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书院起源之早，规模之大，持续之久，人才之多，居古代四大书院之首。所以，《宋史》记载：“宋朝兴学，始于商丘”。1998年国家邮电部在商丘举办了四大书院邮票首发仪式。
应天府书院即应天书院、睢阳书院，其前身为南都学舍，为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创办，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国家4A级风景区商丘古城南湖畔，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正式赐额为应天书院，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应天书院改为府学，为应天府书院，庆历三年（1043年）改为南京（北宋陪都，今河南商丘）国子监，为北宋最高学府。北宋初书院多设于山林胜地，唯应天书院设于繁华闹市，人才辈出。随着晏殊、范仲淹等的加入，应天书院逐渐发展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是古代书院中唯一一个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被尊为北宋四大书院之首。 第一，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而宋初官学却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士人求学需求很大，却苦无其所，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应运而生，起到了填补官学空白的作用，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求学的场所。
第二，朝廷崇尚儒术，鼓励民间办学。宋初提倡文治，但国家一时又无力大量创办官学，故朝廷对书院给予多方面的表彰和赞助。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都得到朝廷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和奖励办学者等不同形式的支持，这些支持无疑是促进宋初书院兴盛的直接动因之一。
第三，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佛教出于僻世遁俗、潜心修行的宗旨，多选择环境僻静优美的山林建立寺庙，五代及宋初的书院也大多建于山林名胜之中。佛教禅林集藏经、讲经、研经于一体，也对书院教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书院的讲会制度就是借鉴了佛教僧讲和俗讲的讲经方式，书院教学的讲义和语录等形式，也是来源于佛教禅林制度。
第四，印刷术的应用，使书籍的制作与手写本相比，变得极为便利，是促成宋代书院兴旺发展的重要基础。书籍不再是珍藏品而是公众都可以拥有的，才有可能使书院拥有丰富的藏书，并真正成为面向社会的教学研究场所。 后晋始创
唐哀宗天佑四年（907）唐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分裂时期，官学遭受破坏、庠序失教，中原地区开始出现一批私人创办书院，应天府书院由此而生。
书院历史最早追溯到五代的后晋，杨悫在归德军将军赵直扶助下聚众讲学，后来他的学生戚同文继续办学，应天府书院的前身就是当时归德军的南都学舍赵直为其筑室聚徒。
北宋立国初期，急需人才，实行开科取士，睢阳学舍的生徒参加科举考试，登第者达五六十人之多。文人、士子慕戚同文之名不远千里而至宋州求学者络绎不绝，出现了“远近学者皆归之”的盛况，睢阳学舍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文化交流与教育中心，但戚同文病逝后，学校一度关闭。
北宋盛世
宋真宗时，追念宋太祖应天顺时，开创宋朝，1005年将其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改名应天府。1008年，当地人曹诚“请以金三百万建学于先生（杨悫）之庐”，在其旧址建筑院舍150间，藏书1500卷，并愿以学舍入官，并请令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主院，以曹诚为助教，经由应天府知府上报朝廷，受到宋真宗赞赏，翌年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
学化书院
书院得到官方承认，成为宋代较早的一所官学化书院。时人称：“州郡置学始于此”，天下学校“视此而兴”。1043年，宋仁宗下旨将应天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之一。后该书院经应天知府、文学家晏殊等人加以扩展。范仲淹曾受教于此，及后曾在书院任教，盛极一时，与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合称中国四大书院。
应天府的办学模式，令当地书院风气大盛。李觏先在南城创办了盱江书院，求学人数曾达1000多人；杜子野在宜黄兴办鹿冈书院，曾巩在临川办起了兴鲁书院，并亲自制订校规并任教，还聘请欧阳修、王安石等名人教授生徒。
几番废立
明朝嘉靖十年（1531），御史蔡瑷在商丘城西北隅以社学改建，而沿用旧名，重建书院，但万历七年(1579)，宰相张居正下令拆毁天下书院，应天书院遂废。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归德知府重建“范文正公讲院”又名“文正书院”于归德府东，以纪念范仲淹掌教应天府学，讲学育士。他效法范仲淹的精神，亲自执书讲学，一时培育了许多人才。
顺治十五年（1658），符应琦重修讲堂，集诸士而课之。清乾隆十三年(1748) 知府陈锡格又重修应天府书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举国废科举，兴学校，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因此，书院改为“归德府中学堂”（简称归德中学）。
再焕生机
2003年河南省政府批准应天书院在宋代原址附近进行修复，并被列为河南省和商丘市的重点旅游工程项目，景区规划占地121.6亩，总建筑面积4116.8平方米，道路占地2523.4平方米。工程委托河南大学古建筑研究院设计，整个书院布局由南向北依次为影壁、牌楼、大门及东西侧门，前讲堂及东西侧门、明伦堂及东西配房、藏书楼及东西侧门，馔堂、教官宅、崇圣殿、东西偏房、魁星楼及东西廊房。2004年2月应天书院修复工程开始一期工程建设。2005年底主体工程崇圣殿竣工，2006年应天书院的大门、围墙、道路等工程完成。2007年10月1日正式对游客开放。2009年8月应天书院二期工程开建，主要是讲堂等复原工程。应天书院修建全部完成后，将展现北宋时期的文化、教育、科学、知识等内容，增加游客对北宋历史文化的全面了解，丰富商丘古城旅游区古文化建筑观光游和学术学习游的内涵，增强古城旅游区对中国传统文化爱好者、专家和文化学者的吸引力，提升商丘古城旅游区的品位和影响力。
应天书院，又名睢阳书院、南京书院。宋真宗正式赐书并亲自题写应天府书院，位于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南，因为商丘在唐供称为宋州睢阳郡，北宋景德三年（1006）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格为南京，为当时四京之一。商丘濒临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辐辏，自古以来，一直为江淮屏障，一方都会。古代书院多设于山林，唯应天书院立于繁华闹市，历来人才辈出，千年来，培养俊杰数不胜数。应天书院位于商丘古城之南，其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文人、士子不远千里而至宋州（今商丘）求学者络绎不绝，出现了“远近学者皆归之”的盛况，其中就有那位吟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应天书院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文化交流与教育中心。
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l009年，宋真宗正式将该书院赐额为“应天府书院”。时人称“州郡治学始于此”，天下书院“视此而兴”，应天书院开创了古代兴学的先例，成为古代书院典范，后世称为“庆历兴学”。宋仁宗时，庆历三年（即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院，与东京国子监同为宋朝最高学府。后该书院在曹诚等人尤其是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扩展。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主持下“其名声著天下”。仁宗景祐二年（1035），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成为皇家认可的公办书院，晏殊又聘请因守孝服丧而退居南京（今商丘）的范仲淹执教，范仲淹年轻时在应天书院求学，后又在应天书院任教，可以说应天书院成就了范仲淹，也因范仲淹而名声更甚。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第一大学府，显赫几世。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从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应天府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现存有大成殿、明伦堂、月芽池等建筑。原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伦堂为学堂。这两座建筑均为歇山式建筑。大成殿为祭孔之地，明伦堂为应试地。 应天书院是古代书院中唯一一个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被尊为四大书院之首。
宋仁宗庆历年三年（1043），担任宋廷参知政事的范仲淹提出“精贡举、择官长”等十项改革主张，取胡瑗苏湖教法改革当时教育系统，当时应天府已升格为南京国子监，先行实施改革，一改当时崇尚辞赋的浮浅学风，重经义、重时务、重实际。
范仲淹执教应天府书院时，经常教导学生要“从德”，而不能仅以科举仕进作为求学的最终目的。在他提出的“为学之序”中，学、问、思、辨四者也是最后落实到“行”上。后人立有《宋范文正公讲院碑记》，建藏书楼，回顾范仲淹的讲学生涯。
在范仲淹主讲该书院的过程中，率先明确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匡扶“道统”的书院(学校)教育宗旨，并以此确立了培养“以天下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由此推动了宋初学术、书院(学校)学风朝经世致用方面的转变;后来又通过“庆历兴学”的若干措施，肯定、鼓励了这些成就,进一步推动了北宋书院的发展,明确了学术、大师在书院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