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年来，弘扬传统文化成了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倡导国学、宣传传统文化的热潮，风靡了整个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出版界。但是，在笔者看来，传统文化到底有多强的生命力，它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到底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传统文化在今天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究竟应该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实在是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
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抛开自身的文化传统；社会的每一进步和发展，都不能离开民族文化的根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必须扎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它也正是我们主张对祖国文化遗产进行批判继承的根据。但是，对传统文化的性质做出准确的判断，对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和价值做出尽可能科学的估价，从而将其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却是一个直接影响到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问题。
我们现在所谈的传统文化，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批文化元典著作所奠定的。这批文化元典创生于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代。自夏以来的中国奴隶制社会，以周代的分封制达到成熟的阶段，这一社会形态的国家政体是典型的贵族制。以中央王朝的国君即天子为一权力主体，以公卿大夫即贵族为另一权力主体，世袭国君和世袭贵族通过宗亲和姻亲血缘纽带而组成一个统治网络，代代相传、永恒不变地占据着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中心。这样一个贵族制社会从有夏开始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终于迎来了它的衰落和蜕变。周平王东迁，作为一个象征性事件，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那就是春秋这个大变革时代的到来。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大国争霸，礼崩乐坏，历史表面的混乱局面掩盖着深层的历史潜流，人们往往用“春秋无义战”来描述这个时代；但历史一进入战国时期，其演变的本质便显示出来了。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主流揭示，从春秋开始的这场历史的大动荡，是预示着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是一场社会形态的变革，是中国历史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历史过渡。
大凡历史剧烈动荡的岁月，给人们的启迪也都特别的丰富和深刻。历史的大动荡，亵渎了一切传统的神圣的东西，传统的政治体制逐渐坍塌，传统的意识形态、社会观念、思想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诸如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国君、人臣与百姓的关系，道德、伦理与权力、利益的关系，政治治理与思想教化的关系，世袭权力与功德才能的关系，历史何以会发生这样剧烈的变革和动荡，在动荡中崩溃的社会应该以怎样的模式重新塑造等等，这一系列带有世界观、历史观、社会观性质的大问题，逼迫着人们去思考，去回答。于是，伴随着大动荡的历史进程，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了一场长达300年的百家争鸣。正是在这场反省历史、总结以往、描绘未来的思想运动中，古圣先贤们为我们提供了一批支配后来民族文化发展的中华元典。这批中华元典，是夏商周以来古典传统文化的积淀和结晶，又是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启迪；它既积累了中华先民两千年文明史的卓越智慧，又是对一个新的历史进程的揭示和预见，充当了一个新时代的号角和先声。
我们现在所承袭的传统文化，就是由中国社会的第一个大变革时代所产生的《周易》、《老子》、《论语》等这批文化元典著作所奠定的。这批文化元典，既是为一个新社会的诞生制造理论根据，是新生的封建时代的号角和先声，当然也就决定了它的历史局限性。应该毫不含糊地说，中华元典的基本精神是确立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奠定的是封建文化的基础，它所培育的文化精神，是与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体制相联系的。因此，从基本点上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不可能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是和我们要建设高度民主的现代法治社会不相兼容的。但是，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不能从空中进行，不能脱离我们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不能忽视在传统文化土壤上所形成的深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一句话，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建筑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上，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我们不能被这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所蒙蔽，不能简单地认为，既然不能离开传统文化，就应该大力提倡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它的重要地位，将其看作现代化的起点和支柱，是走向现代化的直接推动力量。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抛弃，也能不过分推崇，要用清醒的理智的科学态度，来研究它，审查它，将其放到一个现代文化建设的恰当的位置上。
话便成了概括现代日本劳动道德的一个口号，一个公式。可以说，涩泽荣一所提倡的儒学，并不是儒学的原型，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儒家学说，而是由他改造过的完全符合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儒学”。最重要的是，他改造了儒家的义利观，把道德上的“义”和经济的“利”结合起来，以寻找儒家伦理道德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合点，将经过他解释的儒学，变成资本主义思想形态的一部分。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社会所爆发的自由民权运动（1874~1888），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专制主义封建文化，进行了强烈的冲击与改造。
首先，自由民权运动在思想理论上的建树，达到了相当的思想深度，在社会上造成了广泛的影响。思想家植木枝盛在《民权自由论》一书中说：“现在谈一谈国家除非由人民的自主自由和公共宪法这两个东西来加以保护就不能巩固和安全的道理。这里所说的宪法，也叫做国宪或根本法律，是国家最大的基本规则，先由人民与君主共同协商，规定君主有多少权利义务，人民有多少权利义务，记其大要，至于一切政治方针，则举其纲领，虽国王、政府亦当时常遵循，视为自己应尽之职分，不能任意更改。”[4]他所起草的自由党的《国约宪法》中说：“政府如擅自违背国法，残害人民的自由权利，妨碍建国宗旨，日本人民可以把它推翻，重建新政府。”立志社成立之初的“发起书”中说：“我们同是我日本帝国的人民，就是说，三千多万人民尽皆平等，无贵贱尊卑之别，应各享有其一定的权利，用以保存生命，维护自主，努力业务，增长福利，而为独立不羁的人民，这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权利不是威权所能夺取，不是富贵所能压制，这是上天平等地赋予人民的，也是人民所愿意保有的，所以人民应该为它勤勉奋斗。”[5]这些鲜明的主权在民、天赋人权的思想，无疑是对封建儒学的彻底否定。
其次，在自由民权运动中，成立了众多代表各阶层人民意愿的政党，显示了人民的独立的意志力量。如自由党成立之前的团体“国会开设期成同盟”，其盟约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政治纲领：
第一条：我党是所有希望扩充我日本人民自由、伸张人民权利、并加以保障的人士集结起来而组织的。
第二条：我党致力于促进国家进步，增进人民福利。
第三条：我党相信我日本国民应由同等权利。
第四条：我党相信我日本国家适合立宪政体。[6]
像这样有明确政治纲领的政党组织的产生，无疑对传统的社会政治观念是极大的瓦解或冲击，它宣布了专制主义体制的过时或末日。
最后，自由民权运动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最强大的冲击，是它所造成的下层人民的思想运动，将人民主权的思想、自由平等的思想广泛地宣传到基层人民中间，将对传统文化的改造深入到人民的心理层次。在自由民权运动中，农民开始了自己的结社运动。其中有政治结社、学习结社、产业结社等，而各种结社都带有政治色彩。如学习结社著名实例高知县的立志学舍、岩手县的行余学舍、福岛县的石阳馆、京都府的天桥义塾等，他们学习的课程多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自由民权思想读本，如穆勒的《自由之理》、斯宾塞的《社会平权论》等。天桥义塾在他们的学习活动中，还提出了对国民权利和保障人权给予充分重视的《五日市宪法草案》。可以说，在自由民权运动中已经造成了近代民主思想广泛传播的社会基础。西方著作的译本，受到全社会的广泛重视和欢迎，像1881年翻译的斯宾塞的《社会平权论》，竟出现了来不及装订的惊人的畅销情况。一时间，在整个社会上，“自由”、“平等”、“民主”、“民约”等字眼，成了最时髦的时代用语。日本《自由党史》中谈到那个时代：“浴池有自由澡堂、自由温泉，点心有自由糖，药店有自由丸，饭店有自由亭，其他自由评书、自由跳舞、自由帽子”等等，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成为一种强大的时尚和潮流。虽然，自由民权运动只持续了十多年,但它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冲击，却达到了无法估量的程度。可以说，在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儒学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
二战以后，日本实行民主化运动的昭和现代化改革，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等制度都仿效欧美，大力引进和发展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实现了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腾飞，最后形成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主流文化。这里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二战前后日本的两部宪法。
战前日本明治宪法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依靠我们祖先的荣耀，我们已经把万世一系之王位继承上升为永世不变
的法律，希望增进我们敬爱的臣民们的福利，提高他们道德和知识的水平与能力……为此，我们颁布
两条途径。
应该说，从维新派开始，近代中国的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是把中国文化、中国国民性的改造，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的，然而，他们或者无力走通这条道路；或者生不逢时，无法实现这一使命；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应该肩负的使命，所以使得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改造，直到今天都未能完成。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活跃于当时的思想家们，是认识到了国民性改造和传统文化的批判问题的，但是，他们却无力将这种文化批判和国民性改造深入到下层民众之中，所以就造成了鲁迅小说中所描述的那种状况：虽然经过了革命，而这革命和广大的人民却毫不相干，对民众的心理没有产生任何触动，丝毫没有动摇传统文化的根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投入了最集中的火力，但它是民族危机的产物，情绪感过于强烈以至于有极端化的倾向，所以它的批判，就很难为社会和民众所认同，当然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危机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是武装革命，民族问题和政权问题的迫切性，使我们对思想文化问题无暇旁顾，所以，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标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不能算是彻底的，完整的；我们仅仅是从政治上、随后也逐渐在经济上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在文化战线上对于封建主义的批判或革命，不仅没有完成，甚至还没有进行，还没有开始。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将政治、经济方面革命的成功，误认为是革命的彻底胜利，使封建主义从我们身边悄悄滑了过去，自然而然地、甚至几乎是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人们过于天真或简单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任务，以为我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口号、祭起了一面人民大众的旗帜，就算是完成了改造旧文化的任务，就将封建主义驱逐出了意识形态领域。
当然，堂而皇之地说，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和民众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及一切生活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实现了对传统文化、封建文化的根本性改造，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完成了思想革命的任务。这种说法在表面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人们很少想过，当我们还没有对封建主义文化进行过彻底的批判和改造的时候，我们能真正准确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思想体系吗？在封建文化的基础之上去接受、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否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某种误解或扭曲呢？事实证明，我们不少人是从改朝换代的角度去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意义，从平均主义的角度去理解社会主义的具体内涵。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人们把“一平二调”的平均主义当成社会主义，混淆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平均主义属于封建主义的范畴）的区别，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事实证明，我们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对这一科学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扭曲的。一切传统都具有强大的同化能力，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是如此。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众多的社会思潮，没有不被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同化的，它们或被拒绝，或被纳入中华文化的系统之中，几乎没有例外。
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们进行过多少次政治运动，却很少进行过反封建的运动，而总是把矛头指向那个似乎并不存在的虚幻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可以说，我们恰恰是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句毛泽东同志的谆谆教诲之下，找错了斗争的主要对象，放过了封建主义这个比资本主义更可怕、更凶恶的敌人，使它安然无恙，继续肆虐，终于酿成文化大革命的民族灾难。可以说，在完成对封建文化的革命或改造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上，中国的思想家们，是没有达成自己的使命的。
对传统文化改造的这一途径，在我们中国没有走通。至于文化改造的第二条道路，社会经济变革对文化面貌的自然改造，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没有能够使我们的历史经历一场全社会性的资本主义改造；新中国建立后，人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个体经济到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但农业经济的这个基本点没有改变，特别是商品经济没有发展且受到抑制，适应传统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自然很融洽地附着在这种经济模式上而没有受到丝毫触动。文化变革的两条基本途径，我们都不具备，所以，直到如今，我们所承袭的基本上仍是两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虽然它的具体内涵已经有了不容忽视的发展，譬如已经溶进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和近代西方文化观念，但其实质、它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由它所奠定的民族心理基础，却仍是传统的，是属于应该成为历史的那个时代的。
分析表明，如果中日两国同谈弘扬传统文化的问题，其性质和意义则并不相同。譬如日本现在对儒学的肯定与提倡，是在完成了对儒学的批判和否定之后，在一个全新的社会文化基础之上来吸收儒学的精华，是在确立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
含的诸多真理性因素，则有可能被分解为无数碎片，被当代社会所吸收和借鉴，作为构筑现代文化大厦的一砖一石。这就是说，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只能被我们从现代社会的基点上去进行选择性吸收，而不能作为一个文化形态的整体来支配现代的文化建设。而笼统地讲弘扬民族文化，就有可能使人们忽视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把传统文化本身直接当做现代化建设的推动因素，而忘记或忽视对它的封建内核进行批判和摒弃。
对于建设新型现代文化，培养新型民族精神，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因素都是有益的，有用的。问题仅仅在于，我们是以现代社会的需要为基点，将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吸收进来，将传统的东西变成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还是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用传统文化来整合现代的思想因素，仅仅只是让传统文化改头换面，而保持其基本特质。这是处理文化传统继承问题的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方法。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坚持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建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民族文化，基本途径就是我们前边所讲的两条。首先，我们的思想家们、文化学者，要肩负起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造的历史使命，对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文化传统进行分析、杷梳、整理，批判、摒弃其封建的内核，提取其合理的具有科学性的文化因子，并将其转化到以公民意识、竞争意识、科技意识、法治意识为主体的现代文化体系之中，成为新文化的有益补充。其次，对于传统文化的改造及现代新文化的建设，我们衷心期待着改革大业的成功，期待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走向成熟。任何文化形态，都只是特定的社会形态的精神产物，没有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确立，旧文化形态的改造和转型，新文化形态的形成和确立，都只是一句空话。而在一种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确立起来的时候，对传统文化的一味提倡，特别是不加分析的提倡和弘扬，不仅不会对新文化的建设有益，而且还会阻碍新的经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对待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遗产，需要有清醒的理智的科学态度，需要有历史的辩证的思想方法，不要贬抑它、鄙弃它，也不要过分推崇它、渲染它，给它一个应有的恰当的合理的位置。
附记：本文原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针对当时的文化氛围而写的一篇演讲稿。由于是出于演讲而不是发表的需要，所以，写得很不规范，只是重在表达一种思想，一种文化观点。适值高敏先生80大寿，手边一时没有合适的稿子可以表达对先生的敬意，而这篇讲稿多少还有一点思想，再加上如今的文化氛围与当年仍十分相似，国学热又出现了前所未有之景况，于是，文化批判的工作由于弘扬的原因而又显得特别需要，所以，就将此作敬献，以表达对先生的景仰与敬贺之情。
[1]
转自[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1页。
[2]
关于涩泽荣一的资料，取自虞祖尧《从涩泽荣一的〈论语和算盘〉中得到的启示》一文，见《历史与企业家对话》第463～464页，改革出版社1992年。
[3]
转引自程伟礼《从“儒家资本主义“看中体西用之争》一文，见《断裂与继承》第3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4]《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第79页。
[5]《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第65页。
[6]《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第65页。
（载《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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