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 《道德经与资本论关系简说——论中国经济学的思维和语言》 .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第5-13页
二、总论：《资本论》架构——基于《道德经》的阐释
《道德经》强调：“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②无独有偶，在检阅《资本论》目录时我们发现：无论《资本的生产过程》还是《资本的流通过程》，都有关于“资本的再生产”的阐述。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会不会是一种重复呢？熟悉《资本论》的人知道，这不是重复，两者是工作递进和相互包涵的关系。
从内容上看，前者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体状况”的描述。即动态描绘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历史实体关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以及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历史实体关系（“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或“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相对而言，后者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运动条件进行汇总意义的阐述。即进一步工作刻画资本简单再生产的运动条件和资本扩大再生产的运动条件。前者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决不限于“工厂制”，它的深一步的本质内容是“社会再生产”；在此基础上，后者则进一步要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本质是追逐“扩大再生产”，而绝不局限于再生产本身。概言之，这就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道”和“德”。
扼要而言，“资产阶级社会有一部特殊历史：资本主义‘道’和‘德’的发展。它扎根在生产史中，显露在流通史中，最后和生活史合而为一。”由此可见，“‘道’和‘德’的形成中已经包含了它的发展规定。”[2](P429)《道德经》第四十章的内容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此两句看似无关，在工作逻辑上却有着内在的关联。实例就是《资本论》。用《资本论》的体例看：劳动生价值，价值生价格，谓“有无学说”。道的运动方式是“反”，类共同体的集体话语是“弱”，谓“体用之分”。而关于“反”，《道德经》作出的诠释就是：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这是“养德”。且看《道德经》的系统说明：“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③如此看来，上述的第一句是讲述“德”（《资本论》第二卷的工作内容和逻辑），第二句是追溯“道”（《资本论》第一卷的工作内容和逻辑）。说确切些，这意味着第一卷总体上尚且隶属“劳动价值论”，而第二卷则要超出这个范围，直接是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出发点的，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有”开始。这里的“无”当然不会指存在上的“虚无”，而指的是“有的正在生成”（状况或发展过程）。这一章内容鸟瞰了“德”和“道”的关系，表明德是道的必然延续和护卫，就把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定”活脱脱的给表现出来了。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说：“在本书第一卷，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既作为孤立过程，又作为再生产过程来分析，我们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本身的生产。”然而，“现在，我们就要考察作为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部分的各个单个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个过程的总体就是再生产过程的形式），也就是考察这个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4](P391-393)因此整体看，“‘企业资本－社会资本’表述方式就是‘资本－资本积累’的再说一遍”。[5]
如此看来，生产行动→再生产行动（流通行动）→交往行动→自觉的认识批判行动这样的行动链条，构成了资本主义的行动图型——特殊的“逻辑学”。其工作意蕴在于：建立真实的探求，所谓以“逻辑”求“真实历史”！马克思这么总结自己的工作：“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用雅科布·格林的方法不可能达到这一点，他的方法一般地比较适合于那些不是辩证地分解了的整体的著作。”马克思提出了“辩证叙述”：“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并且，“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但是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6](P196)
于是，笔者这样阐述：“《道德经》和《资本论》具有结构的‘巧合’：道和德规定的相互推动和彼此间的有机交融。《资本论》在成书结构上分成四个层次：历史发生学（道，历史生产→再生产过程）；系统发生学（德，再生产→流通过程）；现象发生学（道和德的生活形式，流通→生活过程）；认识发生学（道和德的认识形式，生活→认识过程）。这其实是逻辑发展的必然，摹写的是‘以历史生产为基础的时间过程’、‘以社会再生产为基础的空间过程’、‘以流通为基础的现象过程’和‘以经济生活批判为基础的认识过程（抽象上升到具体）’。这种辩证法的‘四肢结构’完成了对社会历史有机体的整体刻画，书写了一部商品经济形态的‘整史’。”[7]这是把历史作为“行动”来摹写的行动者之客观逻辑，而产生对行动的辩证认识，实现了客观逻辑与主观逻辑之有机统一。
作为“附论”，我们创造性运用“阴阳（《资本论》第一卷逻辑）——五行（《资本论》第二卷逻辑）——八卦（《资本论》第三卷逻辑）”的复合工作逻辑体式（图1，“复合”指相互包含关系），完成对上述“行动主义”的一个简要形态的刻画。
图1 《资本论》体系的架构
所谓“阴阳”，即确立劳动二重性逻辑。《保卫<资本论>》论述：“这是中国‘家本位’的特殊语言外观。以孔子之后理学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学说为例，我们引用来说明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和‘思维’。即，要在说明‘阴’（价值）‘阳’（价格），阴者为母，阳者为子，阴者静，阳者动，阴者隐蔽，阳者显露。一阴一阳之谓道。又之，阴阳归为太极，太极为理之本、阴阳之源，此处的‘太极’即指化生价值之劳动。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故此，‘太极之有动静，是静先动后。’对劳动，则必须遵循‘理一分殊’学说，‘理一’（道理同一）指的是抽象，‘理一分殊’（事物各有其理）指的是具体。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本人用‘月印万川’证成这种学说，而本书作者则更为支持其‘万紫千红总是春’的证成方式。”[8](P7)
G、W、P、W′、G′是《资本论》设立的“五行元素”。《保卫<资本论>》如此论证：“道亦守常，是为不变之德。夫唯不争，故无尤；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若董仲舒言‘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
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这和马克思用G、W、P、W′、G′来说明资本总公式流通形式所涵容的运动，道理是相通的，一为典型中国封建主义秩序，一为典型西欧资本主义秩序。”社会形态统治秩序之相通在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相互贯通，于是，“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不过是对G、W、P、W′、G′来说的运动，即运动方式和形式的连贯化。核心的观点是说明运动生构造，构造反过来维护了运动体制。德化为道，道化为德；这表明‘变’和‘不变’相生相克、因循守一。道中有始终不变的因素，那就是‘德’；反过来，德也充满变数，本质上是一运动物。在W－G－W体制中，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矛盾是潜在的，社会的分配和消费关系没有受到它的严重影响；在G－W－G′体制中，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构造作为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的中心调节器，上述矛盾上升为社会的显在规定。资本主义生产以后的运动皆以此为本（某种意义上，《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是第一卷二至六篇的‘再说一遍’，说明剩余价值生产的社会实现手段、途径和形式，言其运动条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第七篇的‘再说一遍’，说明资本积累的社会运动条件），不断派生、衍化，生出现象的诸多复杂性。从而，这可能也是马克思关注的‘父子关系’：由资本之道发育出资本之德。其别于母子发展关系的地方即是经济形态的衍生性，所谓：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据此马克思坚持认为，现象运动在特征上对于实体生产来说，依旧具有严格的依归性。”[2](P395-396)
由此看来，“《资本论》和中国古老的《易经》学说体系亦是道理相通的。”《保卫<资本论>》继而这样论述：“兹以剩余价值理论和八卦图的相通为例。剩余价值以两种基本方式存在：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前者指明剩余价值生产的本身（工厂是有形的），后者指明剩余价值生产向社会剩余价值生产（全社会都是工厂，工厂是无形的）进发的过程。由两种基本方式演化出六种存在的运动形式：一般利润、特殊利润、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利息、虚拟收入。‘2 + 6’模式相生排列，象在其中。依次是：乾一（绝对剩余价值）、兑二（一般利润）、离三（级差地租）、震四（相对剩余价值）、巽五（特殊利润）、坎六（绝对地租）、艮七（利息）、坤八（虚拟收入）。”生产性质和分配性质的贯通导致“第一流程：肇始于绝对的剩余价值生产，由一般利润（竞争性收益）起步，中经级差地租（这是绝对和相对剩余生产之间的事实中介，正是由于社会上到处存有该种规定，‘租金耗散’的结果产生了资本主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以相对剩余价值为结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不断地抬升了一般利润的社会获取水准，这时的资本犹如雨露之泽被万物，又以轰隆隆的雷声到处掀起革命。”继而导致“第二流程：由特殊利润（经营性垄断收益）起步，以绝对地租为铺垫和作为坚实的生长底座（这是虚拟之源，级差地租→绝对地租的发展标识了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得到巩固和社会深化），达成观念化的利息一般，遂有产生‘社会虚拟’之可能，收于虚拟收入；至此，资本获得收益仿佛山石之稳固。由这个基础生出全社会的剩余价值生产境界。”于是，“形成两条运动流程。”以第一流程作为坚实基础，第二流程的持续起航，导致“一般利润（剩余价值总额）→平均利润（本身是中介，对应平均生产和平均实现的‘社会利润’）→各种收入（虚拟的高额利润或利息作为‘收入’，乃是虚拟的超额个别利润），这个过程遂有了虚实互为起点、相生相克这一现实性发展条件。”最终的结局：“复归于起点的运动不断反复、充实和提高，从而，起点是不断得到巩固的起点规定。”[2](P440-441)
许光伟. 《道德经与资本论关系简说——论中国经济学的思维和语言》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第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