戌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维新变法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在封建社会末期路上徘徊的中国社会开始转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近代史开始。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列强侵华史，一部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革命史，也是一部中国社会逐渐开放、进步，融合进入世界的发展史。换句话说，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由守旧到维新的历史。而上个世纪之交所发生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
“闭门锁国”状态的打破，外国经济势力入侵、传统小农经济解体，洋务企业的诱导等诸多因素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并发展起来了。尽管这过程是多么艰辛、多么困难，毕竟民族资本主义还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变化。正当“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时候，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有识之士就在对洋务派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早期维新思想，他们在经济上主张振兴工商业，在文化上主张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他们有的还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早期维新派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改革主张，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也没有付诸行动，但这些思想为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素材。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初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在政治上施展作为，力图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自我调整转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类型，将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国改造成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使国家步入世界发展的轨道，走上现代的道路。引发这场政治维新运动的导火线是甲午中日战争。当北洋舰队那些购自英、德的坚船利炮照样在蕞尔小日本的进攻中全军覆没。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使“四万人齐下泪”时，满清朝野最感“世变之亟、创巨痛深”的，正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等为代表的一代戊戍学者，必须象日本明治维新效法西方那样地“讨论学业、讲求官制”成为他们痛苦探索后的结论。虽然后来维新变法失败了，但它却规定了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我们，中国迈向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必然过程。戊戍变法的失败只是自上而的改良方式走向现代化的失败，而不是其目标的失败。
维新变法实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场社会革命。鸦片战争失败，明智的中国人如龚自珍、魏源、郑观应乃至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意识到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正面临着亘古未对之强敌，中国必须变革，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够生存下去。然而如何变？变什么？是对旧体制实行根本性的改造还是作枝叶的调整，这是康有为代表的维新派与其以前各种政治人物区别开来的标志。康有为明确指出：“争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上清帝第六书》）由此他认为洋务派所谓的“新政”只是枝叶皮毛之变，最多算是“变事”，称不上“变法”。这种不从根本上寻求社会问题解决的做法，“徒糜巨款，无救危亡”。（《上清帝第四书》）只有革尽旧俗，一意维新，从根本上转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才能救中国。而所谓从根本处转变中国的社会，就是以日本为榜样，全面改进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军事制度，即对“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戊戍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系统方案。
维新变法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作出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有四条。一是运动的主体力量是知识分子。维新变法的主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多为举人出身，同洋务运动主要由官僚军阀操作相比，维新变法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推动者的特点是一目了然的。可以说，维新变法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作为一一种社会政治力量来推行的运动，这使得该运动具有思想启蒙意味。二是运动的阶级基础是新兴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制度促进自身发展而进行的思想运动。维新变法的主要人物康、梁、严、谭等的阶级角色实际上正是开始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力量的代表。他们提出的一系列变法维新主张，最终是为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突破封建桎梏，打开发展道路的利益需求服务的。所以说这是一场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三是运动的宗旨和性质虽不乏直接的经济学目的，但其政治的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色彩却更知强烈和突出。换言之，同以“自强”、“求富”为内容的洋务运动相比，维新变法的着重点更偏于针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改良和意识形态批判。如康、梁组织的“强学会”的政党性质，以及《时务报》等新报刊对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的大胆抨击等等，都是这一性质的改良和批判。显然，从世界历史的普遍趁势看，这样的运动所标志的正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启蒙运动。四是运动的理论资源主要是西方的启蒙思想。如变法借以推行“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进化论”；借以反对专制制度的“民权”、“民主”思想；借以反对“人治”传统的“法治”；借以反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新教育思想，以及康有为的“大同”学说、谭嗣同“仁学”体系中所包含的自由、平等、博爱意识等等，无一不源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体系。这一点尤为清楚地表明了维新变法运动的现代启蒙性质。上述这些思想观念并没有变法的失败而消失其影响，相反更加深入人心。由戊戍变法到辛亥革命直至“五四”运动，政治运动、社会思潮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尽管前后有许多不同，但就其追求民主、科学、自由的目标而言，并无大多的本质差别。
维新变法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学术根本性变革。除了康有为自甲午战败后接连六次上书、直接促成光皇帝以明治维新政体模式推行维新变法，由此演变为政治变革外，在学术领域，严复一马当先在甲午之战的深刻刺激中提笔中翻译《天演论》，将西方的进化论阐述为“物竟天择，优胜劣败”的警示，使整个中国震聋发聩、民气为变，在世界观层次上将数千年“天不变、道亦不变”纲常名教的牢笼炸开了缺口、严复随后又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英法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及逻辑学者作。梁启超在戊戍后流亡日本，更是“广搜日本书而读之”、“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尤须一提的是，由于通过变法看清当务之急在于效法日本从根本处着手，在思想、学术层面吸收西学，中国知识界在20世纪初兴起了大规模赴日留学热潮，东渡学人逐年增加、介绍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思想的书籍以日本为渠道，潮水般涌入中国，推动着中国的“向西方学习”迅速突破了以往的“器”层面，转向“道”的领域追寻，进入了讨论“形而上学”的最高阶段。
综上所述，一场声势浩大的中国学术史数千年的根本变革之局不仅是中国现代进程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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