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认为问题关键在于很多人根本上误解了大禹治水的真实意图，从而低估了它对整个国家政治根本性的影响。
很多人都听说过堵疏之争，也普遍认同疏导是量力而为的明智之举，但很多人忘了与其说大禹是治洪不如说是在洪水里生存。就是说大禹彻底推倒了旧有的定居建都体制，夏商七百年的国都是居无定所的，统治者从没大兴土木去建造国都，只是利用洪水后滩涂进行生产发展，国都逐滩涂而居。
大家都知道游牧民族很少有城堡，但是政权和组织是存在的也是高度发达的。夏商政权既然在洪水里选择疏导来妥协，那么再建都就不明智，因为原始的农业不能远离滩涂，而且早期农业牧业混杂度很高，定居农业也是逐渐发现起来的，夏商受困于生产力因地制宜采取游农应该是很自然的。
因为疏导治水是夏商长期国策，就导致他们有着长时间的游农历史，不停躲避洪水寻找滩涂发展生产同时躲避洪水，早期商朝也是不断迁都来寻找根据地，甚至周太王时期，迁居避难依旧是华夏民族的自然选择。这种居无定所的农业文化是历史罕见，但当时却是深入人心的，到了后来老祖宗还留下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古训，只是到今天确实让人感到匪夷所思难以置信的。
甚至我们可以大胆估计，当时的华夏民族在滩涂暂居，又从事游牧渔猎多种经营反而有更好的发展，比起落后生产力下定居是事半功倍，所以土木派大禹率先试点学习东夷的逐水而居，搞游农复合经济让自己迅速崛起，由于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夏朝获得了空前的政治威望，取代尧舜顺理成章。
或者说禅让制就是因为没有找到适合的发展路径，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导致奴隶政权建不起来，从而陷入了几十年无政府状态。最后经过了七百多年的发展，商朝掌握了青铜器和施肥技术耕作效率大幅提高，青铜时代的到来让定居定都成为了可能。
没有固定国都不代表整个政权它不存在，游牧民族的发展就是他山之石。当然你要说夏商前期没完全脱离原始社会，倒也是见仁见智吧，但在我看来华夏民族传承有序也有自己高度发达的文化和生产，只是物质遗存由于疏导体制，整个国家都在不停搬家中，所以房屋和游牧民族更加的接近。何况炎黄民族本身就是从黄土高原南下的民族，会长期农牧并举并不奇怪，东夷渔猎也是迁徙无定，当时的迁徙文化可能是早期文明的自然选择。
总而言之大禹治水不是华夏族征服了黄河，反而是面对桀骜不驯的黄河泛滥，先民因地制宜发展生产而适应了不利的生存环境，从而延续了文明火种，只有生存下去才能发展起来，当时的选择无疑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