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策林是一本怎样的书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你好！

白居易的《策林》是一本时事论文集。
是永贞事变后白居易和元稹在长安华阳观为参加殿试进行复习准备的“作业”。
白居易共准备了“时事”论文75篇，后来编成一本《策林》。

中唐时期考中进士之后还不能直接做官，得参加皇帝直接选试（殿选）或皇帝命人选试的“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大试，考中者破格任用。
考试结果是：元稹甲等，左拾遗；白居易乙等，周至县尉。

希望以上回答，解释清楚了所问要旨所在。

请参看任见的《白居易传》（缩写本）中“华阳韬晦”一节，为你方便，我把它转贴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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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见著《白居易传》选章：

华阳韬晦：

白居易总愿意跟元稹在一处，交换人生况味。平生心迹，最为相亲相近的，就是元稹了，若在明月之夜，再邀请三五同好，小酌一杯，那又该何等美快啊。
每次出差，或私务或公干，常常思想起的，便是元稹挚友，若论居住，更要隔墙或者对门了。我们今生方便来往，子孙后代也好做美邻。
白居易决定搬家了，向挚友元稹靠拢。元稹此时正住在与永崇里华阳观隔街相对的朱雀门街东二街靖安里。
当然，永贞激变是白居易此番搬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去惊涛骇浪的边缘走了一遭，惊魂渐定，返归理智，也是远离漩涡的谨慎意识，韬晦心理促成了白居易的搬家之举。
很快，白居易搬出长乐里关播宅，徙居于距大内稍远的永崇里华阳观。
到华阳观不久，元稹又介绍白居易结识了一位新诗友——李绅。谈文论事，诗酒唱和，投契的朋友又多起来。
华阳观，轩车不到，林木蓊郁，环境幽静，虽则盛夏时节，烦暑早也远遁，若是萧飒风雨天，槐花撒落满地，犹似凉爽秋日，正是读书用功的好时节，好地方。
白居易和元稹都正在预备应制举试，比邻而居，也利于交流，便于切磋。
制举属于殿选之试，是皇上下诏或者亲自主持的选拔人才的特殊考试，所试内容主要是结合国况世情的“策论”，考核应试者的政见与才能。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
制举胜出，美官特授，行文制策高峻突出者，更无秩序拘束。因而士人们无不精心揣摩时事，朝也孜孜，夜也矻矻，搜求激切辞，意在求高等。
元白二人自然对制试极为看重，闭户累月，潜心结撰策论，字斟句酌，每人百有余篇。
白居易将自己的策文七十五目编为四卷，名曰《策林》。在《策林》中，白居易陈述了自己“酌人言、察人情，而后行为致”的政治主张，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刑法、吏治、风俗等各个方面，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元和元年春四月，宪宗诏命右补阙韦贯之、中书舍人张弘靖为主考，举行“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大试。
这年的大试，试题问道：“自兵宿中原，生人困竭，农战非古，衣食罕储，念兹疲甿，远乖富庶，督耕植之业，而人无恋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敛之困。举何方而可以复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济其艰？既往之失，何者宜惩？将来之虞，何者当戒？”
由于准备充分，对于这个试题，白居易胸有成竹，侃侃而论：民生饥贫是由于赋税过重，赋税过重是由于连年征战，而连年征战是由于边祸不断，边祸不断的原因是朝政的荒颓。要改善现状，必须惩治贪官污吏，清肃政局，同时减免苛税，使庶民安居乐业，这样社稷才能平定，朝廷才能由衰转盛……
不久后的一个吉日，红榜放出。元稹考得甲等，授官左拾遗，白居易入选乙等，补周至县尉。
白居易及进士第时二十九岁，及“书判拔萃科”第时三十一岁，及“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这年，他三十五岁。

Answer 2

白居易的政治理想是贞观之治，但在他的一生中，只在元和初年才有可能为他的这个政治理想作出一些努力。而在这之后的漫，隋末天下大乱，何以不久之后就会造成贞观之治呢?自居易以为这是由于"教化"。《策林》八引用魏徵的见解，认定"教化优深，则廉让兴而仁义作；刑政偷薄，则讹伪起而奸宄臻"。而且说："尧舜率天下以义，比屋可封；桀纣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斯则由上在教之明验也。"《策林》七又提出必须"顺人心立教"，也就是要像唐太宗那样"以百姓心为心"。唐太宗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就不能得罪人民，白居易认为这就是他能够取得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

唐太宗不忘古训把人民比做水，人君比做舟；深知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白居易《策林》十四辨兴亡之由，把这一点加以发挥说："君苟有善，人必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归之。归之又归之，则载舟之水，由是积焉。君苟有恶，人亦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去之。去之又去之，则覆舟之水，由是作焉。"从而他又发出令人震惊的警告："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唐太宗不敢纵欲，他知道纵欲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白居易《策林》二十一也说："人庶之贫困者，由官吏之纵欲也；官吏之纵欲者，由君上之不能节俭也。"又说："君之静躁，为人劳逸之本；君之奢俭，为人富贫之源。故一节其情，而下有以获其福；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封建统治阶级中有的人如果能够深切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巨大威力，真正懂得人心的向背决定政权的兴衰存亡，从而主张以缓和阶级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与人民之问的关系，就算是很为难得的了。作为人君，他就有可能成为英明的君主；作为人臣，他就要算是有识之士。

唐太宗最善于纳谏与用人，这也是他在政治上留给后世统治者的宝贵遗产。能否纳谏，并且择善而从；能否知人，用人是否得当；这是区别明君与昏君的两个重要标准。自居易也很重视这两条经验，特别是纳谏。唐太宗曾经问魏徵，人君怎样才是明，怎样就是暗，魏徵据王符《潜夫论》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白居易《策林》七十论纳谏也说得很好："天子之耳，不能自聪，合天下之耳听之，而后聪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视之，而后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圣，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后圣也。若天子唯以两耳听之，两目视之，一心思之，则十步之内(疑为外)，不能闻也；百步之外，不能见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而况四海之大，万枢之繁者乎?"缔造贞观之治的唐太宗、魏徵等人的政治思想，对白居易产生的影响确是极其深刻的，因而他的宣传也不遗馀力。

贞观之治的指导思想显然是儒学，白居易在基本上也是以儒家的仁义学说来阐述贞观之治的。《策林》六十主张以礼、乐、诗、书"救学者之失"，六十一主张"黜子书"，更是明白地提倡与尊崇儒学的表现。白居易的政治思想基本上属儒家，这是无可怀疑的。不过白居易却不是纯粹的儒者，他的人生观又深刻地打上了老子、庄子与佛教哲学思想的烙印，甚至他的政治思想也受到过一点老子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