底层开东、西、南、北四门。这样的十二边形塔在中国现存的数百座砖塔中，是绝无仅有的。同时，这种密檐形式在南北朝期间也是少见的，为我国密檐式砖塔之始创。
该塔不仅以其独特的平面形制而闻名，而且还以其优美的体形轮廓而著称于世。从结构上看，它由基台、塔身、密檐和塔刹四部分组成，基台高0.85米，出塔身1.60米，平面亦为十二角形，正面有方形月台，后边有角道，均与基台等高，前后对应，布局协调。基台之上，塔身的高度占全塔总高的三分之一。塔身中部以腰檐区分上下两段。下段塔身除拱道外，没有任何装饰，上段则仿木构而建。塔身之上，是层次密集的十五层塔檐。各檐叠砖的数目自下而上逐渐递减，致使十五层密檐层层向上紧缩，形成既刚劲有力又轻快秀丽的抛物线形轮廓。密檐之上是由七十层青砖雕砌而成的塔刹，高3.5米，自上而下，由宝珠、七重相轮、仰莲状受花、宝装莲花式覆钵和刹座组成，极为壮观。整个塔室上下贯通，呈圆筒状。塔室内置佛台佛像，供和尚和香客绕塔做佛事之用。
该塔刚劲雄伟，却是用砖和黄泥粘砌而成，砖塔小而且薄，轻快秀丽，历经千余年风霜雨露侵蚀而依然坚固不坏，至今保存完好，充分表明了我国古代建筑工艺之高妙精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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