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主观唯心主义者把历史的发展看作是由少数英雄人物和帝王将相的意志﹑品格﹑才能决定的﹐认为人民群众不过是消极﹑被动的“惰性物质”﹐是少数英雄人物的盲目追随者。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
梁启超说:“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在他看来﹐大人物“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英国的T.卡莱尔(1795～1881)认为﹕全世界的历史“实际上都是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伟大人物的思想外在的﹑物质的结果”﹐“这些伟人的历史真正构成了全部世界历史的灵魂”。英雄史观在德国哲学中有着深厚的基础﹐19世纪德国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一些人把具有“批判的头脑”的个人看作是历史的创造者﹐如鲍威尔﹐B.就说﹐“批判”是绝对精神﹐而他自己就是“批判”。在他们那里﹐“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他们认为﹐只要少数杰出人物提出了更高的思想﹐历史马上就会改观。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德国产生了
尼采﹐F.W.的“超人”哲学。尼采认为“超人”是历史的主宰者﹐没有“超人”就没有历史﹐而人民群众则是“奴隶”和“畜群”﹐是“超人”用以实现其意志的工具。这种哲学后来成了
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治的思想武器。客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某些客观唯心主义者的历史观也带有英雄史观的色彩﹐黑格尔﹐G.W.F.虽然认为﹐历史不是个人随心所欲的结果﹐而是由某种客观精神决定的﹐但他又认为伟大人物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他曾把
拿破仑(1769～1821)称为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他认为这些伟大人物是为了满足世界精神对于发现自己﹑实现自己﹑返回自身的需求而创造历史的。他虽然看到没有人民群众﹐即“进行再生产的个人”﹐社会生活不能继续下去﹔但他又认为﹐群众只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而伟大人物的优越性就在于他能知道和表述绝对意志﹐所有的人都集合在他的旗帜下﹐他就是人们的上帝。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提出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但是他们所说的社会环境主要指政治和法律制度。这样﹐社会的发展仍然决定于少数具有思维理性的立法者﹐即开明君主一类的“伟大天才”人物。存在的根源英雄史观在社会历史发展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有其深刻的社会的﹑阶级的和认识的根源﹐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但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总是集中地体现在他们的代表者──领袖人物的活动中﹐并在领袖人物的领导下从事历史的创造活动。当人们看不清隐藏在领袖人物行为的动机背后的﹑推动一个民族或阶级行动起来的物质动因时﹐他们就会把个人看作推动历史的决定力量。在剥削制度下﹐少数统治者凭藉权势和所能支配的物质力量﹐可以在历史上打上自己的印记﹐而创造历史的劳动群众则处于受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他们创造历史的能力和作用的发挥﹐受到极大的压抑和限制﹐他们作出的贡献往往被湮没﹐有的成果则为统治阶级所窃取。剥削阶级的思想家出于阶级的偏见﹐总是把历史说成是帝王将相创造的﹐极力贬低人民群众的作用﹐以此欺骗和蒙蔽人民群众﹐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与唯物史观的区别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同英雄史观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承认个别杰出人物的作用﹐而在于如何回答谁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力量。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阐明了人民群众和个别人物的关系﹐使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在现代西方哲学中﹐英雄史观仍然以新的形式不断出现﹐如
存在主义主张少数领袖人物所体现的神秘化了的个人情感﹑意志的存在是历史发展的支配力量﹐认为“负责的个人是社会变化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