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山东高密地区土匪横行，民不聊生。东北乡破落地主家19岁的女儿九儿，被贪财的父亲许给了麻风病的酒坊主儿子单扁郎，孔武有力的杠子头余占鳌喜欢九儿，杀掉了单家父子。
九儿和余占鳌开始了一段不被乡民认可的爱情，并有了两个孩子。在酿酒师傅罗汉等人的帮助下，九儿逐渐从一个单纯的少女成长为干练的高粱酒坊女掌柜， 振兴了单家酒坊。
余占鳌则带领兄弟们组成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旋于当地政府，土匪花脖子以及铁板会等多股势力之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进占山东，打破了高密县往日的繁荣。
在民族大义面前，余占鳌和各方势力不计前嫌，停止争端，共同抗日。内忧外患之际，九儿带领队伍，将日本鬼子引到了高粱地。
点燃红高粱，与敌人同归于尽，用自己的生命在这片充满生命力的山东高密大地上撰写了爱与征服，野心和意志的传奇故事。
扩展资料：
一、主要人物
1、朱亚文
孔武有力的杠子头余占鳌靠力气活生存，他深深爱着九儿，这个人物阳光、阳刚、爷们儿，霸气十足，身上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
他从一个“吃杠子饭”的轿夫逐渐成长为“吃拤饼的”土匪首领。抗战爆发，在民族大义面前，余占鳌和县长朱豪三等各方势力不计前嫌，停止争端，共同抗日。
2、张俊杰 演员 黄轩
九儿的青梅竹马，却因为父母的影响与九儿“失之交臂”。他非常的善良，非常正义，在土匪、县官几方势力之间周旋，希望能够团结大家的力量，共同对抗侵略者。后加入共产党，并在九儿的帮助下与余占鳌共同抗日。
3、高淑贤 演员 秦海璐
淑贤是高密酿酒大户单氏家族的大嫂，一个守着贞节牌坊过日子的寡妇。九儿嫁入单家动摇了淑贤的地位，为了保住家产继承权，淑贤多次陷害九儿，却被九儿设计报复，险些受辱寻死。
同是苦命人的妯娌二人最终和解，共同撑起单家酿酒产业。而淑贤最终冲破封建枷锁，与单家酿酒师罗汉终成眷属。最后穿着嫁衣来看将被日军处死的罗汉，生死相随，原意陪爱人赴死。
4、九儿/戴九莲 演员 周迅
19岁的少女九儿单纯、善良、聪慧，但却被父亲卖给麻风病人当媳妇。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和磨难之后，九儿逐渐成长为个性鲜明的女子。
在与余占鳌的情感方面，她敢爱敢恨，不惧束缚，勇于冲破封建牢笼，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真爱。在保家卫国的关键时刻，她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家园。
二、电视剧简介
《红高粱》改编自中国首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由郑晓龙执导，由周迅、朱亚文 、黄轩、秦海璐、于荣光等主演。
该剧讲述了在20世纪30年代初，九儿在充满生命力的山东高密大地上，用生命谱写的一段关于爱与恨、征服与被征服，充满生命力的近代传奇史诗巨制。
《红高粱》已于2014年10月27日登陆北京卫视、山东卫视、浙江卫视、东方卫视四大卫视黄金档首播，该剧先后获得国剧盛典年度十佳电视剧、华鼎奖百强电视剧第一名，并入围飞天奖优秀电视剧。
在出嫁的路上，新娘被赶跑劫匪的轿夫余占鳌所吸引。三天后新娘回门，与余占鳌在红高粱地里激情相爱。新婚丈夫被人杀死，新娘勇敢地主持了酿酒厂。在赶走其他土匪之后，余占鳌在酒缸里撒了一泡尿，竟成了喷香的好酒。9年后，日军强迫村人砍倒高粱修建公路，并将罗汉大爷剥皮示众。余占鳌带领乡人报复日军，乡人们全死了。痴呆的余占鳌，站在女店主的尸体旁，放声高歌
《红高粱》的叙述沿两条线展开，主线是土匪头子“我爷爷”余占鳌率领的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辅线是在这次战争发生之前发生的余占鳌与“我奶奶”戴凤莲之间的爱情故事。
小说对题材的处理体现出对传统小说叙事的叛逆，是以追忆的姿态讲述的故事。在莫言的艺术世界里，蕴含着中国农民的生命观、历史观、乃至时空观。
《红高粱》的叙事策略和语言方式追求强烈的陌生化效果，小说的展开是由感觉引导，情绪推动。
小说在叙事人称上，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叠合在一起。在语言运用上，《红高粱》追求一种富有力度的表达，一切都服从主题的自由创造和审美快感。重视感觉，大胆运用丰富的比喻、夸张、通感，还有对于语言色泽的选择和气势的营造。
《红高粱》叙述的主要是一支民间抗日武装伏击日本人汽车队的故事，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但这不是主要的。作为这篇小说精神主体的是强烈的生命意识：对带着原始野性、质朴强悍的生命力的赞美，对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渴望。正是这种生命意识使那个老而又老的抗日故事重新获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红高粱，就是这种生命意识的总体象征。它可以称之为《红高粱》的“生命图腾”。小说用这样充满激情的语言描写红高粱，赋予红高粱以生命：“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根扎黑土，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显然，小说中的红高粱决不仅仅是一种植物。与赋予红高粱伟大的生命相对应，作品中那些演出了一幕幕英勇悲壮的活剧的英雄；也总是伴随着红高粱，或者与红高粱融为一体。余占鳌和戴凤莲是在高粱地里完成了神圣的结合，戴凤莲又是在高粱地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小说把她30年的生活比作“红高粱般充实”。余大牙带着高密东北乡人应有的英雄气概坦然赴死的时候，放声高唱的是“高粱红了”，任副官在枪声中、子弹下坦然前行的时候，用口哨吹出的曲调也是“高粱红了”。在这种描写中，人与高粱获得了同一种品格。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在小说中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用冷静乃至审美的态度来描绘生命的痛苦与毁灭——比如刘罗汉被割下耳朵和生殖器、被活活剥了皮，戴凤莲让余占鳌和冷支队长喝下掺了罗汉大爷鲜血的酒，队员们那惨烈的死亡，等等。因为人只有置身于巨大的痛苦之中或者面临死亡的时候，才能强烈地意识到生命的存在。这种描绘一方面强化了生命意识，同时也使小说呈现出新奇、残酷的美。小说对于强悍的生命力和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肯定有时甚至超越了一般的伦理评价。余占鳖与戴凤莲野合，为了占有戴凤莲将单家父子杀死，这以中国传统的伦理尺度来评价是不道德的，但作品对此作了肯定性描写。即使是对余大牙这个贪财好色的人，作家也赞美他坦然赴死的英雄气概。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甚至促成了作品中一个特殊角色——“我”的诞生。在作品中，“我”不仅是一个叙述角度，而且是以不同于余占鳌等人的生活方式生存着的下一代的代表。而对爷爷那生命力旺盛的一代，“我”只有自卑与仰叹。余占鳌等人与“我”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距离，一种对比。在这种距离与对比中，作家一方面强化了对余占鳌等体现的那种生命力的仰慕，一方面对那种生命力在今天的人们身上已经消失感到悲哀。所以在小说中“我”才慨叹：“先辈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我爷爷辈的好汉们，都有高密东北乡人高粱般鲜明的性格，非我们这些孱弱的后辈能比”。从艺术的角度看，小说打乱时空结构的意识流式的叙述方式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已不陌生。它最大的突破，最借鉴马尔克斯等人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以奇特的感觉为动力，改变客观事物的存在形式，把静态的变成动态的，把无生命的变成有生命的，使读者从习以为常的事物中获得全新的审美体验：金色的太阳“齿轮般旋转”；“残缺的杏黄色阳光，从浓云中，嘶叫着射向道路”；被割下的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子弹在低空悠闲地飞翔，贴着任副官乌黑的头发滑过去”；“高粱的奇谲瑰丽，奇形怪状，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亲人，……红红绿绿，白白黑黑，蓝蓝黄黄，它们哈哈大笑，它们号啕大哭，哭出的眼泪像雨点一样……”；等等。小说的比喻也因其反常规而显得十分新奇。例如说死神有着“高粱般深红的嘴唇和玉米般金黄的笑脸”；说死骡马的大肚子在水的浸泡和太阳的曝晒下突然炸裂，“华丽的肠子，像花朵一样溢出来”；说“有人往栅栏边角上那个铁皮水桶里撒尿，尿打桶壁如珠落玉盘”；等等。此外，在叙述过程中，作家有时故意插入一些与总体叙述风格相背离的语言。例如“我”看到母亲的小脚就想高呼“打倒封建主义！人民自由万岁”；借92岁农村老太太的口唱一段顺口溜；引录一段县志上平平板板的公文；等等，都给作品涂上了一层淡淡的幽默、诙谐的色彩。强烈的生命意识、[2]具有民间传奇色彩的题材与上述不同艺术手段的融合，使这部中篇小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部分章节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敌人的汽车队。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余司令说：“立住吧。”奶奶就立住了。奶奶对我父亲说：“豆官，听你干爹的话。”父亲没吱声，他看着奶奶高大的身躯。嗅着从奶奶的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突然感到凉气逼人。他打了一个颤，肚子咕噜噜响一阵。余司令拍了一下父亲的头，说： “走，干儿。” 天地混沌，景物影影绰绰，队伍的杂沓脚步声已响出很远。父亲眼前挂着蓝白色的雾幔，挡住了他的视线，只闻队伍脚步声，不见队伍形和影。父亲紧紧扯住余司令的衣角，双腿快速挪动。奶奶像岸愈离愈远，雾像海水愈近愈汹涌，父亲抓住余司令，就像抓住一条船舷。
父亲就这样奔向了耸立在故乡通红的高粱地里属于他的那块无字的青石墓碑。他的坟头上已经枯草瑟瑟，曾经有一个光屁股的男孩牵着一只雪白的山羊来到这里，山羊不紧不慢地啃着坟头上的草，男孩站在墓碑上，怒气冲冲地撒上一泡尿，然后放声高唱：高粱红了——日本来了——同胞们准备好——开枪开炮—— 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我曾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
出村之后，队伍在一条狭窄的土路上行进，人的脚步声中夹着路边碎草的窸窣声响。雾奇浓，活泼多变。我父亲的脸上，无数密集的小水点凝成大颗粒的水珠，他的一撮头发，粘在头皮上。从路两边高粱地里飘来的幽淡的薄荷气息和成熟高粱苦涩微甘的气味，我父亲早已闻惯，不新不奇。在这次雾中行军里，我父亲闻到了那种新奇的、黄红相间的腥甜气息。
那味道从薄荷和高粱的味道中隐隐约约地透过来，唤起父亲心灵深处一种非常遥远的记忆
在高粱地里轿夫们碰上了劫道的土匪。轿夫余占鳌带领众轿夫打死了劫匪，救下了九儿。手持剪刀的九儿没让李大头沾自己的身。三天后在回门的路上，九儿被余占鳌抱进了高粱地。
等九儿再回到李家时，李大头不知叫谁给杀了。九儿领着伙计架起烧酒锅。土匪郑三秃子抢走九儿，伙计罗汉大叔凑钱赎回了“九儿”。余占鳌去找郑三秃子算账，郑三秃子说自己没沾九儿的身。
酒又烧好了，在响亮的《酒神歌》后开始出酒，余占鳌又出现了，他把尿洒在酒坛里，结果酿成了出名的“十八里红”。日本人打来，罗汉大叔被活剥了皮，被惨剧激怒了的人们在余占鳌的带领下伏击日军，以极其可笑的武器反抗，酒坛子都被改装成了地雷。送饭的路上，九儿被机枪打中，鲜血与“十八里红”洒在一起。
凄厉的唢呐声中，男人们抱着酒坛子冲了上去，车上的弹药爆炸，一声巨响，天地都变为一片红色。神奇的日食出现了，天、地、人一片通红，余占鳌和儿子并肩站立，像是泥的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