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沙远上白云间
黄沙远上白云间
----沙尘暴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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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出塞”，脍炙人口，在通行的《唐诗三百首》中，是这样四句：
黄沙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玉门关在嘉峪关外，黄河水系中离它最近的是大通河，如果这也算上，相距仍有约三百公里，而且其间还有绵亘的山脉阻隔。在玉门关，那里望得见黄河！怎么会产生出黄河远上白云的联想呢。
科学家较起真来，发现了这个问题。这就是竺可桢先生，经过研究，他认为这是将黄沙写成了黄河之故，“沙”与“河”草写时的字形很相似，容易出错。后来听说在新发现的唐人抄本中居然找到了这首诗，而且明明是个“沙”字，更证明竺先生对了。
但是社会似乎对竺先生的考证并不感兴趣，流传的还是“黄河远上白云间”。科学家的认真，有时确实是有点“煞风景”，本来流传已久的美好的形象或想象，被你的考证破坏了，当然不大能得到人们的赞同。竺先生曾为之感慨，“中国思想从来最占有势力的是诗人与文豪，但诗人与文豪往往不顾事实而顾自己的便利的。”（利害与是非，1935）
不过我看王之涣倒是注重事实的，他这四句诗，至少给我们留下了两条自然历史记录，一是这黄沙卷上白云，也就是出现沙尘暴了；再是玉门关外没有杨柳。当然他这里所说的杨柳是指羌笛吹奏的曲牌的名字，但也可从语义的双关来理解。后来罗家伦用”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来赞扬左宗棠指挥人们在玉门关外种植杨柳，显然就是由此而来。
左宗棠精神可佳，但也拗不过大自然的规律，杨柳终究未能在玉门关外繁殖起来，而适于沙漠地带生长的胡杨等植物形成的覆盖面，近几十年来倒因开荒、过度放牧等人为的因素受到破坏，失去植被的保护，地面更是要大风起兮沙飞扬了。
沙漠是提供沙尘暴的物质基础，地面裸露和气温的冷热剧变，使这里的岩石比别处更快地崩裂瓦解，成为碎屑，在地质学中，按它们直径的大小分成等级，依次称之为砾（大于2毫米），沙（2-0.05毫米)，粉沙(0.05-0.005毫米)。黏土(小于0.005毫米)。较粗的沙砾，风力稍有减弱就掉下来了，只有那些黏土和粉沙颗粒，才能被风带到远处，而细微的黏土颗粒可以悬浮在大气中久久不坠，几天前北京人感受到的沙尘，还飘到了美国上空呢。因此落在北京人脸面上的沙土，恐怕有相当多是本地和附近地区刮起来的。
黄土是属于粉沙一类，它能被带出沙漠，但吹走不远，便在沙漠附近堆积起来，我国黄土高原就是紧靠着沙漠分布（将右侧上第二、第三图合起来看，便能看出这种形势）。
奇怪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沙漠周围极少这种现象，连黄土也罕见。难怪一个多世纪前，德国地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看到我国黄土地区的景色要大为惊叹，下面是他为怀庆府（今沁阳）附近的黄土构成的河岸所作的素描。（据1877年柏林出版的李希霍芬:《中国》卷1，页60）
李希霍芬首次向世界报道了中国的黄土,并提出了这些黄土主要是风带来的堆积物的说法。而后对于这黄土的成因，学者们争论得很热烈，有些人不同意李希霍芬的解释，认为它很可能是岩石就地风化的产物，或是流水搬来，等等。
现在许多地学家还是倾向“风成说”。如此巨大的黄土堆积，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只有根据这块土地的历史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我赞成我的老师王荫之（1911-1976）先生的观点：他在1957年留下的著作《中国地质史料》中说：“这个问题（指黄土的成因）已经将近百年了！现在看来还是个问题。从我国历史记载来看，应该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在1287年的一次大雨土，就有七八尺厚。象这样的雨土方式有过二三十次，就解决了黄土的成因问题。”王先生在中国的古籍里面，查到了107次。并从而发现，而各个时期记载的雨土次数相差很大，则可能反映着当时气候的干湿，雨水多，沙土被大量刮起来的机会就少了。
中国历史记载中的“雨土”，按其记述，就是今天的沙尘暴：天空黄雾四塞，沙土从天而降如雨。雨土的地点主要在黄土地区及其附近，也是一种佐证。1287年即元朝至元二十四年，外蒙古地区“雨土七昼夜，没死牛畜”（元史/五行志）。牛这样大的牲口也被掉下来的土掩埋了，这次沙尘暴的规模之大，可想而知。古人把这类事情看作奇异的灾变现象。那时人们相信“天人感应”，如晋代张华编的博物志中就记有:“夏桀之时，为长夜宫于深谷之中，男女杂处，十旬不出听政，天乃大风扬沙，一夕填此空谷”其警世之意甚明。因此有些大的事件，在正史中也会记上一笔。
摆在地球历史的长河中来看，沙尘暴在现在被称为中国这块大地上出现已久。要不何来此黄土高原，黄土层厚达几十米最多到近四百米。而且在五台山、太行山等华北的许多山的顶上都有黄土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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