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初宋时期
概说
传统的学术观念都认为，初宋诗是唐体的某种延续，直到梅尧臣以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宋诗。这一观点大致是源自刘克庄在《后村诗话前集》卷二中所说：
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哇淫稍熄，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下。
以后，清人叶燮在《原诗外篇》中给予进一步的界定：
开宋诗一代面目者始于梅尧臣、苏舜钦二人。
以后文学史、诗史大多采用此说，梅尧臣也就成为了宋诗的开山祖师，但另一方面，每一部宋代文学史、诗史，又绝不能从梅尧臣开篇。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即一方面不承认初宋诗体为宋诗，一方面，又不能不从初宋诗风说开。
笔者认为，此说有其合理的一面，又同时有着它的局限之处。我曾经倾数年之力研究苏诗，研究苏轼对于宋诗体制的创建，所以，那时看了刘、叶之论，极表赞同，因为那时我是站在苏轼的立场上看待诗史，苏轼自然就成为目光所及的聚焦之点，苏轼以外的时代很容易就看得轻了。现在，当我来面对整个宋诗的变化时，我不能不惊讶地发现，苏轼以外的宋诗的每个阶段、每位诗人，都有着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不可替代的意义和影响，虽然这并不影响苏轼的伟大地位。
其实，刘、叶所说的宋诗，指的是宋诗的某一个阶段，就是笔者所概括的梅、欧、王、苏所代表的盛宋时期。盛宋时期，大家众多，作品丰美，是整个宋诗的高峰，所以，很容易将盛宋这一个时期作为整个宋诗的全体，因此，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
为什么这样讲？你只消想一想，梅尧臣所追求的诗风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就明白了。梅尧臣所追求的平淡诗风，恰恰与初宋白体诗风有着共同的追求，即便不说是白体的延续，它们之间总是有着某种共同点。说梅尧臣主张的平淡诗风就是宋诗的总体特征，一方面可以这样讲，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这样讲。说它正确，是宏观的鸟瞰，是大略的说法；说它不对，是细致的看，在宋诗发展的某些阶段，就不再追求平淡。江西诗派追求平淡吗？理论上追求，实际上却是清峭生涩、"闭门觅句"的苦吟方式。这种方式与梅、欧、王、苏的，特别是苏轼式的、陆游式的、杨万里式的冲口而出、天然而成的作诗方式迥然而异。从这点上来说，江西诗派倒是有些晚唐体的意思，只不过晚唐体苦吟景物意象，江西诗派苦吟书本前人而已。当然，梅尧臣所开山的诗风，就更不能代表晚宋的江湖时期，因为，那个时候，诗史似乎又回到宋诗的出发点之一的晚唐体。当然，只是似乎，而并不是真正的重复。从来就没有重复的历史，也没有重复的诗史。
所以，刘、叶所说的，梅尧臣所开的宋诗风气，指的只能是宋诗的一个时期，即笔者所概括的盛宋时期。它即不能断裂开与前人的继承，也不能局囿于后人的变异。
初宋诗风，就是初宋的诗风，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别的东西。
这一点，有些学者已经有所认识，如许总认为初宋诗人："基于文人审美趣味的高层化要求，艺术经验的探索与积聚而对精巧典丽的构思与形式的追求，本身也蕴蓄了一定的趋变因素。因此，宋初虽以承袭晚唐为起点，但其深层实已生成了整个宋诗史最显著的特征——变革精神的基因。"（许总：《宋诗史. 引论》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初宋有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三体鼎足而立，分别上承白居易、贾岛和李商隐，如宋人蔡居厚《蔡宽夫诗话》所说：
国初因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祥符、天僖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
如元人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二《送罗寿可诗序》中所说：
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奇）；昆体则有杨、刘《西昆集》传世，二宋（庠、祁）、张乖崖（咏）、钱僖公（钱惟演）、丁崖州（谓）皆是；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鲁三交（交）、林和靖（逋）、魏仲先父子（野、闲）、潘逍遥（阆）、赵清献之祖（湘）。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势极盛。转引自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对于这些说法和归纳，笔者并无异议。初宋确实是沿袭中晚唐五代而来，正如盛宋于初宋，也是沿袭变革而来。变革是延续的另一种形态。
宋诗对于前人的延续，其实是沿袭着唐诗中所萌生的新兴的因素，从而成为联结唐与宋的中介。
也就是说，对于唐诗的变革，并不始自于宋，而是在唐人的肌体之内就已经开始了。笔者在拙著《中国古代诗歌流变》中，对此已有详论，并标举李、杜、韩、白为宋诗的四大先驱，以后，贾岛、李商隐、罗隐、陆龟蒙等则为由唐入宋发展的链条。
所以，与其说初宋诗风不属于宋体而应归属于唐，毋宁说，韩、白等中晚唐诗人已经"春江水暖鸭先知"，得风气之先。
初宋的三种诗体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构成了以后宋诗发展的主要基因。白体诗与晚唐体构成了平易与艰涩之间的矛盾，晚唐体与西昆体之间构成了表现对象及源泉之间的矛盾。
像是一个人"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样，初宋的诗歌因素在后来的发展中都得到了发展。盛宋的平易之风与中兴四大诗人会在白体诗风中得到某些共鸣；黄庭坚之后的江西诗派，虽然是在反西昆的旗帜下发展的，但他们对于书本学识的重视，恰恰与西昆有着某种呼应；而晚唐体则一直到晚宋的江湖诗派才得到回响。
当然，不是简单的回复和复活，而是像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一样，不仅有父亲的基因，而且有母亲的和其他方面新的构成因素，才能成为一个新的生命。譬如江西诗派对于西昆，有着变异和求同的因素，同时，它也兼有白体及盛宋以来对于"平淡而山高水深"的美学追求。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苦心孤诣，闭门独造，这就合于晚唐体的精神了。
初宋诗有三体，凡数十家，以白体开端，而以西昆为归宿。
我们先说白体。
第一章
初宋之初：白体与平易诗风的奠定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
以往的论者往往认为，初宋的白体诗是直接上承中唐的白居易， 这里显然是犯了粗疏的毛病，实际上，初宋的白体，是承五代十国而来，开端于徐铉，而徐铉等正是五代十国诗体流变的结束。此一时期的开端恰恰是彼一时期的结束，结束的同时即是开端，正合于事物发展的规律。因此，我们欲述宋代诗坛，必先从五代十国说起。
事实上，五代十国的诗体流变，不仅预演了宗白诗体，而且预演了初宋三大诗风的消长，而且预示了宋代诗风的走向。
五代十国的诗坛，与初宋诗坛相似的一点，就是都经历了三大诗体，即承晚唐温李而来的一派、承中唐贾、姚而来的一派和承元、白而来的一派。所不同的是，
初宋发端于白体而终结于学习温、李的西昆，五代则是发端于温、李而大盛于白体。
五代十国之所以会白体大兴，不外乎有这样的几个原因：
首先是诗体矛盾运动的结果。唐诗极盛，各种风格几乎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唯有俗的一派发展不够充分，在经历了元、白时期的短暂辉煌之后，就被更为夺人眼目的温、李一派的华美所超。而温、李的的华美经历了晚唐之五代初期的发展，就阶段性而言，已经发展充分，它的再发展，有待于一个承平的时代氛围，那就是以后的西昆体的辉煌。元、白体之俗与温、李体之艳，这一对矛盾对立体，恰恰是应该易位的时候，此其一。
其次，五代俗文化的全面兴盛，使诗歌的通俗化流向成为必然趋势。从诗人的构成与审美取向来看，原本出身于武将的帝王，也几乎无不趋拜风雅，蜀国王建父子、南唐李家父子君臣莫不如是。盖因天下大乱久矣，人心思于安定，渴望文化盛世。而帝王大多行武出身（南唐除外），喜欢通俗易懂，因此也倡导通俗，遂为时尚。
其三，白居易其人其诗，"作为唐王朝盛衰转变期新兴庶族的诗歌大家"，集中体现着历史转折期的世俗思想和创作特征，充分呈现出封建士人思想性格的双重性和人生、 创作历程的阶段性：既尊奉儒学， 又‘栖心释梵， 浪迹老庄'（白居易：《病中诗十五首序》）；既力行‘达则兼济天下'，更主张‘穷则独善其身'（白居易《与元九书》）；即有议论讽刺时政的讽喻诗，又有‘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闲适诗；即长于为尊古后学所倾重的古体诗，更长于时兴的近体。‘立身白足行，为文六艺全。'（皮日休《七爱诗. 白太傅》）其人格与诗品无不堪后世资法。"（贺中复：《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 期。）
有了这多方面的原因，五代十国也就形成了百川赴海的局面，如五代后周的陶谷在《龙门重修白乐天影堂记》中所说，"世称白傅文行"：
盖后之学者，若群鸟之宗凤凰，百川之朝沧海也。
考之五代之诗体流变的轨迹，也确实如此。无论是由唐末原来效法温、李的罗隐等人的嬗变来看，还是从学习贾、姚一派由重贾到重姚再到宗白的发展轨迹来看，在五代十国时期，三派合一，归于学白，是大致不差的。白体？还是元白体？其间也有个变化。中唐时期，元、白并称，元稹名在白居易之上，不过，自唐末始，"元、白两不相下"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就是白体诗的俗，逐渐战胜了元体之艳，至唐末张为《诗人主客图》已经奉白为"广大教化主"，而元只得"入室"而已。所以，元白体到了五代十国，并顺势发展的初宋诗体，就逐渐改称为"白体"，也只有称为"白体"方才准确。
五代十国时期对于白体诗的承继，首先表现在作诗的条达疏畅上。其中导夫先路者当推"香山之替人"（清人郑方坤《五代诗话》）韦庄，其次有入闽后诗风"顿趋浅率"而"逗宋格"的韩渥等。韦庄的《秦妇吟》即是其中的代表作。其次，就是诗歌的议论化、散文化的倾向，如吴越名家罗隐、贯休等，开了宋诗特质的先河。至五代后期，经南唐众多士人的相继探索，遂形成五代后期宗白诗风的基本特征，首先就是变白体之"美刺"而为吟咏性情：
呈现出范围的内敛和重心的转移，由表现广大士人怀才不遇之类的生活情感转为集中揭示上层官僚士大夫，特别是高官显宦的值宿、从幸、侍宴、应制、赏花、歌酒等种种生活感受。（参见同上）
其次是次韵唱酬，"所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白居易《与元九书》中的总结，成为五代后期及初宋的文人时尚。再次则是对于"率意而成"作诗方式的追求。此时期的三大派，无论学习贾、姚一派，还是学习温、李一派，都是需要苦吟雕琢而成，惟有白体，率意而成，直抒胸臆，更兼以学习李白的汪洋恣肆，摆脱拘束，从而在写作的领域里获得了更为自由的天地。
初宋的白体诗派，正是在这种局面的基础之上继续发展的。
第二节 初宋的白体诗
白体的浅易与晚唐体的艰涩、昆体的晦涩恰成对垒，它只是为今后的欧、苏平易思潮所做的一个伏笔，一个准备，一次预演，它只是远远地标识着一个走向。诗史的舞台在宋初的时空里，远远没有为真正宋诗体制的演出做好准备，像是一个在潜意识里准备返朴归真的精神贵族，他还远远没有挣到足够的资本，在没有充分享受豪华奢侈之前，他是不会真正移家农舍小院去过山野生活的。
白体诗在初宋的形成，自然有它内在的要求。
白体诗的内涵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形式上的唱酬以及由此要求的简易，二是学白的积极用世，关怀民瘼，后者就要进一步上承杜诗精神。
宋朝的建立，是赵家兄弟以武将而登大宝，大概与越是自己欠缺的，就越是企慕的心理有关，有宋以来，重文轻武的风气达到了中国有史以来之最，而君臣唱酬，同僚寄送，应景应制，也就成为一时之风尚。
唱酬之作可以直接效法的正是白体。白居易先与元稹，后与刘禹锡多所唱酬，开了唱酬诗的风气。
其中代表性的诗人有徐铉、徐锴兄弟。徐铉归宋前，为南唐翰林学士，后官至散骑常侍，继续其文学官僚生涯。故终其一生，唱酬诗作竟达四分之三。唱酬生涯练就了这些文学官僚的敏捷的应对能力，他们也以此为诗家法门。
在《成氏诗集序》中，徐铉阐述了他对于诗歌本质的认识：
诗之旨远矣，诗之用大矣。先王所以通政教，察风俗，故有采诗之官，陈诗之职，陈情上达，王泽下流。及斯道之不行也，犹足以吟咏性情，黻藻其身，非苟而已矣。（《徐骑省集》卷十八）
阐述了诗歌"旨远用大"、"通政教，察风俗"的政治功能和"吟咏性情，黻藻其身"的心理功能。后者往往是乱世、末世的产物，而前者更多的为治世之所用。当然，有时其消长也不与政治状况完全吻合，又有着内在的文化运动规律。如唐代更重于政治功能，宋代在盛宋之后，更流行后者。徐铉之说，不仅为宋代诗学重教化讽谏的诗学观揭开序幕，同时，也为以后自适诗学的观念埋下伏笔。
作为白居易"为时而作"观念的承继者，徐铉也继承了白居易作诗的方式。徐铉称作诗"速则意思壮敏，缓则体势疏慢。"（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引）下笔如风，应声而答，不假思索的文风正是此时白体诗的特质。编纂《太平广记》的李文正公，"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北宋吴处厚《青箱杂记》）也是此意。
如徐铉的《贬官泰州出城作》：
浮名浮利信悠悠，四海干戈痛主忧。
三谏不从为逐客，一身无累似虚舟。
满朝权贵皆曾忤，绕郭林泉已遍游。
唯有恋恩终不改，半程犹自望城楼。
（《全唐诗广选新注集评》第10卷，第408页）
虽为仕南唐时作，已可见其诗歌风范。其中有多处见得苏诗的影子。
初宋白体诗人的另一代表是李〖（日方）。
李〗（公元925 —996年），字明远，后人习惯称之为李文正。历仕后汉、 后周两朝，入宋拜相。主编《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宋诗纪事》辑存其诗六首。试看《禁林春值》：
疏帘摇曳日辉辉，直阁深严半掩扉。
一院有花春昼永，八方无事诏书稀。
树头百啭莺莺语，梁上新来燕燕飞。
岂合此身居此地？妨贤尸禄自知非。
写出了初宋的太平盛世，是典型的太平宰相诗。
也有论者认为宋初白体诗，经过郑文宝对于徐铉的有意学习而承传。也就是说，郑文宝是徐铉与王元之之间的链条，这就是更为细致的诗史流变的走向图画了。
郑文宝，字仲贤，先仕南唐为校书郎，入宋举进士，历官陕西转运使，兵部员外郎。诗如《郢城新亭》：
每到新亭即厌归，野香经雨长松围。
四檐山色消繁暑，一局棋声下翠微。
冰片角巾簪涧月，锦文卷石砌台矶。
近来学得笼中鹤，回避流莺笑不飞。
果然，已经有些王元之的风味了。
第三节 宋诗平淡风格的先声：王禹偁
初宋白体诗，其中最有成就的当属王禹偁了。
王禹偁（公元954—1001年），字元之，钜野（今山东巨野）人。世为农家， 宋太宗太平兴国末中进士。他初任地方州县官吏，后掌制诰，入翰林。因为他刚直敢谏，故一再受贬黜。其家世与仕宦经历，使他对时政弊端有较清楚的认识，对民间疾苦有同情心。因此，他的诗能继承杜甫特别是白居易的优良传统，对当时社会现实有所反映。诗风简练朴素，不尚华靡，开宋诗平淡诗风的先声。有《小畜集》。
王的生平遭际与徐家兄弟不同，他虽然进士出身，翰林学士，三知制诰，但由于他生性刚直，又上承白乐天早期的极言直谏，宣言要"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谪居感事》），因此，他也就必然地经历了坎坷不平的人生遭际。他三次贬谪：先贬商州，再贬滁州，三贬黄州。"丹笔方肆直，皇情已见疑"（《吾志》），终致"三黜以死"。他的遭际似乎就是以后苏东坡的预演，而且，王黄州三贬的终结之地恰恰是苏东坡三贬的始发点：黄州、惠州、儋州。所以，如果人类真有托生转世的话，我相信王黄州是苏东坡的前身。苏东坡也无数次地提及他的这个前身，特别是当他身贬黄州之后，王元之就成为了他的精神慰籍。他在《王元之画像赞序》中说："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然公犹不容于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于三黜以死。"王黄州死于1001年，死后36年而苏轼生，如果真有轮回的话，看来可以考证死后36年是一次轮回。而苏轼逝于1101年，恰恰是王的100周年。
苏东坡于王黄州的巧合，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内在精神上的惊人的一致，可以说，苏东坡的那种平淡自然的美学追求就是王黄州的继续和发展，他们经历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整合。
所以，也可以说，王元之是开宋诗风气之先的第一人。
王元之的诗学观念，代表了以后宋诗学发展的基本走向。对于晚唐五代的艳冶文风，他在《哀高锡》一诗中给予了批判：
文自咸通后，流散不复雅。
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
在《送孙何序》中，也说：
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有所闻。
在《答张扶书》中，他张扬了韩愈的"不得已而言之"的观念，却扬弃了韩愈的难险的文风，主张文贵易晓。由此出发，王元之的诗作也就很自然地突破了浅显的唱酬之意，而进一步地学习白的积极用世，由此再演进，他必然地走向学杜。在商州他写作了《春居杂兴》诗：
两株桃杏映篱斜，装点商山副使家。
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
其子以为乃父抄袭了老杜的诗句："恰似春风相欺得，和莺吹折数枝花。"因请易之。王元之怡然甚喜，说："吾诗精诣，遂能暗合子美耶？"因此，不但不改，而且更为诗曰：
本为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
故事的本事诗固然在王元之诗作之中已属上乘，前两句显示了白体诗的那种随意而作，脱口而出的特点，后两句更有了杜诗风味。但比之故事引发的感慨："本为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则后者更具审美价值。因为不仅它极具概括力地写出了他自身的诗史地位，而且，对于杜甫的认识，比之前人只是从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的集大成的地位着眼，王元之指出了杜甫的开启后人的，开宋人风气的地位。在《日长简仲咸》诗中另有"子美集开诗世界"之语。
但这一名句也提示了话外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王元之碰巧用杜诗诗典而不自觉，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他与杜诗风神气貌的某种肖似，但另一方面，他不知杜诗名句，让儿子指摘，也透露他读书不够、学问欠缺的消息。这也正是此时之平易与彼时（欧、苏）之平易的不同之所在。
如果说，王元之时代的白体诗所追求的平易，仅仅是一个人年轻时代贫困的平易，历经昆体统治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欧、苏，才是经历了舞榭楼台富贵豪奢之后的返朴归真。
而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易。
这是王元之的诗史地位之所以值得重视的原因，同时，也是其诗史地位不能过高评价的原因。值得重视，在于他的审美倾向代表了以后的发展方向，他越过了昆体而指引了欧、苏后人；不能过高评价则在于，此时，毕竟不是他们的时代，而恰恰是与之相反的晚唐体和西昆体的时代。
所以，总观王元之的诗作，能够传播人口的，不过是十数首而已。如《村行》：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
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太宗淳化二年(公元1991年)，诗人因事获罪，贬为商州团练副使。 政治上的失意往往激活了诗人们平日为政治活动所压抑的艺术感受，从而创作出卓越的作品。王元之没有此次的失意，也就没有这首表现西北景物和贬谪心境的《村行》佳作。
诗人们由唐渐宋，面对大自然这一审美客体，载入诗歌的韵律中，并非以描摹大自然为指归，而是借大自然的题目，以表现个人的内心世界。贯穿此诗的情绪，是诗人面对异乡独特景物的莫名惆怅以及排遣这种惆怅的东坡式的旷达。其中尤以颔联最为后来之学者称道。如钱钟书评"无语"二字："按逻辑说来，‘反'包含先有‘正'，否定命题总预先假设着肯定命题。诗人常常运用这个道理。山峰本来是不能语而‘无语'的，王禹�B071�说它们‘无语'或如龚自珍《己亥杂诗》说，‘送我摇鞭竟东去，此山不语看中原'，并不违反事实；但是同时也仿佛表示它们原先能语、有语、欲语，而此刻忽然‘无语'。"（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第9页。）日人吉川幸次郎则着重指出诗人所探索的诗风、不同的表现对象，以及同样表现对象的不同表现方式，并标示出这些变化在诗史上的坐标："这里的叙景虽然看似平凡，却含有前人所未言或未能言的成份。如‘数峰无语立斜阳'的‘立'字，把自然拟人化，早已显出了以后宋诗的又一个特色。又如对荞麦花的兴趣，在以前的诗里固然也出现过，但在感觉上显得新颖而有所不同。最后一联的‘惆怅'意象，也与过去诗人的用法有别。要是从前，诗人是感于异乡的风景与故乡不同而‘惆怅'，但在这首诗里，尽管也为了怀念故乡而‘惆怅'，却藉着异乡风景‘似吾乡'，而流露了不妨把异乡当故乡的阔达心境。"（〖日〗吉川幸次郎著，郑清茂译：《宋诗概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版， 第74页。）
又如学杜的《杏花》诗：
红芳紫萼怯春寒，蓓蕾粘枝密作团。
记得观灯凤楼上，白条银烛泪阑干。
清人吴之振在《宋诗钞.小蓄集钞》的序文中评价王说：
元之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接响。文忠之诗，雄深过于元之，然元之固其滥觞矣。穆修、尹洙为古文于人所不为之时，元之则为杜诗于人所不为之时者也。
所评确当，试与刘、叶之论相比，显然此论更为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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