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革命思想家－－瞿秋白
1935年6月,福建长洒罗汉岭下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常军队，他的枪口都对准着一个文弱书生模样的人，但寻位书生手挟香烟，顾盼自若，他选了一块草坪盘膝而坐，对那帮刽子手徽笔点头说：“此地很好，就在这里，你开枪吧！”刽手们杀害的就是中国现代革命思想家—瞿秋白。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常州，他自幼体弱多病，但读书非常用功，成绩优异，小学尚未毕业，便考入常州府中学堂。他博览群书，历史上的英雄好汉，给他留下了“最强烈的印象和记忆”，激起他对清朝统治者的憎恨和反抗精神。
在1916年年底，他毅然离开故乡常州，进了武昌外国语学校。1917年春，他又北上到了北京，考进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这是瞿秋白一生政治生涯的开始。他判若两人，一反历来埋头书方斋的文弱气质和内向格，在超强度的体力支付和神经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忍住病肺吐血的痛苦，在酷热中奔波于街头，联络 、组织、演讲……
“五四”运动既使瞿秋白受到震惊、鼓舞，又使他进一步看到中国社会问题的深重，促使他去思考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去探索中国的出路。在俄文专修馆继续学习的同时，瞿秋白参与组织筹办《新社会》旬刊。
瞿秋白在《新社会》旬刊上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内容涉及到许多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涉及到哲学问题、思想问题和人生问题。这些文章的政治倾向性也开始明白地显露出来。他强烈反对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黑暗反动动统治，表达了初步的社会主义的信念。
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告别送行的亲朋好友，登上了火车，经过3 个月的艰辛，到达莫期科。在那里他写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在当时的中
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让中国读者见到了人类的曙光，从而激励无数有志之士向往俄国，信仰马克思主义，以苏维埃俄的今天为中国的明天，并为实现这一美好的未来而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去。
1921年5月，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常的早期组织，1921年9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瞿秋白回国后，为党的理论建设和宣传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国民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1923年1月回国到1927年7月这段时间里，瞿秋白负责主编党的理论刊物，及时地给工农群众指引半争方向。 他是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第一个堂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研究中国革命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人。
正当国民革命蓬勃开展、北伐战争形势大好的时候， 国共关系却开始破裂。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先后发动政变，在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了，全国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决的半争。
“八七”会议以后，在瞿秋白为首时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策划组织下，全国各地爆发了100多次武装起义。1930年7月， 他纠正在他出国期间主持工作的李立三的工作失误。但在1931年1月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遭到王明等人的错误批判,被排挤出中央领导机构。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央领导机构后，并没有停止革命斗争，他随即参加并领导了当时上海文艺战线的斗争。瞿秋白的译作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借俄罗期革命民主主义文学、苏联新文学的翻译介绍，唤醒中国人民，推动中国新文学、革命文学的发展。
1935年2月11 瞿秋白不幸被捕。敌人逼他投降就范，但他坚决拒绝，并在狱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就是国家前途的光明。”6月18日， 国民党宣布枪决令，他视死如归：说：“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体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他高唱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向刑场，慷慨就义，死时仅36岁。
瞿秋白提的一生，疾病缠身，日常事务繁重，但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拼命工作，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许多重要作品收入了《瞿秋白选集》、《瞿秋白文集》。他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无论是他英勇献身革命事业的光辉事迹，还是涉及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翻译等众多领域的重要思想。
瞿秋白是个才子，出生于1899年，于1935年就义，时年36岁。他从1920年开始(当时他21岁)，到1935年，整整16年当中，有12年和共产国际密切相连。他是一个江南的书生，但学历不是很高，因为家道中落家里很穷交不起学费，中学没有毕业。他的母亲自杀以后，兄弟姐妹六个就各奔东西，父亲自己带了一个孩子到山东，以教美术绘画为生。大妹妹带了一个孩子到杭州。瞿秋白先到武汉，然后到北京投奔他的堂兄瞿纯白。16岁之前瞿秋白的生活很苦、贫困，到北京因为上不起好的学校，比如说本来是要进北大，北大的学费很高，但是堂兄没有这笔钱供他，只好到外交部下属的一个俄文专修馆，就在今天东总布胡同(这个房子已经不在了)，免费到那里学俄文。“五四”运动的时候，瞿秋白是作为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成为这个学校的领袖，这个时候是1919年，瞿秋白20岁。
瞿秋白到了苏区担任教育部长是个闲职，这时候毛泽东任苏区中央主席也没有实权，权力在张闻天手上，他们俩都是靠边。这时候毛泽东和瞿秋白的关系非常好、惺惺相惜，两人在瑞金的草坪，背靠背，席地而坐，两个诗人，吟诗弄词、一唱一和很有味道。瞿秋白总是沉默、思索、不高兴，有时候毛泽东开玩笑逗瞿秋白“是不是想杨之华了?”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到临死、临难之际最深刻、最深邃的思考，他说，他不再思索了。实际上《多余的话》就是高度思索的结晶，其中把历史、诗情、理论思想融合在一起，是他散文创作的一个高峰，他是启发后来的共产党人，要弄懂什么是共产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采取什么样的途径?不是采取那种内斗、外斗，那种用手段来绞杀理想的那种东西，你们要去思考。我想这是一种启示，在中国这种沉重的、深刻的思考，其实就意味着一种期望、一种未来。
在友人印象中，秋白文质彬彬，才华横溢，多愁善感。一个浪漫的情人，一个浪漫的文人。年少的他，在绘画、治印、音乐上颇有造诣，这并非出于他对艺术的好奇，而是他的心性，更适宜在这样的领域挥洒。于是，偶尔他在月夜里吹起洞箫，友人都会产生奇妙的错觉，觉得他跟箫声融合在一起，再难区分。
文人大抵都有“家国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或许就是出于此，
秋白选择了投身革命，并一度处在权力的中心。可是，革命诚然需要浪漫和激情，但更需要除此之外的其他素质。秋白无法同时拥有其他，便常常在现实的挫折和磨砺前感到力不从心，甚至怀疑自己无能。此时，他已感到无暇自顾。至于月夜下的箫声，那更成了一个无从谈起的梦。
秋白留给后人的印象，始终是个备受争议的角色。这缘于他在国民党狱中写的名为《多余的话》的自白。
他在其中，完整地表现了参与革命以来有过的热情、执着、迷茫、孤独与无奈。正是这份自白，让他的被捕成了“叛变”，就义成了“讨饶不成”。
可是他死时，同所有英雄一样，都很英勇。他高唱着《国际歌》，指定一处草坪盘腿坐下，直待那声枪声的响起。
按照我们平日接受的“英雄”的概念，狱中的瞿秋白，与刑场上的瞿秋白很难重叠起来，或许只能将其理解为，一个独特的人，一条独特的人生路。
我们达不到他的境界，经历不了他的时代、他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更加细致地深入地思考、看待他走过的路，而不是以固有的标准，归纳他的历史归宿。
或许可以说，这是因为瞿秋白将“身后名”置之度外。他可以坦然地接受死亡，却又不愿借死亡来成就本来唾手可得的英名。这是超脱了所有大度与气节的风采，这是对生命的诚恳与真实。
于是，瞿秋白在历史上，留给我们的感觉与启示愈显迷离。他是如此热情地参与了革命，又是如此平淡地疏离了革命。可是，他的心，仍然忠诚地向着革命。这样的人生，常人无法解答。它提醒我们：人与路，路与人，这超过“表现”所揭示的含义。其间的深远，要用生命去体会。
悠悠岁月中匆匆走过多少人？他们总是被人遗忘或想起。被人遗忘，未尝不是一种幸福；被人想起，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幸福和悲哀，其间的分别又在哪里？我不清楚，或许只有路上留下的点滴，提醒人们，怎样的人曾在怎样的路上走过。 同秋白一样，历史的大路上，走过了太多的丰富的生命。而秋白的人生之路，从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该用怎样的眼光去评定身边的一切。不是什么人即什么路，什么路即什么人。明于此，我们方能最真实地还原历史，而不是迷茫于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