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门
城门是城市内外交通的出入口，其建筑之规模、数量常依城市的大小、形制、方位、用途等因素来确定。早期的原始社会城市面积都较小，如占地仅0.034平方公里的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仅辟南、北两门。而面积较大的湖北天门市石家河古城（1平方公里）则辟有四门。随着社会的进步与人口的繁衍，城市的面积也相应的扩大，城门数量亦有所增加。例如周代齐国都城临淄，占地面积21平方公里。其大城（郭城）有城门8处，小城（宫城）有城门5处。鲁都曲阜面积10平方公里，外垣有城门11处。而作为诸侯附庸的羊舌邑城（今山西洪洞县境内），面积约1.53平方公里，故仅辟城门2处。
决定城门位置及数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随着社会发展而日益强化
南京神策门
南京神策门
的宗法礼制影响。特别是从周代开始，“位居中为尊”、“数列九称贵”等法则，已为社会所公允。虽然目前我们对两周王都的具体情况了解很少，但从《周礼·考工记》中所描述的王城看，都是每面9里的方形平面，而王宫居中，并依南北与东西的中轴线，于每面城垣中部对称开辟三门。这种平面制式，在不同程度上为后代多数帝都所沿袭。例如西汉长安、东汉洛阳、北宋东京（水门在外）、金中都、明清北京等。随着功能需要的变化，一些城市的城门数量亦有所增减而不囿于上述规定。例如北魏洛阳有城门十三（北二、东三，南、西各四）；隋、唐洛阳仅有十门（东、南各三，西、北各二）；元大都十一门（东、南、西各三，北二）；明南京十三门（城市平面不规则，北四门，东一、南三、西五）；北京初建时仅九门（南三、东、西、北各二），至
嘉靖时兴建南城，东、西各增一门，城门总数增为十一，清北京仍沿此。
一般地方城市（郡、州、县）大多都在四个方向各开一门，早及原始社会时期山东寿光县边线王、湖北荆门市马家垸等古城即已如此。这种形式的实例，自汉、唐沿至明、清，各地仍然比比皆有所见。
在大多数情况下，城门都是经由陆路交通的旱门。由于某些特殊的自然条件（如城市一部地势低洼，附近有可通行之河道、湖泊等所提供的便利），有些城市就设置可供水路交通的水门，如湖南沣县新石器时代城头山古城、湖北江陵周代
楚国纪南城、
江苏苏州宋代平江府城等。
早期城市辟城门处的城墙，与其他处同一厚度，如河南淮阳龙山文化时期平粮台古城所示，且为宽度不大的单门洞式样。将城门两侧墙体向内外伸出以形成城台（很可能是列于城门两旁之阙的发展）的实例，最早见于山东曲阜鲁故城。此部面积及厚度增加，既有利于防守，又可在上面建造城楼。后者平时可供宴集及观景，战时则作为瞭望与指挥所在。
角楼
它们均建于城墙转角处，平面常作凸出之方形或圆形，上建角楼，功能与城楼相仿。在文献中最早见于周代之《周礼·考工记》，文中称之为“隅”，其高度较城墙高二丈。实例则首见
西安明城墙角楼
西安明城墙角楼
于汉代边城，如前述内蒙潮格旗朝鲁库仑古城之四隅，均建有45度斜出之方形平面角台，顶部面积约5米×5米，形制甚为规整。与此相类似的构筑物，在其他边城中亦时有所见。
前述十六国
夏都统万城，其东、西城隅均建有角台。另
敦煌北魏249窟西顶《阿修罗王故事》及257窟《鹿王本生故事之四》中所绘城郭，皆有角台之表现。北宋东京之皇城建有角楼，见载
《宋史》卷一百十三。辽上京临潢府之北城为皇宫所在，故建有角台。其他如庆州故城等亦有。金代吐列毛杜1号古城之角台，为直径约12米之圆形平面。
西夏王都黑城子亦如此。元大都及明、清北京城垣，均围见有角台之痕迹。
马面
这是依一定距离在城墙外侧建凸出的墩台，平面有长方形和半圆形，因外观狭长如马面，故名。它一般宽度为12～20米，凸出墙垣外表面8～20米，间距为20～250米（一般为70米），即在弓矢投石的有效射程以内。特点是能够自上往下从三面攻击城下的敌人。由于火器出现，宋、金以后的城墙，已很少使用这种构筑物了。
民国时期航拍北京城墙马面
民国时期航拍北京城墙马面
马面之名称，首见于
《墨子》中之《备梯》与
《备高临》二篇，内中所述“行城”者即是。表明至少在战国时，已被普遍用于城市防御了。
现存之最早马面实物，见于甘肃夏河县北之汉代边城八角城。其内城尚存马面五处，计东南一处，西南及西北各二处。马面宽12.2～38.5米，长6.7～11.7米不等，且布置为非对称式，乃是依需要而设。
在对北魏洛阳之发掘后，于其北垣广莫门西侧发现马面一处。其平面大体呈方形，突出城垣外侧11.7米（约相当于城厚2/3），正面宽度约13米。另西垣北端之承明门北，亦发现马面残余。它们都是中原地区都市发现建有马面的另在敦煌石窟壁画中，如北魏249窟西顶之《阿修罗王故事》所绘城郭，即有马面之形象。此项间接资料，亦可为洛阳马面实物之补充。
十六国夏都统万城之东、西二城尚存马面48座，平面为矩形，间距40～70米。其中最大者宽约19米，凸出垣面14米，残高亦相仿佛。
南京明城墙类似马面的防御
南京明城墙类似马面的防御
北宋
汴京外城构有马面，间距百步（约合150米），载见《
东京梦华录》。而
南宋《平江府图》中之城垣，亦排列平面为矩形之马面。据图中所绘，除东南、西南二隅角台外，其东、西城垣各建马面20处，南垣11处。盖彼时金兵屡屡南下，不得不为此以策安全也。
辽、金故城之位于北边者，大多均置有马面，但亦有所区分。如辽上京临潢府之北城为皇宫所在，故其外垣之东、北、西三面均建有较密之马面，分别为13、12、19座，间距九十步（合135米）。南城称
汉城，为平民居住，因而设置较少，现南垣大部为白音戈洛河破坏，仅残留马面两处。位于黑龙江省克东县之金代蒲峪路故城，平面为不规则椭圆，沿墙置半圆形马面39座，间距50～70米，较他城排列密集。
元上都亦仅于内城垣设马面。内城平面为方形，每边设马面6座，间距140～190米布置手法与辽上京如出一辙。史载元大都亦建，但未见实物，情况已不可考。
大同近年修复的城墙马面
大同近年修复的城墙马面
明代京师如南京及中都凤阳，均未建马面。永乐时迁北京，亦未于城垣建置马面。后嘉靖三十二年（1553）加建南城时，始于垣间构马面（时称敌台）172座，面积有大小两种，间距为60～100米，估计是配置不同射程武器之故。
明代地方城市如西安，为秦王藩封，其城垣建马面98座，平面为20米×12米矩形，间距120米。又如山西平遥县城，建有敌台71处，间距与西安相仿。沿海城市如江苏省南通市与如皋市，为御倭寇侵袭，城垣亦建有马面。
明长城最西端之
嘉峪关，有围垣两道。外为罗城，其西侧因系交通要道及主关门所在，故城垣特别高厚（墙高10.5米，顶宽5.3米）。而南、北罗城垣仅高3.8米。内为关城，墙高9米（另加垛1.7米），底宽6.6米，顶宽2米。其南、北垣中央各置一有敌楼之马面，平面矩形，距关城四隅之角台各约75米。综观全部城垣（计罗城垣长1100米，关城垣长640米）中，马面仅此两处。估计此项构筑物之减少与趋近消亡，恐与火器应用之日益普遍有关。
护城河
古时称之为“城池”者，就是城墙与护城河的合称。后者又谓城河、城濠或护河。它一般环绕于城墙外侧，少数也有在城墙内侧再修一道内护河。大城内若建有小城，如帝王都中之宫城，州府郡城中之子城等，其城下也常凿有护河。前者如明、清北京之
紫禁城，后者如宋平江府城之子城。
南京孙吴
石头城及护城河
南京孙吴石头城及护城河
就现知古代城市而言，建有一道城垣与一道外护河的为数最多，其实例最早可上溯到我国的原始社会。如湖南沣县城头山古城之外濠，至今宽度尚达35～50米，深度亦在4米左右。它系利用天然水道再加以人工整治开掘而成，除防御功能外，亦可供舟楫交通及城市供排水调剂之用。其有内、外城垣及相应两道护城河的，如北宋汴京开封及南宋平江府城等。建有城垣三道及城濠三道的城市，如筑于春秋时期江苏常州市淹城。其面积虽小，但制式特殊，在我国目前尚属孤例。如皋内外城河，内方外圆，独一无二。
护城河道在城门前，常掘成为外凸的缓弧形，可使入口处有较大之活动面积与空间，并由此架设桥梁、以交通内外。所架桥梁，大多为固定式样的平直木桥或石桥。使用拱桥者甚少，因不利车马通行，又防御时阻碍视线。在河道水面不甚广阔时，也有使用可拉曳起落的木质吊桥。在水流湍急或水面甚宽的天然河道上，亦有连舟为桥的事例。
瓮城
为了避免城门不致直接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下，常在城门外侧添筑城墙一道，以形成一区面积不大的防御性附郭，这就是所谓的瓮城。瓮城者，顾名思义，一旦敌人进入此处，就会遭到四面围攻，犹如瓮中之鳖。
瓮城平面有矩形和半圆形两种，其墙垣均较主城垣为低且稍薄。而对外交通门道，大多置于侧面，与主城门曲折相通，以有利防守。帝都主要城门及其瓮城门，通常位于同一轴线上，这是为了使皇室车马迅速通行。建于明代初期的南京聚宝门（今中华门）瓮城，采取了三层重叠的布置方式，
南京中华门瓮城
南京中华门瓮城
其纵长深度共达128米，并于城墙内辟有屯留兵卒和贮放军需的券洞27处，门券上方又有防御火攻的蓄水槽、注水孔及多道可阻敌之闸门。这些，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城门防卫的措施。
我国瓮城的使用始于何时？目前尚未有定论。就已知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资料，汉代以前似未曾出现。如汉代都城西安、洛阳亦无遗物可凭。现有之实物遗址皆得自两汉北境之塞外边城，例如内蒙居延破城子边堡、潮格旗朝鲁库仑（蒙语为“石城”）古城、甘肃夏河县八角城……破城子边堡仅侧辟门一处，门外建无女墙及雉堞之曲尺形土垣，其空旷之南面即为入口。这可说是矩形平面瓮城的最简单形式。朝鲁库仑古城东墙辟一门，其外之矩形平面瓮城辟门南向，与上述边堡布置大体同一制式，惟城垣全由石砌。八角城之外城垣破坏甚烈，原有情况已难以判断。内城作对称十字形平面，南门外有一小瓮城，平面矩形，南北15.30米，东西10米，入口辟于东侧。该城东、西两面亦各有一门，但外无瓮城。
解放以来对唐长安及洛阳的多次发掘，至今均为发现建有瓮城之遗址，文献内亦无此类资料。1984年在江苏扬州对建于唐代之南垣进行发掘，于其城门外发现瓮城一座，平面呈矩形，现尚留存其东墙及南墙之一部，以及南墙东端的瓮城门道。根据各地层出土文物判断，其建造及使用之上限应不迟于晚唐，并经五代、宋、元、明、清各代沿用。
宋代中原及江南城市建有瓮城者甚多，文献及实物皆有所见。据宋代《东京梦华录》载：“东都外城方圆四十余里……城门皆瓮城三重，屈曲开门。唯南薰门、新郑门、新宋门、封丘门皆直门二重。盖此系四正门，皆留御路故也。”这里明确地说明了屈折开门和贯通直达在形式上的不同，是出于使用上的
西安城墙永宁门瓮城
西安城墙永宁门瓮城
区别。依元代刻印之《事林广记》所绘东京汴梁图，其罗城之陆路诸门，均建有平面呈半圆形之砖砌瓮城，而各水门均未建有，一若南宋所刻《平江府图》中所示者。另南宋景定《建康志》亦绘有府城之瓮城，其平面为矩形，亦屈曲开门。
辽代都城如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林东县南）、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喀拉沁旗宁城县）及庆州故城（今内蒙巴林右旗白塔子村）等，均于城门处建平面为矩形之外瓮城。
金代城市及边堡建瓮城者尤多，如位于内蒙科尔沁右翼中旗的吐列毛杜一号古城，仅辟有东、南二门，但均构直径约20米之圆形平面瓮城，出入口俱南向，临门更建照壁一堵，为其他瓮城实例所罕见。黑龙江省伊春市之金代故城，平面为椭圆形，于东南、西南隅各开一门，门内均建矩形平面之瓮城一区。
元代早期城市如上都（位于内蒙锡林格勒盟正蓝旗黄旗大营子东），其外，内城亦建有矩形或半圆形瓮城。矩形者门正对主城门，半圆形者屈曲开门，似依前述宋代之制。元世祖忽必烈所建之元大都（今北京北城），肇创时未建瓮城，及至元末农民起义，方于各门处仓促建造。1969年修筑北京地下铁道，在拆除西直门明代箭楼时，无意中发现被包砌在内之元代瓮城垣及门道，为今日所知唯一元代瓮城遗物，惜因工期急迫，致被全部拆除。
明代仍多使用瓮城，如明初南京聚宝门瓮城，其制度似仿北宋汴京者，俱见前述。及迁都北京，各城门仍建瓮城，至清代依然保存，依乾隆时之《京城全图》，知清中叶时各瓮城之设置状况。总的说来，仍依照宋代以来之布置原则，即瓮城平面分为矩形与半圆形两类，前者置于主要城门外，主城门与瓮城门同在一直道上。次要城门前置半圆形瓮城，其间城门与道路曲折相通，即瓮城门辟于侧面，但又与邻近之另一瓮城门遥相呼应。如内城（北城）东墙北端之东直门瓮城，其门开于南壁。而东墙南端之朝阳门瓮城，其门则开于北壁。内城南墙正中之正阳门，为北京内城之正门，其瓮城面积较他门为大，并开门三处。南壁中央之门与正阳门直通，供皇帝御车行驶。东、西壁各开一门，供人众日常生活交通出入。此外，各瓮城正对都门之一面，均建有砖砌箭楼一座。各楼对外及两侧墙面上，均开方形射孔四列，以增加防守时之杀伤力。此项设施，亦为前代所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