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鸟朝凤》制片人方励的一跪，看来确实是挽票房于惨淡，但其将《百鸟朝凤》一片的境遇扩展到整个“文艺片”，将“文艺片”和“商业片”对立的意旨，引发了新一轮的讨论。
在这些讨论汇聚形成一个文化事件后，《百鸟朝凤》内外所折射的现象已经远远超越了电影本身。在这种情况下，5月24日，《探索与争鸣》杂志编辑部与上海大学电影产业与中国股市创新研究基地共同邀请了来自文艺评论界、社会学界、影视专业等不同专业和背景的专家学者，就电影内外所呈现出的文化意涵进行了探讨。
毛时安：艺术家的失败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带着对同代人很大的同情和理解进入到电影，而且他自认为是一个非常容易动感情的观众，但对于《百鸟朝凤》，他能收获的就是审美的尴尬。
所以《百鸟朝凤》需要下跪，不是商业片的挤压，也不是观众的冷漠，在毛时安看来，只是艺术家的失败。
毛时安说，从一开始他就觉得这部电影的艺术语言非常的做作，比如天鸣的父亲摔了一跤，然后上去递烟的场景。而愈到后来，毛时安越觉得电影力所不逮：“它要反映一种文化的悲哀，文化的落寞，结果还是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来面对一个发展的世界。”
在这次由《百鸟朝凤》引起的诸多话题中，艺术电影再次成为议论的中心，有评论认为艺术电影的自我封闭性，成为认定艺术电影导演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不向市场妥协的一种符号。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曲景春却不这么认为，她觉得艺术电影观念的形成，是上世纪20年代法国一群以精英自居的电影艺术家，故意抬高电影，并拒绝电影的大众身份而人为地制造了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的区分。而后各种批评家们也对这一区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人们以为商业电影就是低俗的、不走心的，重视票房而强调感觉和感官的刺激，而艺术电影则是高雅的、理智的，注重心灵和思考的。这种划分在进行文艺批评时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但却掩盖了两者内在的一致性和相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