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宣武门以南地区被称作“宣南”，大体上便是原宣武区的管辖范围。人们在天桥一带表演、观看杂耍等民间娱乐，进京赶考的学子也到这里的会馆住宿，于是形成了南城特有的天桥民俗文化、大栅栏商业文化、琉璃厂士人文化的风貌，并逐渐演变为一个具有独特意蕴的地域文化概念，那就是“宣南文化”。北京的历史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皇家文化、士人文化与平民文化，而广义的“宣南文化”包容了这三个层次。
以先农坛为代表的皇家祭祀文化、以琉璃厂为代表的京城士人文化、以湖广会馆为代表的会馆文化、以大栅栏地区老字号店铺为代表的传统商业文化、以天桥为代表的老北京民俗文化等，集通俗、儒雅、华丽于一身，浓缩了北京各个层次的文化。
宣南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两种。
广义的宣南文化是指宣南的地域文化。宣南文化是形成、发展于清代至民国 ，位于北京宣武地区，在特定的历史、区位条件下形成的，以士人文化、平民文化为主体的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小地域文化，它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狭义的宣南文化是指清代京师的汉族士人文化。居于宣南的众多汉族士人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在中国文化和思想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宣南文化具有全国范围的文化意义。
宣南文化历史悠久，明清以来，在这里发展起来的士人文化、平民文化，集通俗、儒雅、华丽于一身，更是北京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开放性、创新性是宣南文化的精髓，研究宣南文化不仅仅具有学术价值。
历史文化层次划分
北京的历史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皇家文化、士人文化与平民文化，而广义的“宣南文化”包容了这三个层次。
以先农坛为代表的皇家祭祀文化、以琉璃厂为代表的京城士人文化、以湖广会馆为代表的会馆文化、以大栅栏地区老字号店铺为代表的传统商业文化、以天桥为代表的老北京民俗文化等，集通俗、儒雅、华丽于一身，浓缩了北京各个层次的文化。
明代宣南文化
明清是北京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当以皇城为中心的内城成为宫廷文化集中区时，处于外城的宣南日益成为士大夫文化与市井文化的展示地。曾居住于宣南的历史文化名人有700多人，清初的王渔洋、吴梅村、朱彝尊、孙承泽等大家均流连于此，人杰地灵，极一代之盛。 自明永乐皇帝在北京建都，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自然也成为先进文化荟萃之地。当时全国各地的士人进京赶考，大多聚集在宣南一带。这里常年有成千上万的士人活动，为他们提供住宿方便的会馆因而蓬勃发展，后来又有了出于经营需要而修建的地区性的工商公馆和行业会馆。
清代宣南文化
清代是宣南会馆的鼎盛时期，小小的区域竟林立了300多座会馆，一条窄窄的胡同往往坐落着十几座会馆。会馆为士人的集结、交往提供了理想的公共空间，也为学术的交流、文化的复兴准备了条件。
近代以来影响中国历史前进的人物莫不与宣南的会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民族英雄林则徐就曾住在蒲阳会馆，安徽会馆是由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李鸿章发起建成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分别住在宣南的南海会馆、新会会馆和浏阳会馆，抒写了维新活动这一宣南最为悲壮的篇章。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北上与袁世凯会谈，曾五次莅临湖广会馆，改组同盟会，建立了国民党。还有绍兴会馆，在这里鲁迅发表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并第一次使用了鲁迅这个笔名。
这些已经荒芜的会馆曾经见证了中国近代历史的风云际会，是透视北京近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多数的会馆已经湮没无闻，仅存的也都墙坍栋折，宣武区正在花大力气修复这些会馆。
琉璃厂是北京古老的一条文化街。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总编纂纪昀等就以琉璃厂书肆为中心交换书籍，此间一时全国书商云集。当时来京的文人，都以到琉璃厂买书为乐事。这样的盛况持续到民国年间。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画、戴月轩的湖笔、胡开文的徽墨都驰名四方。如今这里依旧文气十足，当年的文脉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清初的“满汉分居”、“旗民分治”使北京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城成为商业与服务业的中心，同时也成为流动人口的集散地。宣南的大栅栏和天桥遂成为老北京最繁华的娱乐、商业场所，以戏曲文化、民俗文化为代表的平民文化也应运而生。“头顶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登内联升”是民间广为流传的顺口溜，这些百年老店如今依然在大栅栏中迎送着川流不息的客人。走近大栅栏就如同走进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市井文化博物馆，可以自如地接触到老北京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样杂耍。
现代宣南文化
著名清史专家戴逸认为，宣南虽没有皇城内的宫殿楼阁，西郊的水木清幽园林秀色，但荟萃了明清以来大批的文化精英，留下了大量可资观览、可资纪念的历史遗迹，真正称得上是“京师文化之精华”。
宣南是一片文化沃土，可以开发成吸引世界目光的文化产业带。宣南文化的开放性和创新性在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风雨宣南岁月深
嘉庆十五年，张船山四十七岁，要到山东去做官，可是不忍离别来了二十七年的京师。“并州已作故乡看”，住得比老家四川还久，已把京都看作故乡了。更难离的是宣南，初来住在青厂就在宣南，以后回四川几次回来又住宣南，深灯小宴，多少诗友共度岁寒也都在宣南，真是“风雨宣南岁月深”啊！二十多年京都生活多值得回味。乾隆四十九年二十一岁初次来，少年气盛，到卢沟桥写诗：“卢沟南望尽尘埃，木脱霜寒大漠开”，似乎看到一条宽阔的大道。“茫茫阅世无成局，碌碌因人是废才”，来京取功名事业奋发的气概跃然纸上。
到京运气还不坏。二十五岁“秋榜传来乍有情”，中顺天乡试举人。二十七岁“籍艳蓬壶愧此身”，中进士。客子孤单一人就搬到古寺松筠庵住。宣武门南达智桥这个不大不小的古庙还在，现在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门前挂有“杨椒山故居”的牌子，大门已封上。船山那时“几登空阶高似阁，一窗睛日暖于春”。今天门前的高台阶也不见了，只能在门外遐想。当年船山告诉诗友，如来相访，只要看见门前七宝幢就到了。诗友来得最多的是洪亮吉，两人在古庵里同榻长谈通宵。小除日又一起祭诗，说这是贾岛举行的典礼，千年再没有举行了。他俩是多么爱好诗、尊重诗啊！能作诗仙、诗狂是最大的快乐。诗成了他生命的寄托，诗使“奇气从天降，现出无量宝楼阁。”
这时父母妻子都在四川，一人古寺孤寂，四壁秋星，一丛霜菊，有的是扯不断的乡思：“白发高堂游子梦，青山老屋故乡心”，那怕是艰难如登天的蜀道也要归去。
自古叹蜀道难，但蜀道诗写得最多又好的该算张船山了。“秦栈萦纡鸟道长，三年三度过陈仓”，百尺栈道天梯仅凭短拐杖，难险中常得佳句。尤其嘉庆二、三年又住返四川，正值川陕农民起义，烽火连天，“磷火飞残新战垒，骷髅吹断归人烟”，写《宝鸡题壁十八首》一时传诵天下。“元戎谁有书生胆，快马轻刀自远游”的亲身经历使诗的思想、艺术价值俱高。
乾隆五十八年接了妻子来京，作翰林院检讨移居官菜园，已经三十岁了。京官翰林地位尊贵，但是冷 成镜深、胡传淮 等注《船山诗草全注》
官，加上“性辟谋生拙”，穷愁不已。“堕地先营避债台，青蚨那肯逼人来！”官菜园的房钱高，只好租官房移居北半截胡同，后又移居贾家胡同、横街。可喜诗友酒友住在宣南近旁，互相看望唱和。同时妻子林佩环也工诗善画，闺阁鬓影墨香并不寂寞。只是“长日垂帘少送迎。”“人怜湫溢三间屋，我爱寻常百姓家。”
我读船山诗，很欢喜《咏怀旧游》写江南“莫访秦淮半里桥，江南能使客魂销”，又常颂“梦绕江南旧酒楼”句，以为亲切、明快。
解放前后，张船山的名字出现在《红楼梦》研究的文章里。《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即出自《船山诗草》。但张船山自张一军。袁枚说八十老而不死以未读船山诗。船山诗多写日常生活，“好诗不过近人情”，“写出此身真阅历”，“真极情难隐，神来句必仙。”船山诗是应予较高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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