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存在着三大问题和四大弊端。
（一）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三大问题
1、语文教学的性质和目的问题。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儒家思想始终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例如《大学》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学记》中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语文教育成了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的工具。科举取士制度推行以后，全国士子趋向科举，语文教育逐渐变成了科举考试的附庸。
2、教学内容问题。
教学内容陈旧片面，主要为识字、读古文、作古文，把古人作为学习的楷模，把古文作为学习的最高境界，窒息了青年的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和革新创造精神。引导人们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
3、教学方法问题。
教学方法死板、单一，只重整体感知，缺乏分析认识，只强调求同思维、单向思维，忽视求异思维、发散思维，只尊重维护作者权威，无视读者理解的主动性、创造性。只听任一条暗胡同里摸索，缺乏系统的读写理论指导，等等。
（二）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四大弊端
1、脱离语言实际。
主要是脱离口头语言实际，不重视听话能力和说话能力的训练。我国古代作为书面语言的文言文，两汉之后就基本定型了，很少变化；而口头语言则是一刻不停地发展着，变化着。所以二者的距离越拉越大。
2、脱离应用实际。
读、写大都与日常生活和实际应用无关。读书皓首穷经，苦练八股，只为功名。这也使儿童视学舍如囹狱，视师长如寇仇。[元]虞韶编的《日纪故事》中有一则师生矛盾的故事：许衡年七八岁，受学乡师，书过目辄不忘。一日，问于师曰：“读书欲何为?”师曰：“应科第耳。”复曰：“如斯而已乎?”师大奇之，谓其父曰：“此儿颖悟非常，他日必有大过人者，不能为之师矣。”固辞而去。
3、忽视文学教育。
基础教育并不是要把多数人培养成文学家，但要使人人都具有理解文学和欣赏文学的能力。当然，也不排除为具有文学天赋的学生奠定当文学家的基础。这就要进行必要的文学知识和文学鉴赏的教育。这是语文教育的整体目标——培养听说读写能力和高尚的思想情操的一部分，在语文美育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传统语文教育在这方面也是非常欠缺的。
4、忽视知识教育。
我国有起源很早，很发达的文字学、训诂学知识，但始终没有建立起适宜于语文教学的知识体系。例如文章教育，曾经总结出一个“起——承——转——合”带有点规律性的模式，但很快就变成了僵死的八股文程式。人们反对八股，但又建立不起规范，就只能用“文无定法”来抵制规律性的知识，其实是很无力的。培养和提高读写能力的训练，实际上成了一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
可取之处
1、注重基本功训练。 “蒙学教文，注重锤字、炼句、布局、谋篇等项基础练习，不尽是笼统地一篇一篇写去。”蒙学写作练习，注重进行分解练习。作诗之前，往往要先练属对，先是“一字对”，渐增至二字三字，直到十一字。写议论文，往往要先练习写段落，先练习写“破题”，然后练习写“承题”，直至整篇的文章。尽管格律化、公式化对写作来说是不足取的，但基本功训练扎实，可谓古代写作教学的长处。在写作训练中，从单项训练开始，渐至整篇作文的训练，也体现了写作教学的一般规律。
2、多读多写多改 我国古代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劳于读书，逸于作文”的说法，十分重视“多读”对写作的作用，把“读”视为“写”的重要条件，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但读不能代替写，文章的功夫要靠多写才能练就。古代流传着“读十篇，不如做一篇”的谚语，还流传着“多读，乃借人之工夫，多做乃切实求己工夫，其益相去远也”。古代的写作教学，基本上体现了这一原则。 我国古代的语文课程与教学一贯有精于改文的传统，颇有可取之处，概其要点如下：其一，先生改文要“随其立意而改之”，避免沮挫学生的才思。其二，批改要精当，“唯可改之处，宜细小笔削，令有点铁成金之妙，斯善矣”。[8]其三，要教学生懂得改文之方。
3、作文从模仿入手 朱熹曾说过：“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文。益学之既久，自然纯熟。”这是对前人写作经验的总结，也反映了宋代对写作规律的一般认识。实践证明，人们练习写作都是要经过模仿，而后才有创新。
4、先放后收 “先放后收”是历代学者主张的写作指导原则。苏轼说：“凡文字少中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 谢枋得也主张：“凡学文，初要胆大，终要心小——由粗入细，由俗入雅，由繁入简，由豪荡入纯粹。„„初学熟之，开广其胸襟，发舒其志气，但见文之易，不见文之难，必能放言高论，笔端不窘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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