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前没有“黑社会”这个词。“黑社会”这个概念以及这个词汇，是随着西方文化一起传到中国的。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现代“黑社会”概念的是帮会。但是，现在的“黑社会”概念是贬义的，而在中国古代，“帮会”并非完全都是贬义的。因此，说中国古代就有“黑社会”也需要谨慎，也许只有“丐帮”才是最像现代黑社会的。
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帮会，其实都是商帮，都是结成团队一起做生意的人。中国传统社会以安居乐业为上，不太主张迁徙。但是，社会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商品流通，因此，中国古代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以贩卖商品为生的商人。在交通不便的状况下，长途贩运、跋山涉水，要冒很大的风险，因此古代商人较少单独的个人行为，尤其当贩运数量巨大，或者治安保障较差的路线，大多成群结队，由此形成所谓商帮。
大约从唐朝开始，中国历代中央政府都必须依赖南方以粮食为主的物质供应。从南方到北方，这些数量巨大的政府物资，大多都需要水路漕运。隋朝大运河的出现正是为了提高漕运的效率。到了清朝，中央政府对于漕运的依赖已经非常高，最严重的时候，一个月漕运不到，中央政府就难以维持。
各种商帮之所以会成为类似“黑社会”组织的前身，是因为从事商帮活动的这些人彻底离开了土地，摆脱了以乡村为主的生活方式。对于中国社会最普遍的乡村生活，古代中央政府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包括文化、教育、税收、法律等等。但是，对于那些离开乡村从事商业贩运的人来说，古代政府的各种保障是非常欠缺的，加上中国传统社会长期重农轻商，造成商人的地位低下，因此，各类商帮不得不自我建立一套规范和制度，以便长期地生存下去，也使得商业活动能够正常开展下去。
由于漕运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性最终超过了陆运，因此，以漕运为主导而产生的帮会传统就成为正宗。“江湖”一词基本上是中国古代帮会的代名词，“码头”一词也是中国古代帮会最重要的行话之一。这两个古代帮会的行话现在都成为黑社会的术语，它们的起源都来自于漕运。
不过中国古代的各种商帮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在的黑社会，是因为那时的商帮一般都不会为非作歹，他们的存在方式主要是在政府顾及不到的地方自我维持和发展着。某种程度上，商帮自我形成的一整套规范和制度还是非常优秀的。即使我们今天使用“江湖”、“码头”这样的切口时，也不完全是贬义的，这种状况其实是由古代商帮的特点决定的。
古代商帮供奉财神的传统，在今天某些黑社会那里，依然存在，包括在关公（有些是祖师爷）面前结拜发誓的手续，帮会的帮规等等，都是古代商帮传统的延续。
中国古代商帮向现代黑社会的转变，发生于清朝晚期。虽然自宋元起，就有人提出以海运代替内河漕运，但是，由于技术条件的局限，一直没有实现。清朝晚期，随着西洋铁制火轮的出现，海运的优势明显超过了内河漕运。于是，几百万的漕运工人，除了一小部分转为海运工作外，大多数人一下子失去了生计。运河沿岸很多过去繁华的商埠也突然衰落。西洋火轮不仅以海运代替了漕运，而且在中国各地的内河航运中开始了竞争，也剥夺了一大批传统航运行业的生存空间。清朝政府那时候根本无力帮助这些“下岗工人”，这些被时代抛弃的漕运工人不得不利用原先的组织结构，转化为真正为了谋生“不择手段”的黑社会。而且，他们中的有些成员也利用了社会重大转型期的机会，占据了社会管理的空缺，将自己“做强做大”。
即使在那个年代，已经向现代黑社会转化的帮会，也不是西方概念下真正彻底的黑社会。这些帮会还延续着古代商帮自觉形成的社会责任，带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倾向。青洪帮、哥老会、袍哥等帮会组织后来成为孙中山推翻满清政府的重要力量，也就不足为怪。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帮会也同样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精神。中国的帮会真正成为违法乱纪的黑社会，是在香港、台湾等地区发达的商业环境中形成的。
最后简单总结几点。
中国古代类似梁山好汉这样的聚啸山林，打家劫舍，或者揭竿而起，并不是真正的黑社会组织。
中国现代很多黑社会的真正前身是古代商帮，而古代商帮在他们的鼎盛时期对社会是做出很多有益贡献的，那时候的商帮也不是今天意义上的黑社会。
中国古代商帮转变成黑社会完全是西方文化进入的产物。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黑社会只存在于西方商品经济环境中，他们以非法图利为目的而不择手段。
如果一个秘密组织有超过经济目的之外的政治、文化目的，类似拉登的基地组织，它就不是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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