逗诗圣地杜甫的故里到底是哪里看
过去一般人们都认为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是河南巩县人。这完全是混淆了两个概念，就是逗籍贯故乡地与逗出生地地的区别。故乡是一个家庭及家族世世代代聚集之地，同宗血脉，枝蔓相延、代代相续；对一个人来说，乡音乡情、相伴终生。而出生地则完全不同，可以是故乡，也可能完全不是故乡。比如古代一个人千里为官，携带着家眷到外地就任，结果在当地生子，甚至一个时期在当地落户，但无论其家庭还是在当地所生孩子，一般不会认同当地为故乡，最多是把当地作为孩子的出生地，这是社会生活的常识。杜甫的情况恰恰就是如此。
而在一些学术论著以及一些文学辞典包括《辞海》等工具书，都是以出生地代替故里说，就以《辞海》杜甫辞条为例，不仅称杜甫是从襄阳徙居河南的河南人，还称杜甫逗寓居长安近十年地。就在这次逗少陵原之风地征文的来稿中也有很多文章都误以为杜甫是河南巩县人，只是来长安后逗寓居地或逗寄居地于少陵原，最多是把这里称为杜甫的第二故乡而已。其实，无论从杜甫远祖的籍贯来看，还是从其祖父、父亲以及杜甫本人三代来考察，可以完全判断逗诗圣故里地原本就是少陵原，而杜甫自己也是一直把这里作为故乡。
杜甫的家世溯源
杜甫的十三世祖为西晋著名的大将军兼大学者杜预，官居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坐镇襄阳，都督荆州诸军事。他在此任上连续给朝廷上表，要求发兵攻打东吴。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他统兵攻克江陵，招降南部诸州郡，在灭吴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被封为当阳侯。杜预堪称中国儒将中的奇才，一生居将帅行列，可是他逗身不骑马，射不穿札地，也就是说他从来不骑战马，射箭连一层铠甲都射不透，更不会使枪抡刀上阵厮杀了。但是他统兵作战多谋略，当时号称逗杜武库地。杜预不仅是大军事家，同时是著作丰富的大学问家，著有《春秋长历》《盟会图》《女记赞》等书，尤其是以研究《左传》著名。当时大臣王济会相马，因而特别爱马；和峤善于聚敛生财，也特别爱钱；杜预说王济有马癖、和峤有钱癖，晋武帝便问他逗卿有何癖看地他回答自称逗臣有《左传》癖地，被誉为历史佳话。杜预所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为注《左传》最早的一种，被收入《十三经注疏》，成为千古流芳的经典名著。在《晋书•杜预传》中明确记载逗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地，也就是今西安市杜陵原人。
从杜预之后，杜家世代为官，杜甫在《进雕赋表》叙其家世说：逗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地杜甫家这十几代为官历史中，常携带家眷到某个地方做地方官，直到杜甫的曾祖父杜依艺作为一名七品官奉派到巩县，到任数年病殁于巩县令任上，他随任携带的家眷子女当时便滞留于巩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巩县应该是杜甫的出生地。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中进士后，朝廷委派到隰城县（今山西汾阳）当过一段县尉，便入朝为官，为唐初著名大诗人，逗恃高才傲世见疾地，中间有一段因坐事被贬为吉州司户参军外，不久便被武则天召还，令他作《欢喜诗》，武则天读后很满意，授任著作郎，后迁直文馆学士，从此便一直在长安朝廷里做官。杜审言所留下诗作尽管不多，在当时却负有盛名，为人也恃才狂傲，自视甚高。比如有一次朝廷让他对官员的文章进行评判，他一出来对人说：逗（苏）味道必死！地因为苏味道也是唐代著名诗人，后官至宰相。当时苏味道任天官侍郎（即吏部侍郎，武则天时改吏部为天官），杜审言居然说大唐王朝国家组织人事部副部长明日必死，听见的人无不大吃一惊，忙问他有何原因，杜审言出语更惊人：逗明天他看到我对他文章批评的判词，就会羞死！地杜审言竟然还大言宣称：逗以我的文章之优秀，就是屈原、宋玉作赋也只能成为我的部下；我的书法，就是‘书圣’王羲之再世也得北面拜我为师，作我的学生！地杜审言病逝于直文馆学士任上。当他病重时，著名大诗人宋之问、武平一都曾去看望他，可杜审言躺在病榻上还对宋之问等人说：逗我受尽了造化小儿的苦（意思智商太高了），还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我活着，诗文与学问老压得诸位仁兄都出不了头；现在我快死了，可遗憾的是还没有一个能替代我的人！地
杜审言一生居官长安，死于长安。在唐书本传中虽溯源远祖杜预居官之地襄阳，记载为逗襄州襄阳人地，而在《唐才子全传》中则直接记载为逗审言、字必简，京兆人。地杜甫的父亲杜闲声名不甚显著，但史书记载也是长期在京城长安附近做官，曾任武功县尉、终于奉天（今陕西乾县）令任上。
据《旧唐书》杜甫本传记载：逗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地前逗本襄阳人地是以远祖杜预居官之地为籍贯，后徙河南巩县当指杜依艺出任巩县令，杜甫出生于此。因为《旧唐书》修于五代时期，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所以编写粗疏、错讹也较多，并且繁简不当，被历代史学家所诟病。所以，到北宋时，官居参知政事（副丞相）的大学者、大文学家欧阳修才决心重新编撰《新唐书》。欧阳修在《新唐书》中删除了《旧唐书》中这段关于杜甫籍贯的记载，显然对此不予认同或置疑。而此后辛文房在《唐才子全传》中另直接记载杜甫为长安逗京兆人地。通过对杜甫家世的追溯以及正史记载异同的辨析，完全可判定杜甫故乡应是逗京兆人地。
杜甫《墓系铭》简析
一般说来，除正史记载之外，墓志记载可补正史之阙漏与不足。墓志如果是在墓主刚离世之时所写，尽管可能会有对墓主品行方面溢美的谀墓之词，但一般还是比较详细准确的。分析了正史记载，不能不对杜甫墓志《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进行一番简析。为杜甫作此墓志铭的是唐代另一位著名大诗人元稹，名人写名人应该详实可靠，可是元稹为杜甫写的这篇《墓系铭》却又遇到了特殊情况。
杜甫晚年流落剑南，营建草堂寓居于成都西边的浣花溪。恰值唐代宗广德二年（763年），严武出任剑南节度使，为西南军事及行政最高长官。因为杜甫家与严武家为三代世交，从杜审言时就与严武之祖及其父严挺之都有交情；所以严武十分善待杜甫，不但把他表为参谋，上奏朝廷授予他检校工部员外郎之职衔；还亲自到杜甫家里去看望其家人。可是，一代诗圣杜甫，也继承了乃祖杜审言的狂傲不羁的诗人性情，杜甫去见严武时，或很不讲礼貌地不戴帽子头巾，或逗性褊躁傲诞地（《唐才子全传》），即性格急躁，傲慢放肆，行为怪诞；这些都不说了，杜甫更关键犯了一个致命忌讳，就是常常喝醉酒了以后，就登上严武的床，瞪圆眼睛盯着严武喊：逗严挺之乃有此儿！地唐代逗床地一是置于卧室相当于今天的卧床；二是置于正堂或公堂相当于当官的宝座。不论是那一种床，登床都是大忌；还有古代同僚平辈之间交往，相互都不直呼其名，或称字号、排行，或称官职；如称杜甫为逗杜子美地或逗杜工部地，直呼其名为不敬；更不能轻易触犯祖辈、父辈的名讳，别说直呼其名了，否则为大不敬。例如唐代另一鬼才大诗人李贺，其父名李晋，因为逗晋地与逗进地同音，便连进士都不能考。而杜甫直呼严武父亲严挺之的名讳不说，还说逗严挺之乃有此儿！地实为大不敬。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这句话不顾当时社会风俗作牵强附会的解释，引《云溪友议》所记严武少年时，因其父严挺之宠爱小妾而冷落其母，便槌杀其父小妾玄英，还坦然回答其父责问。严挺之反而高兴地说：逗真严挺之之子！地郭沫若认为逗严挺之乃有此儿地并不是什么侮辱的话，是逗真严挺之之子地这句话的翻版。但忘了逗名讳地是别人讳，自称不讳。再者严挺之的话有夸自己儿子像自己一样有种的意思，杜甫作为下属当然绝对不能如此说。其实《云溪友议》还记载当杜甫趁醉说逗不谓严挺之乃有此儿地时，严武逗恚目地怒视良久，反击杜甫说：逗杜审言孙子，拟捋虎须看地合座大笑，以弥合两人的话语冲突。严武当时说：逗与诸公一起饮馔，图的是高兴，为什么要侮辱及祖考！地
严武又是一介武夫，性格暴烈，耿耿于怀，焉能容忍看所以对杜甫动了杀机。也是杜甫命不该绝，有一天严武想杀掉杜甫，在门口召集官吏；严武怒气冲冲正要出门，他的帽子被挂门帘的帘钩连挂住了三次，可以想像严武当时愤怒之极的心情。也就在此短时间里，有人跑到后堂告知严武母亲，因有三代世交，在其母阻止下，杜甫才躲过了这一劫。当时又值蜀中大乱，杜甫便逃难出蜀，一说是严武母恐害贤良，逗遂以小舟送甫下峡。地杜甫过三峡顺长江而下，又到沅江、湘江，为想登南岳衡山，暂住耒阳，游览南岳庙时，突然发了大水，十多天找不到吃的。耒阳县令备船来迎接，才得回到县城。县令摆设烤牛肉和白酒招待，杜甫吃得饱胀、喝得大醉，晚上就突然去世了，享年59岁。
杜甫是逃难而出，死于流浪途中，只能暂时逗旅殡岳阳地。《旧唐书》记载杜甫逗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地《墓系铭》为逗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嗣业贫无以给丧，收拾乞丐，焦劳昼夜，去子美殁后馀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为难矣。地杜甫有两个儿子，宗文、宗武；都未做官，也没有以诗成名，完全流落民间。杜甫逝世不久，其子宗武也流落湖湘而死于江南，其另一子宗文下落不明，史书阙载。《旧唐书》也记载逗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注：元稹撰墓系中，无自耒阳之文），归葬于偃师西北首阳山之前。地也就是说到了杜甫逝世四十多年后，杜甫的孙子杜嗣业才迁葬杜甫遗骨与夫人弘农杨氏合葬于首阳山（今河南省偃师县西北），逗维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于首阳之山前。地（《墓系铭》）而当时杜嗣业已经是沦落为社会的最下层，不但逗嗣业贫无以给丧地，而且逗收拾乞丐，焦劳昼夜地，穷得像乞丐，不分白天黑夜的辛苦逗焦劳地，靠打工谋生，连文化人都谈不上了。杜嗣业来请求时任江陵士曹的著名大诗人元稹作墓志铭，对四十多年前的祖父家世回顾只能是大略而不会很精确。而就这个《墓系铭》简略地叙其世系为：逗昔当阳城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艺，令于巩。依艺生审言，审言善诗，官至膳部员外郎。审言生闲，闲生甫；闲为奉天令。地世系倒是简略清晰，并没有定杜甫的籍贯为巩县人。
那么，现在正本清源，追问《旧唐书》记载原始依据是什么呢看这个问题不难回答。编撰《旧唐书》时主要依据是《唐实录》，实录是宫廷史官根据朝廷重大活动的原始记录，相当于档案材料。但是，杜甫当时官职卑微，能进入《实录》可能只有两件事，一是献《三大礼赋》，二是唐肃宗时，上书救房琯。关于其生平记载不可能详细。对杜甫籍贯生平方面记载另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墓志铭。《旧唐书》依据的很可能是元稹撰《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因墓系铭写到逗依艺令于巩地，其家眷流落巩县，便在史书中演绎写成逗徙河南巩县地了。如果杜甫把巩县认作故里，死后也应魂归故里，归葬巩县才是。可是杜甫却葬于偃师首阳山，因为其远祖杜预死后葬于此，所以杜甫死后四十多年后，其孙才将其也归葬祖茔。
少陵原杜甫房屋田产考
杜甫是长安逗京兆人地没有问题，再进一步分析，杜审言一生在朝为官，杜闲任奉天令多年终于任上，在京城长安应有居处产业，而且就应在其祖籍杜曲杜陵原一带。在唐代时称逗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地，唐代杜曲杜家的名人辈出，如写《通典》的三朝宰相杜佑，写《阿房宫赋》的大诗人杜牧等。杜曲少陵原本是唐朝时高官显贵聚居之地，当时在京城长安逗居大不易地，而这里则更堪称是逗高尚社区地的住宅区。可是，杜甫却于天宝五载（746年）来到长安，不久就住进少陵原，并且在其周围一住就是十二年。
杜甫到长安后科举不第、求官不成，穷困潦倒，甚至到了逗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地的地步，自称逗饥卧动即向一旬，弊衣何啻怜百结地，在杜诗中多处写到自己所遭遇的各种各样的生活穷困窘状，却从未在诗中说过租房赁屋之事，也没有在这里卜居建宅修房之事，说明他是继承有祖父和父亲留下的房屋田产。这绝非笔者臆测，杜甫在《曲江三章章五句》中哭穷发牢骚时还写道：逗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地以杜甫当时的经济困窘状态，不可能自己买田置产，只能是继承着祖上的房屋田产。
杜甫为什么会在逗杜曲幸有桑麻田地呢看除继承祖业外，我们还得按照唐代初期的土地制度———逗均田制地去分析。唐代的逗均田制地是国家政府按等级来分配田地的土地制度。逗均田地分两个层面，一是对老百姓十八岁以上丁男，授口分田（按男力）八十亩，永业田（可传后代继承者）二十亩。老男、残疾口分田减半；妻妾妇女及和尚、道士、尼姑都按人分有三十或二十亩田地。按此规定，杜甫在出生地巩县也按家庭人口应授有一部分田地。可是均田制的另一个层面是贵族及官僚授田规定。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授永业田一百顷到五顷；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授永业田六十顷递降到二顷。朝中散官五品以上授永业田同职事官。武官还另有等级授田规定。同时官员还作为俸禄补充的职分田和补充办公经费的公廨田，这两种田不能继承。仅就永业田而言，官比民占有的田地要多得多。此外皇帝对所青睐的官员还可以另外赐田。如给裴寂赐田千顷，李眅得赐田五十顷等；杜审言做朝官虽然品秩不是很高，毕竟是女皇武则天喜欢的大学士，即就是皇帝并未另外赐过田，仅其所授永业田也比民田要多好多倍，再者他完全有条件和理由从祖籍少陵原求得永业田产。及至杜闲官至奉天令（地位似应高于县官），最低也是七品官，也应授有永业田。如果与巩县所授民田相比，则巩县所授民田完全可以抛弃或忽略不计。在唐高宗时还多次下诏严禁逗买卖世业口分田地（《唐会要•均田》），即严禁土地私人买卖。当然，到了唐玄宗时，多种历史原因使逗均田制地已遭到一定破坏，主要是官僚豪强兼并强买民田。所以连杜甫诗中都动过逗何日沾微禄，归山买薄田地（《重过何氏五首》）的心思，只是无财亦无势没买成而已。而杜家在杜曲樊川少陵原一带属天子脚下，再者，毕竟两三代都是官，不是一般草民。所以杜甫逗杜曲幸有桑麻田地就应是前代祖父和父亲留下的永业田。有学者在关于杜甫的专著中为否定杜甫在少陵原有田产，甚至以杜甫逗归山买薄田地诗句来否定逗杜曲幸有桑麻田地诗，认为是伪作。基实是因纯搞文学史而不了解唐代土地制度———逗均田制地而想当然所致。唐代继承逗永业田地是合法的，而买田倒是非法的。
如果说杜甫在这里没有房屋，自己修建房屋居住，那肯定会作诗文纪录。比如杜甫流寓成都建一个草堂，修几间草房，便写了《卜居》《一室》《堂成》《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茅屋赀》以及名满天下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很多诗；别人在他修草堂时资助给一点钱都写成诗，在少陵原如果修房建屋岂能无诗看
杜甫在少陵原住的房产是什么样呢看杜甫在太子家令李炎来访时作《夏日李公见访》诗中说到自己居处逗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地，而逗类村坞地正说明不是一般乡民所住的逗村坞地，最多是相似接近而已。而逗僻近城南楼地也正是少陵原边，与城南阙楼曲江相接处，是高官居住的好地方。当然，其祖父杜审言虽为朝官却品秩不算太高，而其父杜闲为奉天令，给杜甫留下的故居房屋不会太好也可能年久失修有逗类村坞地之处，与周围高官显贵的豪宅相比已经破败不堪，他才在诗中感叹逗比屋豪华固难数，吾人甘作心似灰地（《曲江三章章五句》），所以要移居南山边了。
诗圣本人的认同感
前边谈到故乡与出生地区别，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本人对逗故乡地、逗故里地的认同感。如果在某出生地、或居官之地待久了，产生强烈认同感，也可以把这里作为第二故乡对待。问题是在诗圣杜甫的诗文中找不到把出生地巩县认同为故里的记载———哪怕是当做第二故乡也没提到一句。
相反，尽管在少陵原仅仅只待了十余年，这里既是祖籍所在地，也是他的家园所在地，所以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尽管杜甫在这里生活得很不得意，逗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地，求官不成，穷愁潦倒。这既有朝政黑暗的因素，也有诗圣个人性格上的问题，可是他本人始终把这里作为故乡。仅从杜甫名号上就能说明这一点。古人常以故乡故里的郡望为名号，来表明对自己故乡故里的逗认同感地；如韩愈称韩昌黎，柳宗元称柳河东，杜牧称杜樊川等；甚至其诗文集也以故里郡望命名，如《韩昌黎集》《柳河东集》《樊川集》等。可是杜甫一直自称逗杜少陵地、逗杜陵布衣地、逗少陵野老地、逗杜陵野客地，流落外地时便自称逗杜陵远客地，诗集也以《少陵集》命名。而从未以生地河南巩县郡望称杜中州杜中原或杜巩县之类，也能说明杜甫一直是以少陵原为祖籍和故乡。
杜甫晚年逗漂泊西南天地间地时，感叹逗杜陵远客不胜悲地（《立春》），怀念逗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浐原地（《九日五首》之四）、逗吊影夔州僻，回肠杜曲煎地（《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等大量怀念秦地故乡家园的诗句，甚至在成都草堂安居七八年了还发出逗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地（《奉送严公入朝十韵》）的誓言。而在煌煌杜诗一千四百五十首中，你几乎找不到他怀念出生地河南巩县的诗句，说明杜甫一直把祖籍少陵原作为自己的故乡。另外，在少陵原畔杜公祠中，清代所立《唐工部员外郎杜子美祠堂记》碑文，也认为诗圣故里就是在这里。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对于逗诗圣故里地就在长安少陵原一说，不是个人一时之发现，也算不上标新立异，更不是与河南人争拉什么名人。因为不仅宋代、元代、清代都有学者认定杜甫籍贯是长安逗京兆人地，当代学术论著虽有持诗圣故里巩县说者，但当代大学者中也不乏京兆杜陵说。如西北大学傅庚生教授在专著中就认定杜甫是京兆长安人；袁行霈教授最新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面向21世纪（大学）课程教材）写到杜甫籍贯时，也改用了逗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西南———本文作者注：应为‘东南’）人，生于巩县地的提法。本文只不过针对多种泛泛一提的观点将这一问题集中凸现出来，并予以精确考证、全面系统化详细论析而已。
综上七个方面所述，把少陵原定为杜甫逗诗圣故里地应毫无疑义。既符合正史记载，也符合杜甫对故里的个人认同感；既符合宋元以降历代大学者的观点，也符合当代一些杜诗研究权威专家的观点与提法，连新版全国统编大学教材都称杜甫是逗京兆杜陵人地，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大张旗鼓地宣传逗诗圣故里地呢！杜甫一生坎坷，诗风沉郁苍凉、雄浑瑰丽，居少陵原十年在创作上正是黄金时代，诗作量大且多旺盛时期，诗如霞飞满天。杜甫晚年还深情地说到逗忆在潼关诗兴多地，其所作诗篇多以五七言古风，忧国忧民忧天下，如曲江池边所写的《丽人行》，在咸阳桥头所写的《兵车行》，骊山脚下所写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及《三吏》《三别》等，其中的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地更成为千古名句。正是杜甫在少陵原畔的生活和创作，奠定了他作为逗诗圣地的崇高地位，奠定了其诗作被誉为逗诗史地的坚实基础，从而使他登上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的巅峰。可是，杜甫逗晚节渐于诗律细地，追求逗语不惊人死不休地，他晚年流寓成都草堂数年，而那座被秋风吹破的草堂也名满天下，成为旅游胜地。但是，作为逗诗圣故里地少陵原边的杜公祠，声名及影响却相形见绌。现今西安大开发，少陵原大建设，要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话，更应该认真打好逗诗圣故里地这张文化牌，宣传、扩大、提高杜公祠在全国的影响和知名度，使逗诗圣故里地与曲江开发新区的大名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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