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占北票煤矿
日本侵略者对北票丰富的煤炭资源早已垂涎三尺。早在侵占北票前，日本关东军特务部即会同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对北票煤矿作过调查，并在《北票煤矿现状调查》一文中对北票煤矿的现状及前景描绘得相当详尽。“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于1933年2月进攻热河，2月21日上午11时，关东军早川部队和田中部队逼近北票，守军汤玉麟部队不战而退。爱国军民组织的义勇军奋起反抗，但势单力薄，22日上午9时，早川部队在飞机、坦克、装甲车、骑步兵配合下攻克北票县城。从此，北票煤矿沦陷为殖民地，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广大劳工饱尝了被迫害、盘剥、压榨的奴役之苦。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票，一方面是为扩大其殖民统治，另一方面是为掠夺煤炭资源。侵占北票煤矿后数日，关东军即从日本国内招聘石松真一郎等38名职员来北票煤矿就职。接着即一面攫取、霸占北票煤矿的矿业权，一面着手恢复冠山竖井的生产（冠山竖井在九一八事变后处于停产状态），日本侵略者掠夺北票煤炭的迫切心情由此而知。日本侵略者攫取、霸占北票煤矿矿业权采取两个步骤。第一步，在1933年3月初，即侵占北票煤矿后十几日，日本关东军即授意奉山铁路局协同伪满洲政府实业部接管北票煤矿，强令解散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北票炭矿复兴委员会特置北票炭矿临时营业局。第二步，同年8月，日本关东军特务部德田大佐以参谋长小帆的名义宣布奉山铁路局的股份（实为京奉铁路局的股份）不实，失效，解散北票炭矿复兴委员会特置北票炭矿临时营业局，并根据日满双方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享有筑路、开矿特权的协定，由日本关东军大崎中佐为日方代表，与伪满洲政府签订协议，成立日满合办的北票炭矿股份公司，日方万表片仓出资，满方满洲炭矿株式会社出资，日方万表喜藏任总经理，由日方直接经营。之后，原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商股中政府官员和银行家的股份多被判为“逆产”，予以没收；商股的另一部分股份，则以“煤炭由国家开采”为由强行低价收买。日本侵略者攫取、霸占了北票煤矿的矿业权。
掠夺煤炭资源
侵占北票后第二年的1934年，即从冠山竖井掠夺走煤炭27万多吨。这当然满足不了侵略者的贪婪胃口。1936年10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确定了《满洲国第二期经济建设要纲》，提出关于国防上需要的产业，要实现自给自足，“特别要集中力量开发铁、煤、石油、电力等基础产业”。随之制定的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也把煤炭生产放在了重要位置。为适应这一要求，北票炭矿于1936年10月在三宝开凿调查斜坑，开始扩大掠夺范围，建设新矿井，增加煤炭产量。1936年和1937年，先后成立三宝开发事务所和台吉开发事务所（新建坑口投产后改为三宝采炭所和台吉采炭所），开发三宝、台吉两新区。1937年至1939年，每年有两对新坑口开工建设，1939年至1941年，每年有两对新坑口建成投产。一对坑口从开工建设到建成投产，仅用两年左右的时间，速度是相当快的。6对新坑口建成后，年增加生产能力100万吨。日本侵略者从北票煤矿掠夺的煤炭，多用于制铁业，为它们的侵略战争提供物资保证。据日本《战时石炭构造论》一书记载，仅1933年到1936年4年间，供给日本制铁和昭和制铁的北票炭矿的煤即达93万多吨，几乎是北票炭矿这4年产煤量的全部。在北票煤矿，日本侵略者实行的是“掠夺式”开采，夺肥扔瘦，乱采乱掘，不仅在当时致使瓦斯爆炸、透水、发火等事故频繁发生，给劳工带来诸多灾难，而且严重破坏了煤炭资源，给以后开采带来很多困难，造成很大损失。一方面，日本侵略者为少投资、多出煤，只拣厚煤层采，而把薄煤层丢弃不采，斜坑、坑下主要运输巷道布置在厚煤层和煤层群中间，不顾薄煤层的开采；另一方面，他们采用的是房式、柱式采煤法，这种采煤方法虽然出煤快，但回采率却很低，只在50%左右，致使800多万吨煤炭资源丢弃于坑下。由于日本侵略者采取的“掠夺式”开采，给以后开采带来许多隐患，致使解放后开采时，瓦斯、冒顶、透水等事故防不胜防。日满合办的北票炭矿股份公司成立时，即建立了较庞大的组织机构，之后又多次改组，逐步扩充，日益庞大，法西斯高压统治逐步强化、升级。到1943年3月，隶属伪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改称北票炭矿株式会社时，组织机构也随之庞大到极点，下设2部、10课、2所、1院、54个系（包括同一级的科、所、场等），另有冠山、台吉、三宝3个采炭所，3个采炭所又有26个系，上下有100余个部门。其中的防卫部，原隶属庶务课，称矿卫系，后升格至炭矿直属的部，下设本社防卫队和冠山、台吉、三宝3个防卫队，人员由三四十人增强到三四百人。防卫部的任务为：调查劳工中的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在各出口、材料场、工村站岗放哨；押送“特殊工人”入坑升坑等。1943年，由锦州派遣来的宪兵队，有宪兵、密探、翻译30多人，在各课、系、坑口建有情报网，并与当地旗公署警务科、协和会、火车站等有直接联系，任务是侦察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了解劳工尤其是“特殊工人”的思想动向，秘密检查邮政局的函件、电报和到工村以查户口为名搜捕可疑分子等。宪兵队设有刑讯室，备有捕绳、锁链、手铐、脚镣、刺刀、皮鞭、电椅子、老虎凳等刑具。防卫部和宪兵队，有抓捕、刑讯以至处死劳工的特权，是镇压、迫害、摧残劳工最严厉、危害劳工最严重的两支持枪武装。加强防卫队，增设宪兵队，日本侵略者以劳工的生命换取煤炭，而又不许劳工反抗的目的一览无余。劳务课，负责招募、采用劳工；雇员计工、考勤；员工生活管理；工村家属及独身寮（即宿舍）管理；公私伤处理；另设移动防止班，在工村要道、附近村头设有暗哨，防止劳工逃跑。劳务系有890多名员工，大多经过侵略者选拔、培训，效忠侵略者，打骂劳工，敲诈勒索，索贿受贿，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是日本侵略者统治、盘剥、奴役劳工的得力工具。随着掠夺煤炭日益疯狂，随着新坑口陆续开工、投产，所需劳工日渐增多，招募劳工成为迫切问题。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招募劳工有四种手段，就是招、骗、抓、派。以时间为序，起初主要是招，中间则招、骗、抓并用，后期主要是强制摊派。从1933年3月至1945年8月，共招、骗、抓、派劳工5.6万多人次，因而使北票炭矿在每年有大批劳工死亡、大量减员的情况下，劳工仍能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 一招。日本侵略者侵占北票煤矿初的两三年，只有冠山竖井生产，所需劳工为数不是很多。资料记载，1933年仅有1 000余人，到1936年，也只有3 000余人。每年增加劳工700人左右，可以靠大柜把头去招。方法是在炭矿劳务课招募系的督导下，由大柜把头在北票附近各县或到大柜把头家乡去招，即可满足需要。到1936年，虽已扩大掠夺范围，向东西两翼扩展，东部开凿三宝调查斜坑，所需劳工，还是大柜把头倪维章及其弟倪福臣，在三宝开拓事务所配合下，从河北遵化招来200多人，解决了斜坑开凿所需的劳工。从1937年起，三宝一坑、台吉一坑相继开工建设，所需劳工随之增多，加之劳工逐年死伤，不断减员，只靠大柜把头在附近招或到其家乡招，已难满足需要，又加上附近农民对北票炭矿恶劣环境已有所闻，即使再穷也不愿来这儿卖命，日本侵略者、把头只好把眼光放远些，到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去招。为此，北票炭矿在济南、青岛还建立了两个出张事务所，作为招劳工的落脚点。日本侵略者为更多、尽快地招到劳工，制定了鼓励政策，多招到劳工，可在“手当费”、“安家费”等项多得到报酬，刺激了大柜把头的积极性，争相多招募劳工，多拥有劳工。台吉一坑开工后，大把头宋玉见是个机会，亲自给开发事务所日本所长山本送了200元钱的礼，请求协助招劳工。在山本看来，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即白得一笔不算小的钱财，又可保证建矿井任务的完成，何乐而不为，于是亲自出马，协助宋玉去一次河南，又去一次江苏，两次招来劳工600多人，保证了台吉一坑建设工程的如期竣工。各大柜把头竞相招劳工，劳工人数增加很快，宋玉、费先等大柜的劳工很快由三四百人增加到上千人。1937年末，虽又有一批批劳工死伤，一次次减员，北票炭矿劳工人数还是增至5400人。二骗。骗是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招劳工的一种手段。1941年，三宝二坑建成投产，需要增加劳动力，大把头之一的倪维章与绥中地方官员相勾结，用欺骗性宣传，将1 000多名渔民骗来北票炭矿当劳工。 日伪时期在冠山竖井当童工的张福才说，他家住河北蓟县，日本侵略者大搞“集家并村”，实行“三光”政策，一家人只好外出逃荒，逃荒途中，遇上北票炭矿招工的把头，把北票炭矿说得人间天上，说你们逃荒没有出路，不如跟我们去挖煤，保你全家能过上好日子。他父亲被说动了，带领全家同一块招来的100多贫苦农民来到北票炭矿。三抓。伪满洲政府曾就此制定过一系列法规，采取过一个个措施。日本侵略者抓劳工的渠道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从“集家并村”中抓。日本侵略者从1941年开始，在绥中、北票、朝阳、凌南、凌源、平泉和承德一带搞“集家并村”，以阻止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在“集家并村”的3年中，被强抓去当劳工的有2500多人。1941年夏天，在榆树台部落一次抓来青壮年劳工几百人。在朝阳董家店乡，一年之内抓二三次，每次40多人。二是从“清乡扫荡”中抓。1943年，在山东武定府一带的扫荡中，一次就抓了青壮年500名，北票炭矿派人接来当劳工。三是将战场上被俘人员押来北票炭矿当“特殊工人”，日本侵略者称之为“死囚劳工”。从1941年起，石家庄、唐山、充州的监狱，多次给北票炭矿押送过被俘人员。从1939年到1942年，这个“教习所”先后押送到北票炭矿的“特殊工人”就有 4 000多人。四派。派是强行摊派。“地盘育成”，就是在本地区内培育成功，即炭矿用的工人，可由炭矿周围的人充当，无需到外地招、骗、抓。提出“地盘育成”方案的是一个日本侵略者，名叫板本登。1938年，板本登由伪奈曼旗公署调到伪吐默特中旗公署任职，此人能讲中国话，对中国风土人情有所了解，可称为一个“中国通”。当他了解到当时冠山、台吉、三宝多个坑口均在建设和生产，掠夺煤炭数量日增，劳工人数虽已逾万，仍不能满足需要，还要到关内河北、河南、江苏等地去招、骗、抓时，便认为这种用工制度有一些弊端：每年外出招工需付出大量费用，且劳工挣的钱每年要往老家寄，这岂不让大量资金流向“国外”（由伪满洲国流向中华民国）；关内有八路军、游击队活动，如招工不慎难免让他们中少数人混入，让他们煽动闹事，破坏采炭计划。如果在炭矿附近招收劳工，不但可避免这些弊端，且便于看管，因为他们的家都在附近，“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不怕他们不老老实实在炭矿劳作。 板本登的“地盘育成”方案规定，炭矿用劳工，必须由当地人承担。凡附近之男性公民，年龄在8岁至55岁者，没有特殊病症的，都有到炭矿当劳工服役的义务，每年4个月，期限为3年，期满发给证书。“方案”经伪满洲政府兴安局批准，1939年在北票炭矿试行，试行结果，伪满洲政府兴安局认为是个成功之举，指令全满炭矿到北票炭矿学习，并于1941年在全满炭矿推广。吐默特中旗公署和板本登本人还受到“传令嘉奖”。 推行“地盘育成”后，吐默特中旗公署内成立了动员科，北票炭矿劳务课招募系改为动员系，和旗公署动员科共同负责动员、体检、接收劳工任务。旗公署指令各村公所，对居民进行普查，凡符合劳工条件的，均登记注册上报。每次动员多少，根据炭矿需要确定，由动员科提出动员数额，下达各村公所，然后由旗公署动员科和炭矿动员系共同验收。每年动员10次左右，每次动员500人左右。
“地盘育成”和“勤劳奉公”这两项强行征集劳工制度，给日本侵略者使用劳工、掠夺煤炭创造了方便条件，比原来使用的招、骗、抓省力得多，容易得多，据《北票煤矿事业史》记载，1945年4、5、6三个月，即接收劳工4 455人，平均每月接收1 461人，可见其增加劳工之便。且使用的劳工都是无偿服役，不需给报酬。这两项制度带给劳动人民的却是严重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