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初年，匈奴帝国严重地威胁着汉王朝的封建统治和中原人民的安全，而东南和岭南的百越也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边疆形势非常严峻。汉人韦贤就说：“中国虽平，犹有四夷之患，且无宁岁。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动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货赂，与结和亲，犹侵暴无已……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西汉自立国以来，也确实把解决边疆问题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来考虑。只是因为实力不敌，难以争锋于战场，于是隐忍待机，专力于富国强兵。但是，汉朝对匈奴帝国实行的卑辞求和政策，以及对东南、南方、西南边疆分治现实的无奈承认，显然不符合传统的“王者无外”、“以夏变夷”思想，也是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
汉武帝即位之后，来自北方的威胁依然存在，所谓“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为了改变边疆经营中的被动局面，解除来自边疆的安全威胁，一代雄主汉武帝正是以“王者无外”思想为依据，秉承汉初以来七十年的物资积累，积极“多事四夷”。史载汉武帝即位之初，即下诏贤良询问如何才能“德润四海”、“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举兵围攻东瓯，后者向汉廷求救，汉武帝征询大臣意见时，一些元老重臣从传统的“夷夏之防”出发，反对汉朝出兵相助，如淮南王刘安就认为，自从三代以来，中央政令就不及于胡越，并不是当时兵威不足于制服之，而是“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大臣严助站在“王者无外”的立场对刘安的这一意见予以反驳，认为：“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不振，又何以子万国乎？”汉武帝对严助的这番话十分赞赏，毅然命严助率领大军前往救援，并渐次用兵，彻底平定了百越。安定了东南和南方边疆后，汉武帝又派唐蒙、司马相如出使西南进行招抚，将西夷和南夷纳人中央的行政管辖，并降服昆明，将汉朝的西南边疆推进至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与此同时，汉朝也加大经营东北边疆的力度，出兵灭亡了汉人卫满所建立的卫满朝鲜，在朝鲜设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稳定了东北边疆。然后，汉武帝开始集中力量反击匈奴，通过三次规模空前的战略反击，“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基本上摧毁了匈奴贵族发动战争的军事实力，夺取了其出入中原的战略跳板，使匈奴再也无力与汉室抗衡。到汉宣帝时，北部边疆更出现了“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兴旺景象。为配合反击匈奴，汉武帝又着力经营西域，破楼兰，车师，设立西域都护，驻军屯田，最终将西域纳入了汉帝国的版图。可见，汉武帝正是通过“多事四夷”，才“攘夷斥境，面数千里，东开乐浪，西置敦煌，南逾交趾，北筑朔方，卒定南越，武军所向，无不夷灭”，基本解决了汉王朝的边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