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以前，人们往往分不清楚传说和历史，在那个时代里，夏王朝的存在是根本不需要质疑的事情。但近代以来，历史学和传统的历史学之间有了本质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之下，夏王朝的存在就成了问题。
顾颉刚先生
近代一方面今文经学兴起之后，起到了思想解放之功，传统典籍构建起来的历史框架轰然崩塌。另一方面从西方传过来的十九世纪的史学，尤其是容克学派的史学讲究实证主义，也对中国传统历史叙事提出了质疑。加上从西方传来的考古学，与这两种思想潮流相互激荡，更使得中国古人传统的历史叙事遭到了空前的质疑，很多古人以为常识的观念进入当代以后都成了都成了经不起解构的事情。近代的疑古思潮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
疑古思潮的代表性人物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地造就中国古史说，应该来说，顾先生的观点还是具有很大的启发性的。对我们今天的人们来说，起到了很大的思想解放之功，让我们知道神话和历史不是一回事，传说和历史也不是一回事。不过，顾先生及其追随者也存在着疑古过甚和疑古过勇的弊端。
画像石中的大禹
具体到题目所问的夏王朝，在疑古思潮最甚的时候，夏商两代都收到了很大的质疑，他们怀疑这两个朝代是否真实的存在过。与此同时，西方的史学界也不承认这两个王朝的存在。这里要说的是，西方史学界和中国史学界一个重要的不同是，西方史学界对考古学的依赖要比我们强。中国史学界更看重的是传世文献。但西方史学界不存在着丰富的传世文献，他们更多依靠考古发现来构建起历史的谱系。所以，大家可能注意到西方人的历史观念之中有探秘情结，而中国人没有。
后来殷墟发现之后，对于殷商王朝的质疑无疾而终。但对夏王朝的质疑并没有停止。不过，在发现了殷墟以后，也激发起人们寻找夏文化遗址的热情。一度有人以为，仰韶文化就是夏文化，有人以为龙山文化是夏文化。49年之后，随着我们国家田野考古事业的展开，人们对考古学寄托了更大的期望。在对夏文化的研究中徐旭生先生的贡献非常重要，他的《1959年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确定了后来夏文化考古的方向。他指出夏文化的探索方向应该是豫西一带地区，后来人们的发现果然是在这一带地区。
到目前为止，作为夏文化探讨对象的遗址，在豫西、晋南地区已经发现上百处。其中，1952年登峰玉村遗址的发现，它与已知的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时代很近而文化类型不同，于是人们就想到它可能是夏文化。这一发现揭开了建国后夏文化探讨的序幕。1956年在郑州发掘了洛达庙遗址，出土文物较多，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又与郑州商城二里岗文化具有共同的文化因素，而相对年代又早于河南龙山文化早于二里岗文化，所以这个遗址发掘后，人们也将其作为探讨夏文化的对象，并将同类型考古文化命名为洛达庙类型文化。
二里头遗址
1959年发现的二里头遗址比洛达庙的规模要大得多，所以人们放弃了洛达庙的命名，而将这类文化命名为二里头文化。总之，到目前为止，已经在考古发掘中找到了探索中的夏文化，它的上限可以河南龙山文化和山西龙山文化的晚期，偃师二里头遗址则属于夏文化的中晚期。夏朝的存在已经在考古学上得到了确证。
当然，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首先，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属于夏文化的文字资料。也就是说我们国家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还只能到殷商王朝为止。很多学者认为夏朝应该有文字，比如裘锡圭先生就主张夏王朝有文字。但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也许永远无法发现。其次，关于夏文化的时间断代还有争议。到底二里头文化是夏王朝的什么时期？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说法。二里头文化也分为好几期，他们是什么关系？也还有待解决。因而，关于夏文化的质疑从来就没有终止过。最近二里头遗址要建博物馆，本来他们准备申报的是夏都，但是有司慎重起见还是把夏都两个字去掉了。
夏王朝的疆域
对于质疑者的质疑，有可能永远不会找到答案。毕竟考古学是无法绝对复原历史的。而且考古发现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并不能仅仅建立在考古学之上。本来，中国史学的传统就不是建立在考古学基础之上的。考古学和历史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中国传世文献对历史的构建，并不能被虚化。在传世文献之中，《史记·夏本纪》、《尚书》、《左传》等可靠的文献，以及先秦诸子都记载到了夏王朝的真实存在。就算二里头不是夏文化，就算我们没有发现夏文化的遗址，也不能说夏文化就不存在啊，毕竟没有发现的东西并不等于没有。比如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用考古学来证实大禹治水，但你不能大禹治水就没有发生过。虽然它可能不如传世文献记载的那个样子，但也不能说他就是一个神话传说。
综上所述，我要告诉你的是，夏王朝的存在不容置疑，是绝对真实的事情。证据就是我们先民古老的历史记忆，这就是我们传世文献中的众多记载。虽然记忆或许会有偏差，但记忆本身是真实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