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亦如诗，自魏晋南北朝而一变。前人的研究认为先秦史乘偏重纪实，诸子之文则偏重说理，除被汉人视为雕虫小技的辞赋之外，纯文艺的作品为数不多。魏晋南北朝散文的一大变迁，就是特重抒写情志，亦即个性的张扬。从建安开始，述志、言情、体物等类散文和辞赋都得到长足发展，书札应用之文，亦写得情真而语畅，即是显著标志。
古人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一般都是经历过漫长的认识过程，因此我觉得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应用文体的研究并不是以专著、专论的形式出现，而是散见于相关的文论著述之中。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中提出：“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明体才能合体，才能得体。魏晋南北朝的应用文体研究始于曹丕，经陆机、挚虞、刘勰就具体论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清楚地呈现出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且魏晋南北朝文学已不再是经学的附庸，褪去了政教的色彩，则是更注重个性的表现。沈约将建安文风的特点归纳为“以气质为体”，气质则体现为个性。前人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文体更多的是从当时文学本身角度所具有的特征论述，而缺少的则是对作品本身具有的审美价值和内在特征去表述。然而从作品本身角度去看待魏晋南北朝时期辞赋、骈文与散文更具有创作的时代意义与审美价值。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辞赋看，其创作特征尤为显著。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其统治的特点是尚刑名，即立法很严，影响到文章，变成了清俊通脱、质朴简约的风格。曹丕又提倡“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这种文学取向，适时地反映了当时人对文学特性的认识与追求，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即使文章于通俗之外，加上华丽壮大。正如陆机所谓“吐滂沛乎寸心”，各种沉潜的或稍纵即逝的感悟倾注于笔端。再如丕、植兄弟提倡并长书札，多追怀昔游，品第时文，敢时序流逝，恐荣名不立，清新流畅，颇富情韵。其作风影响建安一代，七子之作，与三曹多有共通之处。因而这个时期的文学总体上说，较之于两汉，更具有一代人精神史料的价值。建安文学的时代风貌，首先在诗歌中得到集中体现，即如刘勰所言“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这是无疑的。不过，辞赋、书信、诏令等其他文体的创作，也流露出一种新鲜生动的气息，即表现为对旧体裁的改造，也表现为强化应用文的文学性，从而下开其后文章创作体增类、表能竞才的风尚。
建安之文亦有从辞请志显到藻饰渐繁的过程，这也预示着此后美文的发展。辞赋在魏晋时期出现了新的局面，其标志是抒情小赋的涌现，从而拓展了辞赋的表现领域与表现风格。沿着东汉以来情理赋发展的方向，魏晋之际的辞赋创作显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的特色。随着情歌表现领域的扩大，作者表现力也在个性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与东汉班固、张衡等赋家兼善散体大赋与骚体辞赋不同，这一时期的作家往往集诗人与小赋作者于一身，这也标着诗赋交相影响的深化。其王桀的《登楼赋》善于自然地切入当下最真实的情境，而并不是刻意地显示对道家或儒家思想的归宿感。
魏晋学术，一改汉代儒术独尊的局面，刑名、老庄之学兴盛，道佛二教亦各有发展，从而形成继春秋战国以后又一个思想活跃期。各种思想思想交锋争辩，成为一时风尚。谈辩之风也影响于文章，如赋体出现辩难之作，以及思理见长的作品。但最能凸显出这一时期论辩风采的则是论辩文。单篇说理之文，虽起于汉代，但受特定时代学术风气的激荡，论辩文至魏晋出现高潮，其表现一是主题广泛，二是名家辈出。其中嵇康成就最为杰出，他的论辩文多涉及当时重要的玄学论题。由此可看，论辩文的勃兴推动魏晋时期文学的发展。
文学的自觉，使魏晋南北朝文人渐渐重视诗文的音乐美和形式美。西晋文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骈偶化——散文和辞赋都不约而同地朝着骈俪的方向发展，表现出一种诗化的倾向，逐渐形成了我国独有的美文样式-----俳赋和骈文，统称骈体。骈体的三大特点是：讲究对仗而多用四六言句，讲究平仄的相间相重，多用典故和华丽词藻。骈体文大盛，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中极其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代，作家已从理论上认识到文学与艺术著作在文体上的区别，日益重视艺术形式的精美，排比对偶手法也就成为他们悉心研究的一门学问和技巧，于是包括诗赋在内的各种文体都开始走向骈偶化。最初是骈散相间，虽多用对偶句式，但并不影响文章的疏宕之气，到南北朝作家则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艺术形式的精雕细琢。“元嘉三大家”之称的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文才不减诗才。技巧高妙，冠绝一世。谢灵运在诗歌创作中“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在赋与文的创作中也是如此。他以山水为题材的《岭表赋》、《长溪赋》、《山居赋》诸作，状物写景的巧似，选字修辞的清新，与山水诗的成就互为呼应。而颜延之的骈文以典丽缜密见长，用典繁博，修辞巧丽，代表作《赭白马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等。刘宋时代的鲍照以奇峭之风运妍丽之辞，所作《芜城赋》与《登大雷岸与妹书》这种奇丽风格的代表。其《登大雷岸与妹书》用骈体，开启了文人在书信中记叙山水胜景的法门，以后梁代陶宏景、吴均的几篇短篇骈体书信，也是历来传诵的作品。
元人祝尧总结骈赋形成的过程道：“建安七子，独王仲宣辞赋有古风；至晋陵士衡辈《文赋》等作，已用俳体；流至潘岳，首尾绝俳；迨沈休文等出，四声八病起，而俳体又如于律矣；徐、庾继出，又复隔句对联，以为骈四俪六，簇事对偶，以为博物洽闻。”于是，西汉时不讲求对仗声律的散体诗，一变而为字句工整对仗、音节轻重协调的骈赋。而古朴浑厚的秦汉散文也逐渐被句式骈整、词语精雅、大量用典的骈文取代。定型的骈体体制的特点是隔句对仗，渐趋四六，讲究平仄，渐趋律赋。而格律精严的律赋则成于唐初。
骈赋在艺术表现上较汉大赋有长足的进步，无论是以抒情为主的，还是以体物为主的作品，都已不满足于大赋以名词罗列的简单辨法来表现某种境界，而追求用生动传神的形象描写来创造意境，把情意与景物融为一体。他们虽追求词采之美，却不再频繁使用众多难以琢磨实际含义的形容词和动词，采取多种修辞的方法来增强词采和音律之美。同汉赋相比，这不疑也是一个重大的进步。骈体创作到庾信，达到了炉火纯青境界。他把现实的重大主题引入赋体的创作，以亲身遭逢为依据，写出有梁一代盛衰兴亡的史诗，《哀江南赋》并序是骈体的长篇巨作，在骈体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作为一种美文，骈体在中国文学史上曾发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唐诗宋词高度的艺术造诣，就是建筑在骈体的基础之上的。优秀的骈体文作品本身也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内心压抑，为文以老庄为旨趣，风格转为狷急深邃。其时散文家大体可分为两派，一为阮籍、嵇康，一为王弼、何晏。而以阮、嵇成就为高，其文以师心使气为特色，而“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稍后，王羲之、陶渊明等人散文渐趋平淡，词约意隽，究其写意真率而言，仍处在前辈作家的延长线上。北朝散文值得重视的是北魏作家的两部专著-----郦道元《水经注》和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水经注》是为地理书《水经》而作的注释，却有山水文学的价值。其中关于江南水道风景的描摹，文学意味更为浓烈。《水经注》清朗疏朴的文风，对于唐以后古文家的游记文影响极大，如唐代柳宗元的山水记就深受这部著作的影响。《洛阳伽蓝记》是记述洛阳佛寺的史志类著作，作者追寻古迹，摭拾旧闻，多有景物描写，是处在山水文学边缘上的作品。无论是现实人事或怪异的内容，作者都栩栩如生地加以刻画，善于寄寓褒贬之意。作者在语言表达上善于使用整齐的句法，值得一提的是，他善于吸取辞赋作品尤其是京都大赋状物写景的经验。然以“秾丽秀逸”四字评此书的行文之美是最为恰当的。
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与散文无论是从那个时代所处的社会背景，还是文学创作本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其都具有一定意义的时代意义，不仅开创了文学坛上的新局面，更是对后世的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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