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以平南王尚可喜请求归老辽东，但请求留其子尚之信继续镇守广东为引线，引发了是否撤藩的激烈争论。 最后康熙帝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利”，决定下令“撤藩”。七月，吴三桂假装请旨撤藩，康熙帝同意。
同年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提出反清复明，杀云南巡抚朱国治。 并于次年派将率军进攻湖南，攻陷常德、长沙、岳州、澧州、衡州等地。
他又派人四出散布檄文。广西将军孙延龄、四川巡抚罗森等许多地方大员纷纷反清。接着，福建耿精忠亦反。在短短数月之内，滇、黔、湘、桂、闽、川六省丢失，一时间清帝国危在旦夕。随后，陕西提督王辅臣、广东尚之信等也相继反叛，叛乱扩大到广东、江西和陕西、甘肃等省。
康熙帝的对策是坚决打击吴三桂，决不给予妥协讲和的机会；而对其他的叛变者则大开招抚之门，以此来分化敌军，削弱吴三桂的羽翼，从而孤立吴三桂。
在这个方针之下，康熙帝把湖南作为军事进攻的重点，命勒尔锦等统领大军至荆州、武昌，正面抵住吴三桂，并进击湖南，又命安亲王岳乐由江西赴长沙，以夹攻湖南。此外，康熙帝又放手重用汉将、汉兵作战。
康熙十五年（1676年），陕西王辅臣和福建耿精忠在清军进攻下，先后投降。广东的尚之信也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投降。陕、闽、粤以及江西都先后平定。吴三桂局促于湖南一隅之地，外援日削。而清军已由江西进围长沙，其失败之势已成。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国号周，大封诸将。未几即忧愤成疾，于八月病死。吴三桂死后，其部将迎立其孙吴世璠继位，退居云贵。此后，清军先后收复湖南、广西和四川。康熙二十一年（1681年）冬，清军攻破昆明，吴世璠自杀，三藩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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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平叛战争的胜利，清除了地方割据势力，避免了一次国家大分裂，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同时中央集权制力量得到加强，提高了抗御外敌的能力。
吴三桂等人发动的起事，虽然打出了“兴明讨虏”的旗号，赢得了不少汉人和对满清朝廷心怀不满的人支持，得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席卷长江以南地区，但由于他曾经亲手引清军入关，亲手杀害永历帝，实乃无以自圆，所以并未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再加上其根本目的在于搞分裂割据，起事诸将皆为其朋党，吴三桂一死，登时土崩瓦解。所以其失败是必然的。
康熙能够以史为鉴，认真吸纳历史的经验教训，首先制定一个比较完整详细的撤藩计划和被撤藩的藩王的待遇安排等等，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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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6-07-23
1673年3月，年事已高的尚可喜上疏要求告老还乡，返回辽东，请朝廷准许他的儿子尚之信袭爵留镇广东。康熙认为这是撤藩良机，立即批准尚可喜归老辽东，但不许其子袭爵，还“令其尽撤藩兵回籍”。吴氏、耿氏获悉后深感不安，于同年7月分别上疏请求撤藩以试探清廷态度。康熙将撤藩问题移交大臣讨论，诸王大臣都怕南方反叛，主张撤藩的人寥寥无几。但康熙主意已定，说：“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一一照准。结果，撤藩令一下，11月21日吴三桂便以“共举大明之物，悉还中华之乾坤”为旗号，在云南举兵反叛。但是天下人都知道吴三桂是引清军入关的民族罪人，也是他在云南虐杀明永历帝的，所以他的行动并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康熙又用一打一拉的手法，暂停闽、粤撤藩，诏谕尚可喜留镇广东，照旧理事。
这个策略果然收到分化"三藩"的效果，尚氏到1676年2月见情形不对才举反旗；耿氏早一些，于1674年4月叛清。由于"三藩"在辖区一直充当清廷走狗，专横残暴，因而很不得人心，难成气候。叛军内部也内讧不断，彼此不能合作。康熙综观局势，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先集中力量对付吴三桂。打了几年，形势变得对“三藩”越来越不利，福建耿氏首先降清；1677年6月，尚之信也投降了。当时平叛战争还在进行，故康熙仍令尚之信“袭封平南亲王”。平定藩乱的战争前后进行了8年，吴三桂终于被消灭。
接下来康熙着手对付承袭了“平南王”爵位的尚之信。尚之信贪婪嗜杀好酗酒，不独广东百姓恨之入骨，连他的近侍左右也心怀不满，要找他的把柄是很容易的。康熙十九年春，尚之信的两个护卫向清廷告发其罪，接着别的下属也相继疏列尚之信的罪状。同年9月，康熙将尚之信赐死于广州。1682年，清廷下令撤除平南王府，将尚氏集团把持行市、占夺盐埠、私抽货物、勒索渡税、重敛渔课等悉行酌免，饱经沧桑的广东，终于步入恢复期。
这个策略果然收到分化"三藩"的效果，尚氏到1676年2月见情形不对才举反旗；耿氏早一些，于1674年4月叛清。由于"三藩"在辖区一直充当清廷走狗，专横残暴，因而很不得人心，难成气候。叛军内部也内讧不断，彼此不能合作。康熙综观局势，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先集中力量对付吴三桂。打了几年，形势变得对“三藩”越来越不利，福建耿氏首先降清；1677年6月，尚之信也投降了。当时平叛战争还在进行，故康熙仍令尚之信“袭封平南亲王”。平定藩乱的战争前后进行了8年，吴三桂终于被消灭。
接下来康熙着手对付承袭了“平南王”爵位的尚之信。尚之信贪婪嗜杀好酗酒，不独广东百姓恨之入骨，连他的近侍左右也心怀不满，要找他的把柄是很容易的。康熙十九年春，尚之信的两个护卫向清廷告发其罪，接着别的下属也相继疏列尚之信的罪状。同年9月，康熙将尚之信赐死于广州。1682年，清廷下令撤除平南王府，将尚氏集团把持行市、占夺盐埠、私抽货物、勒索渡税、重敛渔课等悉行酌免，饱经沧桑的广东，终于步入恢复期。
第2个回答 2006-07-23
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领兵入粤，给广东带来沉重的灾难，城破之日，数万平民死于屠刀之下。
尚、耿平广东时，军运频繁，“两王”以“借办”"的名义大量无偿征用民船，首当其冲的南海县“民船商舶几不聊生”。耿继茂在广州修建王府宅第，白役民船到肇庆运载白石，途中“舟不胜载，与石俱沉”。但耿继茂根本不管民船损失，这种做法，使广东大小船户皆陷于破产境地。
尚可喜、耿继茂加上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合称“三藩”，是清廷镇压南方抗清武装的急先锋。尽管他们在辖区内肆无忌惮，滥施暴政，清廷也放任不问，只求得到他们的效忠。尚、耿在粤期间，贪得无厌，大肆横征暴敛。广东渡口众多，仅广州府就有300多处，两王令兵卒把守津口要道，重重加高税钱。商人过渡，按货物担数交钱；普通客人过渡，则一只渡船挤载数船之人，以求多收渡钱。这样，一遇风浪，十有八九船翻人溺，行商渡客无不视之为畏途。而尚、耿每年从中获取私银二三万两。
与此同时，“两王”还私设征收苛捐杂税的“总店”，把持行市。这些总店均由其亲信掌管，遍布广东重要的关津、市镇，行商每过一地，都要交纳名目繁多的陋税。乾隆《广州府志》载：粤东多商，粤西多农，泉布菽粟两相便也。“自江河路口设立总店后”，藩吏肆扰，两江之船遂不往来。
清廷颁布“迁界令”前，广东沿海盛产食盐，当时盐商用船运海盐，过广州盐税总厂，除交朝廷正税外，还要交藩王陋税70多项；过佛山盐税分厂，有陋税11项；过肇庆盐税分厂，又有陋税15项，路上还有"坭排、秤子、捆包、部费、店用"等等杂费，真是每过一关，就要剥掉一层皮。
清初，北江上有几股土匪，专门在这条重要的商业航道上抢劫行旅客商，杀人越货手段狠毒。后来官府追捕，一些土匪便投入尚可喜军中，尚可喜竟给予这些土匪官职，委令他们“巡查河海口岸，占收渔人水泽之利”。这下官匪勾结，抢劫起商船来可以明火执仗了。康熙年间，以田彪为首的一伙土匪投到尚氏旗下后，公然用官府仪仗行劫。清人李士桢《抚粤政略》记载这伙土匪"乘船摆列门枪四杆，擅挂巡抚都院大灯一对，拿四品官之坐褥、提索、带刀"等，在佛山一带河道上拦劫商旅，人称“拦路虎”。藩王与盗贼勾结坐地分赃，使广东商民裹足，不敢出门经商，船户纷纷破产，内河上航船几近绝迹。耿氏去福建后，尚氏只手把持广东军政财权，“广东督、抚、提、镇，俱听可喜节制。遴补将吏，调遣兵马，均得便宜从事”。
随着时间推移，除台湾郑成功外，南方抗清武装基本都被镇压下去，而尚、耿、吴各踞广东、福建、云南，拥兵自重，反而成了清廷心腹大患。
康熙认为“三藩”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清王朝的集权统治，决计铲除“三藩”，强化中央政府统治。1673年3月，年事已高的尚可喜上疏要求告老还乡，返回辽东，请朝廷准许他的儿子尚之信袭爵留镇广东。康熙认为这是撤藩良机，立即批准尚可喜归老辽东，但不许其子袭爵，还“令其尽撤藩兵回籍”。吴氏、耿氏获悉后深感不安，于同年7月分别上疏请求撤藩以试探清廷态度。康熙将撤藩问题移交大臣讨论，诸王大臣都怕南方反叛，主张撤藩的人寥寥无几。但康熙主意已定，说：“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一一照准。
结果，撤藩令一下，11月21日吴三桂便以“共举大明之物，悉还中华之乾坤”为旗号，在云南举兵反叛。但是天下人都知道吴三桂是引清军入关的民族罪人，也是他在云南虐杀明永历帝的，所以他的行动并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康熙又用一打一拉的手法，暂停闽、粤撤藩，诏谕尚可喜留镇广东，照旧理事。
这个策略果然收到分化"三藩"的效果，尚氏到1676年2月见情形不对才举反旗；耿氏早一些，于1674年4月叛清。由于"三藩"在辖区一直充当清廷走狗，专横残暴，因而很不得人心，难成气候。叛军内部也内讧不断，彼此不能合作。康熙综观局势，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先集中力量对付吴三桂。打了几年，形势变得对“三藩”越来越不利，福建耿氏首先降清；1677年6月，尚之信也投降了。当时平叛战争还在进行，故康熙仍令尚之信“袭封平南亲王”。平定藩乱的战争前后进行了8年，吴三桂终于被消灭。
接下来康熙着手对付承袭了“平南王”爵位的尚之信。尚之信贪婪嗜杀好酗酒，不独广东百姓恨之入骨，连他的近侍左右也心怀不满，要找他的把柄是很容易的。康熙十九年春，尚之信的两个护卫向清廷告发其罪，接着别的下属也相继疏列尚之信的罪状。同年9月，康熙将尚之信赐死于广州。1682年，清廷下令撤除平南王府，将尚氏集团把持行市、占夺盐埠、私抽货物、勒索渡税、重敛渔课等悉行酌免，饱经沧桑的广东，终于步入恢复期。
尚、耿平广东时，军运频繁，“两王”以“借办”"的名义大量无偿征用民船，首当其冲的南海县“民船商舶几不聊生”。耿继茂在广州修建王府宅第，白役民船到肇庆运载白石，途中“舟不胜载，与石俱沉”。但耿继茂根本不管民船损失，这种做法，使广东大小船户皆陷于破产境地。
尚可喜、耿继茂加上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合称“三藩”，是清廷镇压南方抗清武装的急先锋。尽管他们在辖区内肆无忌惮，滥施暴政，清廷也放任不问，只求得到他们的效忠。尚、耿在粤期间，贪得无厌，大肆横征暴敛。广东渡口众多，仅广州府就有300多处，两王令兵卒把守津口要道，重重加高税钱。商人过渡，按货物担数交钱；普通客人过渡，则一只渡船挤载数船之人，以求多收渡钱。这样，一遇风浪，十有八九船翻人溺，行商渡客无不视之为畏途。而尚、耿每年从中获取私银二三万两。
与此同时，“两王”还私设征收苛捐杂税的“总店”，把持行市。这些总店均由其亲信掌管，遍布广东重要的关津、市镇，行商每过一地，都要交纳名目繁多的陋税。乾隆《广州府志》载：粤东多商，粤西多农，泉布菽粟两相便也。“自江河路口设立总店后”，藩吏肆扰，两江之船遂不往来。
清廷颁布“迁界令”前，广东沿海盛产食盐，当时盐商用船运海盐，过广州盐税总厂，除交朝廷正税外，还要交藩王陋税70多项；过佛山盐税分厂，有陋税11项；过肇庆盐税分厂，又有陋税15项，路上还有"坭排、秤子、捆包、部费、店用"等等杂费，真是每过一关，就要剥掉一层皮。
清初，北江上有几股土匪，专门在这条重要的商业航道上抢劫行旅客商，杀人越货手段狠毒。后来官府追捕，一些土匪便投入尚可喜军中，尚可喜竟给予这些土匪官职，委令他们“巡查河海口岸，占收渔人水泽之利”。这下官匪勾结，抢劫起商船来可以明火执仗了。康熙年间，以田彪为首的一伙土匪投到尚氏旗下后，公然用官府仪仗行劫。清人李士桢《抚粤政略》记载这伙土匪"乘船摆列门枪四杆，擅挂巡抚都院大灯一对，拿四品官之坐褥、提索、带刀"等，在佛山一带河道上拦劫商旅，人称“拦路虎”。藩王与盗贼勾结坐地分赃，使广东商民裹足，不敢出门经商，船户纷纷破产，内河上航船几近绝迹。耿氏去福建后，尚氏只手把持广东军政财权，“广东督、抚、提、镇，俱听可喜节制。遴补将吏，调遣兵马，均得便宜从事”。
随着时间推移，除台湾郑成功外，南方抗清武装基本都被镇压下去，而尚、耿、吴各踞广东、福建、云南，拥兵自重，反而成了清廷心腹大患。
康熙认为“三藩”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清王朝的集权统治，决计铲除“三藩”，强化中央政府统治。1673年3月，年事已高的尚可喜上疏要求告老还乡，返回辽东，请朝廷准许他的儿子尚之信袭爵留镇广东。康熙认为这是撤藩良机，立即批准尚可喜归老辽东，但不许其子袭爵，还“令其尽撤藩兵回籍”。吴氏、耿氏获悉后深感不安，于同年7月分别上疏请求撤藩以试探清廷态度。康熙将撤藩问题移交大臣讨论，诸王大臣都怕南方反叛，主张撤藩的人寥寥无几。但康熙主意已定，说：“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一一照准。
结果，撤藩令一下，11月21日吴三桂便以“共举大明之物，悉还中华之乾坤”为旗号，在云南举兵反叛。但是天下人都知道吴三桂是引清军入关的民族罪人，也是他在云南虐杀明永历帝的，所以他的行动并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康熙又用一打一拉的手法，暂停闽、粤撤藩，诏谕尚可喜留镇广东，照旧理事。
这个策略果然收到分化"三藩"的效果，尚氏到1676年2月见情形不对才举反旗；耿氏早一些，于1674年4月叛清。由于"三藩"在辖区一直充当清廷走狗，专横残暴，因而很不得人心，难成气候。叛军内部也内讧不断，彼此不能合作。康熙综观局势，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先集中力量对付吴三桂。打了几年，形势变得对“三藩”越来越不利，福建耿氏首先降清；1677年6月，尚之信也投降了。当时平叛战争还在进行，故康熙仍令尚之信“袭封平南亲王”。平定藩乱的战争前后进行了8年，吴三桂终于被消灭。
接下来康熙着手对付承袭了“平南王”爵位的尚之信。尚之信贪婪嗜杀好酗酒，不独广东百姓恨之入骨，连他的近侍左右也心怀不满，要找他的把柄是很容易的。康熙十九年春，尚之信的两个护卫向清廷告发其罪，接着别的下属也相继疏列尚之信的罪状。同年9月，康熙将尚之信赐死于广州。1682年，清廷下令撤除平南王府，将尚氏集团把持行市、占夺盐埠、私抽货物、勒索渡税、重敛渔课等悉行酌免，饱经沧桑的广东，终于步入恢复期。
第3个回答 2006-07-23
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领兵入粤，给广东带来沉重的灾难，城破之日，数万平民死于屠刀之下。
尚、耿平广东时，军运频繁，“两王”以“借办”"的名义大量无偿征用民船，首当其冲的南海县“民船商舶几不聊生”。耿继茂在广州修建王府宅第，白役民船到肇庆运载白石，途中“舟不胜载，与石俱沉”。但耿继茂根本不管民船损失，这种做法，使广东大小船户皆陷于破产境地。
尚可喜、耿继茂加上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合称“三藩”，是清廷镇压南方抗清武装的急先锋。尽管他们在辖区内肆无忌惮，滥施暴政，清廷也放任不问，只求得到他们的效忠。尚、耿在粤期间，贪得无厌，大肆横征暴敛。广东渡口众多，仅广州府就有300多处，两王令兵卒把守津口要道，重重加高税钱。商人过渡，按货物担数交钱；普通客人过渡，则一只渡船挤载数船之人，以求多收渡钱。这样，一遇风浪，十有八九船翻人溺，行商渡客无不视之为畏途。而尚、耿每年从中获取私银二三万两。
与此同时，“两王”还私设征收苛捐杂税的“总店”，把持行市。这些总店均由其亲信掌管，遍布广东重要的关津、市镇，行商每过一地，都要交纳名目繁多的陋税。乾隆《广州府志》载：粤东多商，粤西多农，泉布菽粟两相便也。“自江河路口设立总店后”，藩吏肆扰，两江之船遂不往来。
清廷颁布“迁界令”前，广东沿海盛产食盐，当时盐商用船运海盐，过广州盐税总厂，除交朝廷正税外，还要交藩王陋税70多项；过佛山盐税分厂，有陋税11项；过肇庆盐税分厂，又有陋税15项，路上还有"坭排、秤子、捆包、部费、店用"等等杂费，真是每过一关，就要剥掉一层皮。
清初，北江上有几股土匪，专门在这条重要的商业航道上抢劫行旅客商，杀人越货手段狠毒。后来官府追捕，一些土匪便投入尚可喜军中，尚可喜竟给予这些土匪官职，委令他们“巡查河海口岸，占收渔人水泽之利”。这下官匪勾结，抢劫起商船来可以明火执仗了。康熙年间，以田彪为首的一伙土匪投到尚氏旗下后，公然用官府仪仗行劫。清人李士桢《抚粤政略》记载这伙土匪"乘船摆列门枪四杆，擅挂巡抚都院大灯一对，拿四品官之坐褥、提索、带刀"等，在佛山一带河道上拦劫商旅，人称“拦路虎”。藩王与盗贼勾结坐地分赃，使广东商民裹足，不敢出门经商，船户纷纷破产，内河上航船几近绝迹。耿氏去福建后，尚氏只手把持广东军政财权，“广东督、抚、提、镇，俱听可喜节制。遴补将吏，调遣兵马，均得便宜从事”。
随着时间推移，除台湾郑成功外，南方抗清武装基本都被镇压下去，而尚、耿、吴各踞广东、福建、云南，拥兵自重，反而成了清廷心腹大患。
康熙认为“三藩”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清王朝的集权统治，决计铲除“三藩”，强化中央政府统治。1673年3月，年事已高的尚可喜上疏要求告老还乡，返回辽东，请朝廷准许他的儿子尚之信袭爵留镇广东。康熙认为这是撤藩良机，立即批准尚可喜归老辽东，但不许其子袭爵，还“令其尽撤藩兵回籍”。吴氏、耿氏获悉后深感不安，于同年7月分别上疏请求撤藩以试探清廷态度。康熙将撤藩问题移交大臣讨论，诸王大臣都怕南方反叛，主张撤藩的人寥寥无几。但康熙主意已定，说：“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一一照准。
结果，撤藩令一下，11月21日吴三桂便以“共举大明之物，悉还中华之乾坤”为旗号，在云南举兵反叛。但是天下人都知道吴三桂是引清军入关的民族罪人，也是他在云南虐杀明永历帝的，所以他的行动并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康熙又用一打一拉的手法，暂停闽、粤撤藩，诏谕尚可喜留镇广东，照旧理事。
这个策略果然收到分化"三藩"的效果，尚氏到1676年2月见情形不对才举反旗；耿氏早一些，于1674年4月叛清。由于"三藩"在辖区一直充当清廷走狗，专横残暴，因而很不得人心，难成气候。叛军内部也内讧不断，彼此不能合作。康熙综观局势，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先集中力量对付吴三桂。打了几年，形势变得对“三藩”越来越不利，福建耿氏首先降清；1677年6月，尚之信也投降了。当时平叛战争还在进行，故康熙仍令尚之信“袭封平南亲王”。平定藩乱的战争前后进行了8年，吴三桂终于被消灭。
接下来康熙着手对付承袭了“平南王”爵位的尚之信。尚之信贪婪嗜杀好酗酒，不独广东百姓恨之入骨，连他的近侍左右也心怀不满，要找他的把柄是很容易的。康熙十九年春，尚之信的两个护卫向清廷告发其罪，接着别的下属也相继疏列尚之信的罪状。同年9月，康熙将尚之信赐死于广州。1682年，清廷下令撤除平南王府，将尚氏集团把持行市、占夺盐埠、私抽货物、勒索渡税、重敛渔课等悉行酌免，饱经沧桑的广东，终于步入恢复期。
尚、耿平广东时，军运频繁，“两王”以“借办”"的名义大量无偿征用民船，首当其冲的南海县“民船商舶几不聊生”。耿继茂在广州修建王府宅第，白役民船到肇庆运载白石，途中“舟不胜载，与石俱沉”。但耿继茂根本不管民船损失，这种做法，使广东大小船户皆陷于破产境地。
尚可喜、耿继茂加上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合称“三藩”，是清廷镇压南方抗清武装的急先锋。尽管他们在辖区内肆无忌惮，滥施暴政，清廷也放任不问，只求得到他们的效忠。尚、耿在粤期间，贪得无厌，大肆横征暴敛。广东渡口众多，仅广州府就有300多处，两王令兵卒把守津口要道，重重加高税钱。商人过渡，按货物担数交钱；普通客人过渡，则一只渡船挤载数船之人，以求多收渡钱。这样，一遇风浪，十有八九船翻人溺，行商渡客无不视之为畏途。而尚、耿每年从中获取私银二三万两。
与此同时，“两王”还私设征收苛捐杂税的“总店”，把持行市。这些总店均由其亲信掌管，遍布广东重要的关津、市镇，行商每过一地，都要交纳名目繁多的陋税。乾隆《广州府志》载：粤东多商，粤西多农，泉布菽粟两相便也。“自江河路口设立总店后”，藩吏肆扰，两江之船遂不往来。
清廷颁布“迁界令”前，广东沿海盛产食盐，当时盐商用船运海盐，过广州盐税总厂，除交朝廷正税外，还要交藩王陋税70多项；过佛山盐税分厂，有陋税11项；过肇庆盐税分厂，又有陋税15项，路上还有"坭排、秤子、捆包、部费、店用"等等杂费，真是每过一关，就要剥掉一层皮。
清初，北江上有几股土匪，专门在这条重要的商业航道上抢劫行旅客商，杀人越货手段狠毒。后来官府追捕，一些土匪便投入尚可喜军中，尚可喜竟给予这些土匪官职，委令他们“巡查河海口岸，占收渔人水泽之利”。这下官匪勾结，抢劫起商船来可以明火执仗了。康熙年间，以田彪为首的一伙土匪投到尚氏旗下后，公然用官府仪仗行劫。清人李士桢《抚粤政略》记载这伙土匪"乘船摆列门枪四杆，擅挂巡抚都院大灯一对，拿四品官之坐褥、提索、带刀"等，在佛山一带河道上拦劫商旅，人称“拦路虎”。藩王与盗贼勾结坐地分赃，使广东商民裹足，不敢出门经商，船户纷纷破产，内河上航船几近绝迹。耿氏去福建后，尚氏只手把持广东军政财权，“广东督、抚、提、镇，俱听可喜节制。遴补将吏，调遣兵马，均得便宜从事”。
随着时间推移，除台湾郑成功外，南方抗清武装基本都被镇压下去，而尚、耿、吴各踞广东、福建、云南，拥兵自重，反而成了清廷心腹大患。
康熙认为“三藩”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清王朝的集权统治，决计铲除“三藩”，强化中央政府统治。1673年3月，年事已高的尚可喜上疏要求告老还乡，返回辽东，请朝廷准许他的儿子尚之信袭爵留镇广东。康熙认为这是撤藩良机，立即批准尚可喜归老辽东，但不许其子袭爵，还“令其尽撤藩兵回籍”。吴氏、耿氏获悉后深感不安，于同年7月分别上疏请求撤藩以试探清廷态度。康熙将撤藩问题移交大臣讨论，诸王大臣都怕南方反叛，主张撤藩的人寥寥无几。但康熙主意已定，说：“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一一照准。
结果，撤藩令一下，11月21日吴三桂便以“共举大明之物，悉还中华之乾坤”为旗号，在云南举兵反叛。但是天下人都知道吴三桂是引清军入关的民族罪人，也是他在云南虐杀明永历帝的，所以他的行动并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康熙又用一打一拉的手法，暂停闽、粤撤藩，诏谕尚可喜留镇广东，照旧理事。
这个策略果然收到分化"三藩"的效果，尚氏到1676年2月见情形不对才举反旗；耿氏早一些，于1674年4月叛清。由于"三藩"在辖区一直充当清廷走狗，专横残暴，因而很不得人心，难成气候。叛军内部也内讧不断，彼此不能合作。康熙综观局势，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先集中力量对付吴三桂。打了几年，形势变得对“三藩”越来越不利，福建耿氏首先降清；1677年6月，尚之信也投降了。当时平叛战争还在进行，故康熙仍令尚之信“袭封平南亲王”。平定藩乱的战争前后进行了8年，吴三桂终于被消灭。
接下来康熙着手对付承袭了“平南王”爵位的尚之信。尚之信贪婪嗜杀好酗酒，不独广东百姓恨之入骨，连他的近侍左右也心怀不满，要找他的把柄是很容易的。康熙十九年春，尚之信的两个护卫向清廷告发其罪，接着别的下属也相继疏列尚之信的罪状。同年9月，康熙将尚之信赐死于广州。1682年，清廷下令撤除平南王府，将尚氏集团把持行市、占夺盐埠、私抽货物、勒索渡税、重敛渔课等悉行酌免，饱经沧桑的广东，终于步入恢复期。
第4个回答 推荐于2017-10-02
没有动用大将
康熙削藩
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领兵入粤，给广东带来沉重的灾难，城破之日，数万平民死于屠刀之下。
尚、耿平广东时，军运频繁，“两王”以“借办”"的名义大量无偿征用民船，首当其冲的南海县“民船商舶几不聊生”。耿继茂在广州修建王府宅第，白役民船到肇庆运载白石，途中“舟不胜载，与石俱沉”。但耿继茂根本不管民船损失，这种做法，使广东大小船户皆陷于破产境地。
尚可喜、耿继茂加上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合称“三藩”，是清廷镇压南方抗清武装的急先锋。尽管他们在辖区内肆无忌惮，滥施暴政，清廷也放任不问，只求得到他们的效忠。尚、耿在粤期间，贪得无厌，大肆横征暴敛。广东渡口众多，仅广州府就有300多处，两王令兵卒把守津口要道，重重加高税钱。商人过渡，按货物担数交钱；普通客人过渡，则一只渡船挤载数船之人，以求多收渡钱。这样，一遇风浪，十有八九船翻人溺，行商渡客无不视之为畏途。而尚、耿每年从中获取私银二三万两。
与此同时，“两王”还私设征收苛捐杂税的“总店”，把持行市。这些总店均由其亲信掌管，遍布广东重要的关津、市镇，行商每过一地，都要交纳名目繁多的陋税。乾隆《广州府志》载：粤东多商，粤西多农，泉布菽粟两相便也。“自江河路口设立总店后”，藩吏肆扰，两江之船遂不往来。
清廷颁布“迁界令”前，广东沿海盛产食盐，当时盐商用船运海盐，过广州盐税总厂，除交朝廷正税外，还要交藩王陋税70多项；过佛山盐税分厂，有陋税11项；过肇庆盐税分厂，又有陋税15项，路上还有"坭排、秤子、捆包、部费、店用"等等杂费，真是每过一关，就要剥掉一层皮。
清初，北江上有几股土匪，专门在这条重要的商业航道上抢劫行旅客商，杀人越货手段狠毒。后来官府追捕，一些土匪便投入尚可喜军中，尚可喜竟给予这些土匪官职，委令他们“巡查河海口岸，占收渔人水泽之利”。这下官匪勾结，抢劫起商船来可以明火执仗了。康熙年间，以田彪为首的一伙土匪投到尚氏旗下后，公然用官府仪仗行劫。清人李士桢《抚粤政略》记载这伙土匪"乘船摆列门枪四杆，擅挂巡抚都院大灯一对，拿四品官之坐褥、提索、带刀"等，在佛山一带河道上拦劫商旅，人称“拦路虎”。藩王与盗贼勾结坐地分赃，使广东商民裹足，不敢出门经商，船户纷纷破产，内河上航船几近绝迹。耿氏去福建后，尚氏只手把持广东军政财权，“广东督、抚、提、镇，俱听可喜节制。遴补将吏，调遣兵马，均得便宜从事”。
随着时间推移，除台湾郑成功外，南方抗清武装基本都被镇压下去，而尚、耿、吴各踞广东、福建、云南，拥兵自重，反而成了清廷心腹大患。
康熙认为“三藩”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清王朝的集权统治，决计铲除“三藩”，强化中央政府统治。1673年3月，年事已高的尚可喜上疏要求告老还乡，返回辽东，请朝廷准许他的儿子尚之信袭爵留镇广东。康熙认为这是撤藩良机，立即批准尚可喜归老辽东，但不许其子袭爵，还“令其尽撤藩兵回籍”。吴氏、耿氏获悉后深感不安，于同年7月分别上疏请求撤藩以试探清廷态度。康熙将撤藩问题移交大臣讨论，诸王大臣都怕南方反叛，主张撤藩的人寥寥无几。但康熙主意已定，说：“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一一照准。
结果，撤藩令一下，11月21日吴三桂便以“共举大明之物，悉还中华之乾坤”为旗号，在云南举兵反叛。但是天下人都知道吴三桂是引清军入关的民族罪人，也是他在云南虐杀明永历帝的，所以他的行动并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康熙又用一打一拉的手法，暂停闽、粤撤藩，诏谕尚可喜留镇广东，照旧理事。
这个策略果然收到分化"三藩"的效果，尚氏到1676年2月见情形不对才举反旗；耿氏早一些，于1674年4月叛清。由于"三藩"在辖区一直充当清廷走狗，专横残暴，因而很不得人心，难成气候。叛军内部也内讧不断，彼此不能合作。康熙综观局势，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先集中力量对付吴三桂。打了几年，形势变得对“三藩”越来越不利，福建耿氏首先降清；1677年6月，尚之信也投降了。当时平叛战争还在进行，故康熙仍令尚之信“袭封平南亲王”。平定藩乱的战争前后进行了8年，吴三桂终于被消灭。
接下来康熙着手对付承袭了“平南王”爵位的尚之信。尚之信贪婪嗜杀好酗酒，不独广东百姓恨之入骨，连他的近侍左右也心怀不满，要找他的把柄是很容易的。康熙十九年春，尚之信的两个护卫向清廷告发其罪，接着别的下属也相继疏列尚之信的罪状。同年9月，康熙将尚之信赐死于广州。1682年，清廷下令撤除平南王府，将尚氏集团把持行市、占夺盐埠、私抽货物、勒索渡税、重敛渔课等悉行酌免，饱经沧桑的广东，终于步入恢复期。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康熙削藩
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领兵入粤，给广东带来沉重的灾难，城破之日，数万平民死于屠刀之下。
尚、耿平广东时，军运频繁，“两王”以“借办”"的名义大量无偿征用民船，首当其冲的南海县“民船商舶几不聊生”。耿继茂在广州修建王府宅第，白役民船到肇庆运载白石，途中“舟不胜载，与石俱沉”。但耿继茂根本不管民船损失，这种做法，使广东大小船户皆陷于破产境地。
尚可喜、耿继茂加上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合称“三藩”，是清廷镇压南方抗清武装的急先锋。尽管他们在辖区内肆无忌惮，滥施暴政，清廷也放任不问，只求得到他们的效忠。尚、耿在粤期间，贪得无厌，大肆横征暴敛。广东渡口众多，仅广州府就有300多处，两王令兵卒把守津口要道，重重加高税钱。商人过渡，按货物担数交钱；普通客人过渡，则一只渡船挤载数船之人，以求多收渡钱。这样，一遇风浪，十有八九船翻人溺，行商渡客无不视之为畏途。而尚、耿每年从中获取私银二三万两。
与此同时，“两王”还私设征收苛捐杂税的“总店”，把持行市。这些总店均由其亲信掌管，遍布广东重要的关津、市镇，行商每过一地，都要交纳名目繁多的陋税。乾隆《广州府志》载：粤东多商，粤西多农，泉布菽粟两相便也。“自江河路口设立总店后”，藩吏肆扰，两江之船遂不往来。
清廷颁布“迁界令”前，广东沿海盛产食盐，当时盐商用船运海盐，过广州盐税总厂，除交朝廷正税外，还要交藩王陋税70多项；过佛山盐税分厂，有陋税11项；过肇庆盐税分厂，又有陋税15项，路上还有"坭排、秤子、捆包、部费、店用"等等杂费，真是每过一关，就要剥掉一层皮。
清初，北江上有几股土匪，专门在这条重要的商业航道上抢劫行旅客商，杀人越货手段狠毒。后来官府追捕，一些土匪便投入尚可喜军中，尚可喜竟给予这些土匪官职，委令他们“巡查河海口岸，占收渔人水泽之利”。这下官匪勾结，抢劫起商船来可以明火执仗了。康熙年间，以田彪为首的一伙土匪投到尚氏旗下后，公然用官府仪仗行劫。清人李士桢《抚粤政略》记载这伙土匪"乘船摆列门枪四杆，擅挂巡抚都院大灯一对，拿四品官之坐褥、提索、带刀"等，在佛山一带河道上拦劫商旅，人称“拦路虎”。藩王与盗贼勾结坐地分赃，使广东商民裹足，不敢出门经商，船户纷纷破产，内河上航船几近绝迹。耿氏去福建后，尚氏只手把持广东军政财权，“广东督、抚、提、镇，俱听可喜节制。遴补将吏，调遣兵马，均得便宜从事”。
随着时间推移，除台湾郑成功外，南方抗清武装基本都被镇压下去，而尚、耿、吴各踞广东、福建、云南，拥兵自重，反而成了清廷心腹大患。
康熙认为“三藩”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清王朝的集权统治，决计铲除“三藩”，强化中央政府统治。1673年3月，年事已高的尚可喜上疏要求告老还乡，返回辽东，请朝廷准许他的儿子尚之信袭爵留镇广东。康熙认为这是撤藩良机，立即批准尚可喜归老辽东，但不许其子袭爵，还“令其尽撤藩兵回籍”。吴氏、耿氏获悉后深感不安，于同年7月分别上疏请求撤藩以试探清廷态度。康熙将撤藩问题移交大臣讨论，诸王大臣都怕南方反叛，主张撤藩的人寥寥无几。但康熙主意已定，说：“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一一照准。
结果，撤藩令一下，11月21日吴三桂便以“共举大明之物，悉还中华之乾坤”为旗号，在云南举兵反叛。但是天下人都知道吴三桂是引清军入关的民族罪人，也是他在云南虐杀明永历帝的，所以他的行动并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康熙又用一打一拉的手法，暂停闽、粤撤藩，诏谕尚可喜留镇广东，照旧理事。
这个策略果然收到分化"三藩"的效果，尚氏到1676年2月见情形不对才举反旗；耿氏早一些，于1674年4月叛清。由于"三藩"在辖区一直充当清廷走狗，专横残暴，因而很不得人心，难成气候。叛军内部也内讧不断，彼此不能合作。康熙综观局势，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先集中力量对付吴三桂。打了几年，形势变得对“三藩”越来越不利，福建耿氏首先降清；1677年6月，尚之信也投降了。当时平叛战争还在进行，故康熙仍令尚之信“袭封平南亲王”。平定藩乱的战争前后进行了8年，吴三桂终于被消灭。
接下来康熙着手对付承袭了“平南王”爵位的尚之信。尚之信贪婪嗜杀好酗酒，不独广东百姓恨之入骨，连他的近侍左右也心怀不满，要找他的把柄是很容易的。康熙十九年春，尚之信的两个护卫向清廷告发其罪，接着别的下属也相继疏列尚之信的罪状。同年9月，康熙将尚之信赐死于广州。1682年，清廷下令撤除平南王府，将尚氏集团把持行市、占夺盐埠、私抽货物、勒索渡税、重敛渔课等悉行酌免，饱经沧桑的广东，终于步入恢复期。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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