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派丽达做代表去出席一个县的团代表大会，并让保尔协助她工作。车站很挤，于是由保尔先挤进车厢，然后打开车窗，把丽达从窗口拉进去。城市里正在酝酿一场暴乱。这天夜里，朱赫来领导三百名同志平息了暴乱。
索洛缅卡大队损失了五个人，肃反委员会牺牲了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同一天夜里，在舍佩托夫卡逮捕了瓦西里神甫、他的两个女儿以及他们的全部同伙，一场风暴平息了。但铁路运输马上就要瘫痪了。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粮食和木柴。
创作背景
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和斯大林政治经济体制的确立，在文艺界也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局面。斯大林时期的国家用“一统化“思想教育青少年，尤其重视文学艺术在培养青少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中的重要作用，斯大林要求文学作品要“追求直接的宣传目的“，许多作品的写作目的就是为了向青年灌输“共产主义理想“。
官方强调文学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文学艺术要完成这种教育功能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塑造体现社会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英雄人物。这一时期，苏联文学的主题是歌颂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歌颂党和领袖，塑造苏维埃新人的光辉形象，苏联文学的任务就是根据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创造出一个绝对信仰共产主义的人物并把他描绘得真实可信。
奥斯特洛夫斯基响应官方的号召开始撰写《钢铁》，保尔朴素的阶级感情、狂热的献身精神、对共产主义的美好憧憬和对领袖的绝对服从正是斯大林推行其路线所需要的。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12-16
阿尔焦姆住在他老婆斯捷莎的娘家，斯捷莎年纪不大，长得很丑。她家是贫穷的农
民。有一天，保尔顺路去看阿尔焦姆。在肮脏的小院子里，有一个邋遢的斜眼小男孩在
跑着玩。
他一看见保尔，就毫不客气地用小眼睛瞪着他，一面专心致志地抠鼻子，一面问：
“你要干什么？是来偷东西的吧？最好快走，我妈妈可厉害啦！”
这时，破旧的矮木房的小窗户打开了，阿尔焦姆在叫他：“进来吧，保夫鲁沙！”
一个脸黄得像羊皮纸的老太婆，手里拿着火叉子，在灶边忙着。她冷冷地瞧了保尔
一眼，让保尔走过去，接着把锅勺敲得丁当乱响。
两个留短辫子的大女孩，急忙爬到炉炕上，像没有见过世面的野蛮人，好奇地探头
打量着客人。
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有点难为情。他的婚事，母亲和保尔都不赞成。他是个血统
工人，不知道为什么竟跟相处了三年的石匠女儿、美丽的被服厂女工加莉娜断绝了关系，
同难看的斯捷莎结了婚，入赘到这个没有男劳动力的五口之家。
每天从机车库下工以后，他的全部精力都花在犁杖上，重整那份衰败的家业。
阿尔焦姆知道，保尔不赞成他，曾说他投入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怀抱，因
此，他观察着弟弟，看他对这里的一切有什么反应。
兄弟俩坐了一会儿，说了一阵见面时常说的那些没有什么意思的寒暄话，保尔就要
起身告辞。阿尔焦姆不让他走。
“等一等，跟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吧，斯捷莎这就拿牛奶来。
这么说，你明天就要走？你身体还很弱呢，保尔。”
斯捷莎走进房里，同保尔打过招呼，就叫阿尔焦姆到打谷场帮她搬东西。屋子里就
剩下保尔和那个不爱答理人的老太婆了。窗外传来了教堂的钟声，老太婆放下火叉子，
不满意地嘟哝着：“啊！我主耶稣，我成天忙这些鬼事情，连祷告都没工夫了！”她摘
下脖子上的披巾，斜眼看着客人，走到屋子的一个角落，那里挂着年久发黑、面带愁容
的圣像。她捏着三个瘦骨嶙峋的手指，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她嚅动着干瘪的嘴唇，小声说。
院子里，小男孩一下子骑到一只耷拉着大耳朵的黑猪身上。他双手紧紧抓住猪鬃，
两只赤脚拼命踢它，高声吆喝着，弄得那只猪团团打转，哼哼乱叫。
“驾！驾！走啊，开步走！吁！别胡闹！”
猪驮着孩子满院乱跑，想把他甩下来，可是那个斜眼的调皮鬼却骑得很稳当。
老太婆停止了祈祷，把头探出窗外，喊道：“我叫你骑，摔不死你！快下来，你怎
么不瘟死呢！给我滚开！你这小疯子。”
那只猪到底把骑手甩下来了。老太婆满意了，她又回到圣像跟前，做出满脸虔诚的
样子，继续祈祷：“愿你的国降临……”
男孩哭哭啼啼，满脸泪痕，走到门口，用袖子揩着摔伤的鼻子，疼得哼哼唧唧地喊：
“妈妈呀——我要奶渣饺子！”
老太婆转过身来，恶狠狠地骂道：“你这个斜眼鬼，连祷告也不让我做。狗崽子，
我这就让你吃个够！……”说着，就从凳子上抓起一根皮鞭。男孩立刻跑得无影无踪了。
那两个女孩子在炉灶后面扑哧一声，偷偷地笑了。
老太婆又第三次去祈祷。
保尔没有等哥哥回来，就站起身来走了。他关栅栏门的时候，看见老太婆从靠边的
小窗户探出头来。她在监视他。
“什么鬼迷住了哥哥的心窍，把他勾引到这儿来了？现在他到死也摆脱不掉了。斯
捷莎每年给他生一个孩子，他会像甲虫掉在粪堆里，越陷越深，弄不好连机车库的工作
也会丢掉。可我原来还想吸引他参加政治活动呢。”保尔走在小城阒无人迹的街道上，
悒悒不乐地想。
但是，他想到明天就要离开这里，回到那个大城市去，那里有他的朋友和心爱的人
们，他又高兴了。那个大城市的雄伟的景象，蓬勃的生气，川流不息的人群，电车的轰
隆声，汽车的喇叭声都使他为之神往。然而最吸引他的，还是那些巨大的石头厂房和熏
黑了的车间，机器，还有那滑轮的轻微的沙沙声。他向往那巨轮飞速旋转、空气中散发
着机油气味的地方，向往那已经习惯了的一切。可是在这里，在这个僻静的小城里，保
尔漫步街头，心里却有一种难言的怅惘。难怪保尔觉得这个小城变得陌生和无聊了。连
白天出去散散步，都会惹得人心里不痛快。比如说，当他从那些坐在台阶上闲扯的长舌
妇跟前走过的时候，常常听到她们急促地这样议论：“瞧，姐妹们，哪儿来的这么个丑
八怪？”
“看样子，是个痨病鬼。”
“那件皮上衣倒挺阔气，准是偷来的……”
还有许多诸如此类令人厌恶的事情。
他跟这些早就一刀两断，对他来说，那个大城市变得更亲切、更可爱了。那里有朝
气蓬勃、意志坚强的阶级弟兄，有劳动。
保尔不知不觉走到松林跟前，在岔路口停住了。右边是阴森森的老监狱，有一道高
高的尖头木栅栏，把它和松林隔开。监狱后面是医院的白色楼房。
就是在这里，在这空旷的广场上，瓦莉亚和她的同志们被绞死了。保尔在原来设置
绞架的地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向陡坡，顺坡下去，到了埋葬烈士的墓地。
不知道是哪个有心人，在坟墓周围摆上了用云杉枝编的花圈，像给这块小小的墓地
修了一道绿色的围墙。陡坡上挺拔的松树高高矗立，峡谷的斜坡上绿草如茵。
这里是小城的边缘，寂静而冷清。松林在低语，春天的大地在复苏，散发着潮湿的
泥土气息。同志们就是在这里英勇就义的。他们为那些出生即贫贱、落地便为奴的人能
过上美好的生活，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保尔慢慢地摘下了帽子。悲痛，巨大的悲痛，充满了他的心。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
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
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要抓
紧时间赶快生活，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疾病，或者一个意外的悲惨事件，都会使生命中
断。
保尔怀着这样的思想，离开了烈士墓。
家里，母亲在给儿子收拾出门的行装，她很难过。保尔看着妈妈，发现她在偷偷地
流泪。
“保夫鲁沙，你别走啦，行吗？我岁数大了，孤零零的一个人过日子多难受啊。不
管养多少孩子，一长大就都飞了。那个城市有什么可留恋的呢？这儿一样可以过日子嘛。
是不是看中了哪个短尾巴的小鹌鹑了？唉！你们什么也不跟我这个老太婆说。阿尔焦姆
成亲，一句话也没说。你呢，更不用说了。总要等你们生病了，受伤了，我才能见到你
们。”妈妈一面低声诉说着，一面把儿子的几件简单衣物装到一个干净的布袋里。
保尔抱住母亲的肩膀，把她拉到自己怀里。
“好妈妈，那儿没有什么鹌鹑！你老人家不知道吗？只有鹌鹑才找鹌鹑做伴。照你
那么说，我不也成鹌鹑了吗？”
他的话把母亲逗得笑起来。
“妈妈，我发过誓，只要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还没消灭光，我就不找姑娘谈情说爱。
什么，你说要等很久？不，妈妈，资产阶级的日子长不了啦……一个人民大众的共和国
就要建立起来，将来你们这些劳动了一辈子的老头老太太，都送到意大利去养老。那个
国家可暖和了，就在海边上。那儿根本没有冬天，妈妈。我们把你们安顿在资本家住过
的宫殿里，让你们在温暖的阳光底下晒晒老骨头。我们再到美洲去消灭资产阶级。”
“孩子，你说的那种好日子，我是活不到了……你爷爷就是这个样子，脾气特别古
怪。他是个水兵，可是真像个土匪，愿上帝饶恕我这么说！那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打仗，
回到家里，只剩了一只胳膊一条腿。胸口倒是戴上了两个十字奖章，还有挂在丝带上的
两个五十戈比银币，可是到后来老头还是穷死了。他性格可倔强了。有一回他用拐棍敲
了一个官老爷的脑袋，为这事蹲了差不多一年大牢。十字奖章也没帮上忙，人家照样把
他关了起来。我看你呀，跟你爷爷一模一样……”
“怎么啦？妈妈，咱们这回分别，干吗要弄得愁眉苦脸的呢？把手风琴给我，我已
经好久没拉了。”
他低下头，俯在那排珠母做的琴键上，奏出的新鲜音调使母亲感到惊奇。
他的演奏和过去不一样了。不再有那种轻飘大胆的旋律和豪放不羁的花腔，也不再
有曾使这个青年手风琴手闻名全城的、令人如醉如痴的奔放情调。现在他奏得更和谐，
仍然有力量，比过去深沉多了。
保尔独自到了车站。
他劝母亲留在家里，免得她在送别的时候又伤心流泪。
人们争先恐后地挤进了车厢。保尔占了一个上铺，他坐在上面，看着下面过道上吵
嚷的激动的人群。
还是和以前一样，人们拖上来很多口袋，拼命往座位底下塞。
列车开动之后，大家才静下来，并且照老习惯办事，狼吞虎咽地吃起东西来。
保尔很快就睡着了。
保尔要去的第一所房子，坐落在市中心，在克列夏季克大街。他慢慢蹬着台阶走上
天桥。周围的一切都是熟悉的，一点也没有变。他在天桥上走着，一只手轻轻地抚摩着
光滑的栏杆。快要往下走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天桥上一个人也没有。在深不可测
的高空，展现出宏伟壮观的夜景，令人看得入迷。黑暗给地平线盖上了墨色的天鹅绒，
无数星星在燃烧，恰似磷火闪闪发光。下面，在天地隐约相接的地方，是万家灯火，夜
色中露出一座城市……
有几个人迎着保尔走上桥来。他们激烈地争论着，打破了黑夜的寂静。保尔不再去
看城市的灯火，开始走下桥去。
保尔到了克列夏季克大街军区特勤部，传达室值班的警卫队长告诉他，朱赫来早就
不在本市了。
他提出许多问题来盘问保尔，直到弄清楚这个年轻人确实是朱赫来的熟人，才告诉
他，朱赫来两个月以前调到塔什干去了，在土耳其斯坦前线工作。保尔非常失望，他甚
至没有再详细打听，就默默地转身走了出来。疲倦突然向他袭来，他只好在门口的台阶
上坐一会儿。
一辆电车开过去，街上充满了轰隆轰隆的声音。人行道上是不尽的人流。多么热闹
的城市啊：一会儿是妇女们幸福的欢笑声，一会儿是男人们低沉的交谈声，一会儿是年
轻人高亢的说笑声，一会儿是老年人沙哑的咳嗽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脚步都是那
样匆忙。电车上灯火通明，汽车前灯射出耀眼的光芒，隔壁电影院的广告周围，电灯照
耀得如同一片火光。到处是人，整条街上都是不绝的人声。这就是大城市的夜晚。
大街上的喧嚷和繁忙多少减轻了他因为朱赫来的离去而产生的惆怅。但是，上哪里
去呢？往回走，到索洛缅卡去吗——那里倒有不少朋友，就是太远了。离这里不远是大
学环路，那里的一所房子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眼前。他现在当然应该到那里去。本来嘛，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民。有一天，保尔顺路去看阿尔焦姆。在肮脏的小院子里，有一个邋遢的斜眼小男孩在
跑着玩。
他一看见保尔，就毫不客气地用小眼睛瞪着他，一面专心致志地抠鼻子，一面问：
“你要干什么？是来偷东西的吧？最好快走，我妈妈可厉害啦！”
这时，破旧的矮木房的小窗户打开了，阿尔焦姆在叫他：“进来吧，保夫鲁沙！”
一个脸黄得像羊皮纸的老太婆，手里拿着火叉子，在灶边忙着。她冷冷地瞧了保尔
一眼，让保尔走过去，接着把锅勺敲得丁当乱响。
两个留短辫子的大女孩，急忙爬到炉炕上，像没有见过世面的野蛮人，好奇地探头
打量着客人。
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有点难为情。他的婚事，母亲和保尔都不赞成。他是个血统
工人，不知道为什么竟跟相处了三年的石匠女儿、美丽的被服厂女工加莉娜断绝了关系，
同难看的斯捷莎结了婚，入赘到这个没有男劳动力的五口之家。
每天从机车库下工以后，他的全部精力都花在犁杖上，重整那份衰败的家业。
阿尔焦姆知道，保尔不赞成他，曾说他投入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怀抱，因
此，他观察着弟弟，看他对这里的一切有什么反应。
兄弟俩坐了一会儿，说了一阵见面时常说的那些没有什么意思的寒暄话，保尔就要
起身告辞。阿尔焦姆不让他走。
“等一等，跟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吧，斯捷莎这就拿牛奶来。
这么说，你明天就要走？你身体还很弱呢，保尔。”
斯捷莎走进房里，同保尔打过招呼，就叫阿尔焦姆到打谷场帮她搬东西。屋子里就
剩下保尔和那个不爱答理人的老太婆了。窗外传来了教堂的钟声，老太婆放下火叉子，
不满意地嘟哝着：“啊！我主耶稣，我成天忙这些鬼事情，连祷告都没工夫了！”她摘
下脖子上的披巾，斜眼看着客人，走到屋子的一个角落，那里挂着年久发黑、面带愁容
的圣像。她捏着三个瘦骨嶙峋的手指，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她嚅动着干瘪的嘴唇，小声说。
院子里，小男孩一下子骑到一只耷拉着大耳朵的黑猪身上。他双手紧紧抓住猪鬃，
两只赤脚拼命踢它，高声吆喝着，弄得那只猪团团打转，哼哼乱叫。
“驾！驾！走啊，开步走！吁！别胡闹！”
猪驮着孩子满院乱跑，想把他甩下来，可是那个斜眼的调皮鬼却骑得很稳当。
老太婆停止了祈祷，把头探出窗外，喊道：“我叫你骑，摔不死你！快下来，你怎
么不瘟死呢！给我滚开！你这小疯子。”
那只猪到底把骑手甩下来了。老太婆满意了，她又回到圣像跟前，做出满脸虔诚的
样子，继续祈祷：“愿你的国降临……”
男孩哭哭啼啼，满脸泪痕，走到门口，用袖子揩着摔伤的鼻子，疼得哼哼唧唧地喊：
“妈妈呀——我要奶渣饺子！”
老太婆转过身来，恶狠狠地骂道：“你这个斜眼鬼，连祷告也不让我做。狗崽子，
我这就让你吃个够！……”说着，就从凳子上抓起一根皮鞭。男孩立刻跑得无影无踪了。
那两个女孩子在炉灶后面扑哧一声，偷偷地笑了。
老太婆又第三次去祈祷。
保尔没有等哥哥回来，就站起身来走了。他关栅栏门的时候，看见老太婆从靠边的
小窗户探出头来。她在监视他。
“什么鬼迷住了哥哥的心窍，把他勾引到这儿来了？现在他到死也摆脱不掉了。斯
捷莎每年给他生一个孩子，他会像甲虫掉在粪堆里，越陷越深，弄不好连机车库的工作
也会丢掉。可我原来还想吸引他参加政治活动呢。”保尔走在小城阒无人迹的街道上，
悒悒不乐地想。
但是，他想到明天就要离开这里，回到那个大城市去，那里有他的朋友和心爱的人
们，他又高兴了。那个大城市的雄伟的景象，蓬勃的生气，川流不息的人群，电车的轰
隆声，汽车的喇叭声都使他为之神往。然而最吸引他的，还是那些巨大的石头厂房和熏
黑了的车间，机器，还有那滑轮的轻微的沙沙声。他向往那巨轮飞速旋转、空气中散发
着机油气味的地方，向往那已经习惯了的一切。可是在这里，在这个僻静的小城里，保
尔漫步街头，心里却有一种难言的怅惘。难怪保尔觉得这个小城变得陌生和无聊了。连
白天出去散散步，都会惹得人心里不痛快。比如说，当他从那些坐在台阶上闲扯的长舌
妇跟前走过的时候，常常听到她们急促地这样议论：“瞧，姐妹们，哪儿来的这么个丑
八怪？”
“看样子，是个痨病鬼。”
“那件皮上衣倒挺阔气，准是偷来的……”
还有许多诸如此类令人厌恶的事情。
他跟这些早就一刀两断，对他来说，那个大城市变得更亲切、更可爱了。那里有朝
气蓬勃、意志坚强的阶级弟兄，有劳动。
保尔不知不觉走到松林跟前，在岔路口停住了。右边是阴森森的老监狱，有一道高
高的尖头木栅栏，把它和松林隔开。监狱后面是医院的白色楼房。
就是在这里，在这空旷的广场上，瓦莉亚和她的同志们被绞死了。保尔在原来设置
绞架的地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向陡坡，顺坡下去，到了埋葬烈士的墓地。
不知道是哪个有心人，在坟墓周围摆上了用云杉枝编的花圈，像给这块小小的墓地
修了一道绿色的围墙。陡坡上挺拔的松树高高矗立，峡谷的斜坡上绿草如茵。
这里是小城的边缘，寂静而冷清。松林在低语，春天的大地在复苏，散发着潮湿的
泥土气息。同志们就是在这里英勇就义的。他们为那些出生即贫贱、落地便为奴的人能
过上美好的生活，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保尔慢慢地摘下了帽子。悲痛，巨大的悲痛，充满了他的心。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
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
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要抓
紧时间赶快生活，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疾病，或者一个意外的悲惨事件，都会使生命中
断。
保尔怀着这样的思想，离开了烈士墓。
家里，母亲在给儿子收拾出门的行装，她很难过。保尔看着妈妈，发现她在偷偷地
流泪。
“保夫鲁沙，你别走啦，行吗？我岁数大了，孤零零的一个人过日子多难受啊。不
管养多少孩子，一长大就都飞了。那个城市有什么可留恋的呢？这儿一样可以过日子嘛。
是不是看中了哪个短尾巴的小鹌鹑了？唉！你们什么也不跟我这个老太婆说。阿尔焦姆
成亲，一句话也没说。你呢，更不用说了。总要等你们生病了，受伤了，我才能见到你
们。”妈妈一面低声诉说着，一面把儿子的几件简单衣物装到一个干净的布袋里。
保尔抱住母亲的肩膀，把她拉到自己怀里。
“好妈妈，那儿没有什么鹌鹑！你老人家不知道吗？只有鹌鹑才找鹌鹑做伴。照你
那么说，我不也成鹌鹑了吗？”
他的话把母亲逗得笑起来。
“妈妈，我发过誓，只要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还没消灭光，我就不找姑娘谈情说爱。
什么，你说要等很久？不，妈妈，资产阶级的日子长不了啦……一个人民大众的共和国
就要建立起来，将来你们这些劳动了一辈子的老头老太太，都送到意大利去养老。那个
国家可暖和了，就在海边上。那儿根本没有冬天，妈妈。我们把你们安顿在资本家住过
的宫殿里，让你们在温暖的阳光底下晒晒老骨头。我们再到美洲去消灭资产阶级。”
“孩子，你说的那种好日子，我是活不到了……你爷爷就是这个样子，脾气特别古
怪。他是个水兵，可是真像个土匪，愿上帝饶恕我这么说！那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打仗，
回到家里，只剩了一只胳膊一条腿。胸口倒是戴上了两个十字奖章，还有挂在丝带上的
两个五十戈比银币，可是到后来老头还是穷死了。他性格可倔强了。有一回他用拐棍敲
了一个官老爷的脑袋，为这事蹲了差不多一年大牢。十字奖章也没帮上忙，人家照样把
他关了起来。我看你呀，跟你爷爷一模一样……”
“怎么啦？妈妈，咱们这回分别，干吗要弄得愁眉苦脸的呢？把手风琴给我，我已
经好久没拉了。”
他低下头，俯在那排珠母做的琴键上，奏出的新鲜音调使母亲感到惊奇。
他的演奏和过去不一样了。不再有那种轻飘大胆的旋律和豪放不羁的花腔，也不再
有曾使这个青年手风琴手闻名全城的、令人如醉如痴的奔放情调。现在他奏得更和谐，
仍然有力量，比过去深沉多了。
保尔独自到了车站。
他劝母亲留在家里，免得她在送别的时候又伤心流泪。
人们争先恐后地挤进了车厢。保尔占了一个上铺，他坐在上面，看着下面过道上吵
嚷的激动的人群。
还是和以前一样，人们拖上来很多口袋，拼命往座位底下塞。
列车开动之后，大家才静下来，并且照老习惯办事，狼吞虎咽地吃起东西来。
保尔很快就睡着了。
保尔要去的第一所房子，坐落在市中心，在克列夏季克大街。他慢慢蹬着台阶走上
天桥。周围的一切都是熟悉的，一点也没有变。他在天桥上走着，一只手轻轻地抚摩着
光滑的栏杆。快要往下走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天桥上一个人也没有。在深不可测
的高空，展现出宏伟壮观的夜景，令人看得入迷。黑暗给地平线盖上了墨色的天鹅绒，
无数星星在燃烧，恰似磷火闪闪发光。下面，在天地隐约相接的地方，是万家灯火，夜
色中露出一座城市……
有几个人迎着保尔走上桥来。他们激烈地争论着，打破了黑夜的寂静。保尔不再去
看城市的灯火，开始走下桥去。
保尔到了克列夏季克大街军区特勤部，传达室值班的警卫队长告诉他，朱赫来早就
不在本市了。
他提出许多问题来盘问保尔，直到弄清楚这个年轻人确实是朱赫来的熟人，才告诉
他，朱赫来两个月以前调到塔什干去了，在土耳其斯坦前线工作。保尔非常失望，他甚
至没有再详细打听，就默默地转身走了出来。疲倦突然向他袭来，他只好在门口的台阶
上坐一会儿。
一辆电车开过去，街上充满了轰隆轰隆的声音。人行道上是不尽的人流。多么热闹
的城市啊：一会儿是妇女们幸福的欢笑声，一会儿是男人们低沉的交谈声，一会儿是年
轻人高亢的说笑声，一会儿是老年人沙哑的咳嗽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脚步都是那
样匆忙。电车上灯火通明，汽车前灯射出耀眼的光芒，隔壁电影院的广告周围，电灯照
耀得如同一片火光。到处是人，整条街上都是不绝的人声。这就是大城市的夜晚。
大街上的喧嚷和繁忙多少减轻了他因为朱赫来的离去而产生的惆怅。但是，上哪里
去呢？往回走，到索洛缅卡去吗——那里倒有不少朋友，就是太远了。离这里不远是大
学环路，那里的一所房子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眼前。他现在当然应该到那里去。本来嘛，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08-12-25
保尔和达雅到了莫斯科，在一个机关的档案库里住了几天。这个机关的首长又帮助保尔住进了一所专科医院。
现在保尔才明白，当一个人身体健康，充满青春活力的时候，坚强是比较简单和容易做到的事，只有生活像铁环那样把你紧紧箍住的时候，坚强才是光荣的业绩。
从保尔住进档案库那个晚上到现在，已经一年半了。这十八个月里他遭受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
在医院里，阿韦尔巴赫教授坦率地告诉保尔，恢复视力是不可能的。如果将来有一天炎症能够消失，可以试着给他做做瞳孔手术。建议他目前先进行外科治疗，消除炎症。
他们征求保尔的意见，保尔表示，只要医生认为是必要的，他都同意。
当保尔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刀割开颈部，切除一侧甲状旁腺的时候，死神的黑翅膀曾经先后三次触到他身上。然而，保尔的生命力十分顽强。达雅在外面提心吊胆地守候，手术过后，她看见丈夫虽然像死人一样惨白，但是仍然很有生气，并且像平常一样，温柔而安详。
“你放心好了，小姑娘。要我进棺材不那么容易。我还要活下去，而且要大干一场，偏要跟那些医学权威的结论捣捣乱。他们对我的病情做的诊断都正确，但是硬说我已经百分之百地丧失了劳动力，那是完全错误的。咱们还是走着瞧吧。”
保尔坚定地选择了一条道路，决心通过这条道路回到新生活建设者的行列。
冬天过去了，春天推开了紧闭着的窗户。失血过多的保尔挺过了最后一次手术，他觉得医院里再也呆不下去了。十几个月来，看的是周围人们的种种痛苦，听的是垂死病人的呻吟和哀号，这比忍受自身的病痛还要困难得多。
医生建议他再做一次手术，他冷冷地一口拒绝说：“算了，我做够了。我已经把一部分血献给了科学，剩下的留给我做别的用吧。”
当天，保尔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请中央委员会帮助他在莫斯科安下家来，因为他的妻子就在这里工作，而且他再流浪下去也没有好处。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向党请求帮助。
莫斯科市苏维埃收到他的信以后，拨给他一个房间。于是他离开了医院，唯一的希望是永远不再回到这里来。
房子在克鲁泡特金大街一条僻静的胡同里，很简陋，但是在保尔看来，这已经是最高的享受了。夜间醒来的时候，他常常不能相信，他已经离开了医院，而且离得远远的了。
达雅已经转为正式党员。她顽强地工作着，尽管个人生活中有那么大的不幸，她并没有落在其他突击手的后面。群众对这个沉默寡言的女工表示了很大的信任，选举她当了厂委会的委员。保尔为妻子成了布尔什维克而感到自豪，这大大减轻了他的痛苦。
有一次巴扎诺娃到莫斯科出差，前来探望保尔。他们谈了很久。保尔热情洋溢地告诉她，他选择了一条道路，不久的将来就可以重新回到战士的行列。
巴扎诺娃注意到保尔两鬓已经出现了白发，她低声对他说：“我看得出，您是经受了不少痛苦。您仍然没有失去那永不熄灭的热情。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呢？您做了五年准备，现在您决定动笔了，这很好。不过，您怎么写呢？”
保尔笑了笑，安慰她说：“明天他们给我送一块有格的板子来，是用硬纸板刻出来的。没有这东西我没法写。写写就会串行。我琢磨了好长时间，才想出这么个办法——在硬纸板上刻出一条条空格，写的时候，铅笔就不会出格了。看不见所写的东西，写起来当然挺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有好长一段时间怎么也写不好，现在我慢慢写，每个字母都仔细写，结果相当不错。”
保尔开始工作了。
他打算写一部中篇小说，描写科托夫斯基的英勇的骑兵师，书名不用考虑就出来了：《暴风雨的儿女》。
从这天起，保尔把全部精力投入了这本书的创作。他缓慢地写了一行又一行，写了一页又一页。他忘记了一切，完全被人物的形象迷住了，他第一次尝到了创作的痛苦，那些鲜明难忘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却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写出的东西苍白无力，缺少火一般的激情。
已经写好的东西，他必须逐字逐句地记住，否则，线索一断，工作就会停顿。母亲惴惴不安地注视着儿子的工作。
写作过程中，保尔往往要凭记忆整页整页地，甚至整章整章地背诵，母亲有时觉得他好像疯了。儿子写作的时候，她不敢走近他，只有乘着替他把落在地上的手稿拣起来的机会，才胆怯地说：“你干点别的不好吗，保夫鲁沙？哪有你这样的，写起来就没完没了……”
对母亲的担心，他总是会心地笑一笑，并且告诉老人家，他还没有到完全“发疯”的程度。
小说已经写完了三章。保尔把它寄到敖德萨，给科托夫斯基师的老战友们看，征求他们的意见。他很快就收到了回信，大家都称赞他的小说写得好。但是原稿在寄回来的途中被邮局丢失了。六个月的心血白费了。这对保尔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非常懊悔没有复制一份，而把唯一的一份手稿寄出去了。他把邮件丢失的事告诉了列杰尼奥夫。
“你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呢？别生气了，现在骂也没用了。重新开始吧。”
“哪能不气愤呢，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六个月心血的结晶一下子给偷去了。我每天都要紧张地劳动八个小时啊！这帮寄生虫，真该死！”
列杰尼奥夫极力安慰他。
一切不得不重新开始。列杰尼奥夫给他弄到一些纸，帮助他把写好的稿子用打字机打出来。一个半月之后，第一章又脱稿了。
跟保尔住一套房间的是一家姓阿列克谢耶夫的。他家的大儿子亚历山大是本市一个区的团委书记。亚历山大有一个十八岁的妹妹，叫加莉亚，已经在工厂的工人学校毕业了。这是个朝气蓬勃的姑娘。保尔让母亲跟她商量，看她是不是愿意帮助他，做他的“秘书”。加莉亚非常高兴地答应了，满脸笑容，热情地走了过来。她听说保尔正在写一部小说，就说：“柯察金同志，我非常愿意帮助您。这跟给我爸爸写枯燥的住宅卫生条例完全不一样。”
从这天起，写作就以加倍的速度向前进行了。一个月的工夫写了那么多，连保尔也感到惊讶。加莉亚深切地同情保尔，积极主动地帮助他工作。她的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着，遇到特别喜爱的地方，她总要反复念上几遍，并且感到由衷的高兴。在这所房子里，几乎只有她一个人相信保尔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其余的人都认为保尔是白费劲，只是因为什么也不能干了，又闲不住，才找点事来打发日子。
因公外出的列杰尼奥夫回到了莫斯科，他读了小说的头几章以后，说：“坚持干下去，朋友！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还有更大的喜悦在等待着你，保尔同志。我坚信，你归队的理想很快就能实现。不要失去信心，孩子。”
这位老同志看到保尔精力十分充沛，满意地走了。
加莉亚经常来，她的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一行一行的字句，在不断地增加，追述着难忘的往事。每当保尔凝神深思，沉浸在回忆中的时候，加莉亚就看到他的睫毛在颤动，他的眼神随着思路的转换不断地变化，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的双目已经失明：你瞧，那对清澈无瑕的瞳孔是多么有生气啊。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加莉亚把记下来的东西念给保尔听，她发现保尔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时而皱起眉头。
“您干吗皱眉头呢，柯察金同志？不是写得挺好嘛！”
“不，加莉亚，写得不好。”
他认为写得不成功的地方，就亲自动手重写。有时候他实在忍受不了格子板的狭窄框框的束缚，就扔下不写了。他恨透了这夺去他视力的生活，盛怒之下常常把铅笔折断，把嘴唇咬得出血。
忧伤，以及常人的各种热烈的或者温柔的普通感情，几乎人人都可以自由抒发，唯独保尔没有这个权利，它们被永不松懈的意志禁锢着。但是工作越接近尾声，这些感情越经常地冲击他，力图摆脱意志的控制。要是他屈服于这些感情中的任何一种，听任它发作，就会发生悲惨的结局。
达雅常常深夜才从工厂回到家里，跟保尔的母亲小声交谈几句，就上床去睡了。
最后一章写成了。加莉亚花了几天时间把小说给保尔通读了一遍。
明天就要把书稿寄到列宁格勒，请州委文化宣传部审阅。
如果他们同意给这部小说开“出生证”，就会把它送交出版社，那么一来……
想到这里，他的心不安地跳动起来。那么一来……新的生活就要开始，这是多年紧张而顽强的劳动换来的啊。
书的命运决定着保尔的命运。如果书稿被彻底否定，那他的日子就到头了。如果失败是局部的，通过进一步加工还可以挽救，他一定会发起新的进攻。
母亲把沉甸甸的包裹送到了邮局。紧张的等待开始了。保尔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痛苦而焦急地等待过来信。
他从早班信盼到晚班信。列宁格勒一直没有回音。
出版社的沉默逐渐成为一种威胁。失败的预感一天比一天强烈，保尔意识到，一旦小说遭到无条件的拒绝，那也就是他的灭亡。那时，他就没法再活下去了。活下去也没有意义了。
此时此刻，郊区滨海公园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他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为了冲破铁环，重返战斗行列，使你的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你尽了一切努力了吗？”
每次的回答都是：“是的，看来是尽了一切努力了。”
好多天过去了，正当期待已经变得无法忍受的时候，同儿子一样焦虑的母亲一面往屋里跑，一面激动地喊道：“列宁格勒来信了！！！”
这是州委打来的电报。电报上只有简单几个字：
小说备受赞赏，即将出版，祝贺成功。
他的心欢腾地跳动起来。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铁环已经被砸碎，他拿起新的武器，重新回到战斗的行列，开始了新的生活。
现在保尔才明白，当一个人身体健康，充满青春活力的时候，坚强是比较简单和容易做到的事，只有生活像铁环那样把你紧紧箍住的时候，坚强才是光荣的业绩。
从保尔住进档案库那个晚上到现在，已经一年半了。这十八个月里他遭受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
在医院里，阿韦尔巴赫教授坦率地告诉保尔，恢复视力是不可能的。如果将来有一天炎症能够消失，可以试着给他做做瞳孔手术。建议他目前先进行外科治疗，消除炎症。
他们征求保尔的意见，保尔表示，只要医生认为是必要的，他都同意。
当保尔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刀割开颈部，切除一侧甲状旁腺的时候，死神的黑翅膀曾经先后三次触到他身上。然而，保尔的生命力十分顽强。达雅在外面提心吊胆地守候，手术过后，她看见丈夫虽然像死人一样惨白，但是仍然很有生气，并且像平常一样，温柔而安详。
“你放心好了，小姑娘。要我进棺材不那么容易。我还要活下去，而且要大干一场，偏要跟那些医学权威的结论捣捣乱。他们对我的病情做的诊断都正确，但是硬说我已经百分之百地丧失了劳动力，那是完全错误的。咱们还是走着瞧吧。”
保尔坚定地选择了一条道路，决心通过这条道路回到新生活建设者的行列。
冬天过去了，春天推开了紧闭着的窗户。失血过多的保尔挺过了最后一次手术，他觉得医院里再也呆不下去了。十几个月来，看的是周围人们的种种痛苦，听的是垂死病人的呻吟和哀号，这比忍受自身的病痛还要困难得多。
医生建议他再做一次手术，他冷冷地一口拒绝说：“算了，我做够了。我已经把一部分血献给了科学，剩下的留给我做别的用吧。”
当天，保尔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请中央委员会帮助他在莫斯科安下家来，因为他的妻子就在这里工作，而且他再流浪下去也没有好处。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向党请求帮助。
莫斯科市苏维埃收到他的信以后，拨给他一个房间。于是他离开了医院，唯一的希望是永远不再回到这里来。
房子在克鲁泡特金大街一条僻静的胡同里，很简陋，但是在保尔看来，这已经是最高的享受了。夜间醒来的时候，他常常不能相信，他已经离开了医院，而且离得远远的了。
达雅已经转为正式党员。她顽强地工作着，尽管个人生活中有那么大的不幸，她并没有落在其他突击手的后面。群众对这个沉默寡言的女工表示了很大的信任，选举她当了厂委会的委员。保尔为妻子成了布尔什维克而感到自豪，这大大减轻了他的痛苦。
有一次巴扎诺娃到莫斯科出差，前来探望保尔。他们谈了很久。保尔热情洋溢地告诉她，他选择了一条道路，不久的将来就可以重新回到战士的行列。
巴扎诺娃注意到保尔两鬓已经出现了白发，她低声对他说：“我看得出，您是经受了不少痛苦。您仍然没有失去那永不熄灭的热情。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呢？您做了五年准备，现在您决定动笔了，这很好。不过，您怎么写呢？”
保尔笑了笑，安慰她说：“明天他们给我送一块有格的板子来，是用硬纸板刻出来的。没有这东西我没法写。写写就会串行。我琢磨了好长时间，才想出这么个办法——在硬纸板上刻出一条条空格，写的时候，铅笔就不会出格了。看不见所写的东西，写起来当然挺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有好长一段时间怎么也写不好，现在我慢慢写，每个字母都仔细写，结果相当不错。”
保尔开始工作了。
他打算写一部中篇小说，描写科托夫斯基的英勇的骑兵师，书名不用考虑就出来了：《暴风雨的儿女》。
从这天起，保尔把全部精力投入了这本书的创作。他缓慢地写了一行又一行，写了一页又一页。他忘记了一切，完全被人物的形象迷住了，他第一次尝到了创作的痛苦，那些鲜明难忘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却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写出的东西苍白无力，缺少火一般的激情。
已经写好的东西，他必须逐字逐句地记住，否则，线索一断，工作就会停顿。母亲惴惴不安地注视着儿子的工作。
写作过程中，保尔往往要凭记忆整页整页地，甚至整章整章地背诵，母亲有时觉得他好像疯了。儿子写作的时候，她不敢走近他，只有乘着替他把落在地上的手稿拣起来的机会，才胆怯地说：“你干点别的不好吗，保夫鲁沙？哪有你这样的，写起来就没完没了……”
对母亲的担心，他总是会心地笑一笑，并且告诉老人家，他还没有到完全“发疯”的程度。
小说已经写完了三章。保尔把它寄到敖德萨，给科托夫斯基师的老战友们看，征求他们的意见。他很快就收到了回信，大家都称赞他的小说写得好。但是原稿在寄回来的途中被邮局丢失了。六个月的心血白费了。这对保尔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非常懊悔没有复制一份，而把唯一的一份手稿寄出去了。他把邮件丢失的事告诉了列杰尼奥夫。
“你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呢？别生气了，现在骂也没用了。重新开始吧。”
“哪能不气愤呢，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六个月心血的结晶一下子给偷去了。我每天都要紧张地劳动八个小时啊！这帮寄生虫，真该死！”
列杰尼奥夫极力安慰他。
一切不得不重新开始。列杰尼奥夫给他弄到一些纸，帮助他把写好的稿子用打字机打出来。一个半月之后，第一章又脱稿了。
跟保尔住一套房间的是一家姓阿列克谢耶夫的。他家的大儿子亚历山大是本市一个区的团委书记。亚历山大有一个十八岁的妹妹，叫加莉亚，已经在工厂的工人学校毕业了。这是个朝气蓬勃的姑娘。保尔让母亲跟她商量，看她是不是愿意帮助他，做他的“秘书”。加莉亚非常高兴地答应了，满脸笑容，热情地走了过来。她听说保尔正在写一部小说，就说：“柯察金同志，我非常愿意帮助您。这跟给我爸爸写枯燥的住宅卫生条例完全不一样。”
从这天起，写作就以加倍的速度向前进行了。一个月的工夫写了那么多，连保尔也感到惊讶。加莉亚深切地同情保尔，积极主动地帮助他工作。她的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着，遇到特别喜爱的地方，她总要反复念上几遍，并且感到由衷的高兴。在这所房子里，几乎只有她一个人相信保尔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其余的人都认为保尔是白费劲，只是因为什么也不能干了，又闲不住，才找点事来打发日子。
因公外出的列杰尼奥夫回到了莫斯科，他读了小说的头几章以后，说：“坚持干下去，朋友！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还有更大的喜悦在等待着你，保尔同志。我坚信，你归队的理想很快就能实现。不要失去信心，孩子。”
这位老同志看到保尔精力十分充沛，满意地走了。
加莉亚经常来，她的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一行一行的字句，在不断地增加，追述着难忘的往事。每当保尔凝神深思，沉浸在回忆中的时候，加莉亚就看到他的睫毛在颤动，他的眼神随着思路的转换不断地变化，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的双目已经失明：你瞧，那对清澈无瑕的瞳孔是多么有生气啊。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加莉亚把记下来的东西念给保尔听，她发现保尔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时而皱起眉头。
“您干吗皱眉头呢，柯察金同志？不是写得挺好嘛！”
“不，加莉亚，写得不好。”
他认为写得不成功的地方，就亲自动手重写。有时候他实在忍受不了格子板的狭窄框框的束缚，就扔下不写了。他恨透了这夺去他视力的生活，盛怒之下常常把铅笔折断，把嘴唇咬得出血。
忧伤，以及常人的各种热烈的或者温柔的普通感情，几乎人人都可以自由抒发，唯独保尔没有这个权利，它们被永不松懈的意志禁锢着。但是工作越接近尾声，这些感情越经常地冲击他，力图摆脱意志的控制。要是他屈服于这些感情中的任何一种，听任它发作，就会发生悲惨的结局。
达雅常常深夜才从工厂回到家里，跟保尔的母亲小声交谈几句，就上床去睡了。
最后一章写成了。加莉亚花了几天时间把小说给保尔通读了一遍。
明天就要把书稿寄到列宁格勒，请州委文化宣传部审阅。
如果他们同意给这部小说开“出生证”，就会把它送交出版社，那么一来……
想到这里，他的心不安地跳动起来。那么一来……新的生活就要开始，这是多年紧张而顽强的劳动换来的啊。
书的命运决定着保尔的命运。如果书稿被彻底否定，那他的日子就到头了。如果失败是局部的，通过进一步加工还可以挽救，他一定会发起新的进攻。
母亲把沉甸甸的包裹送到了邮局。紧张的等待开始了。保尔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痛苦而焦急地等待过来信。
他从早班信盼到晚班信。列宁格勒一直没有回音。
出版社的沉默逐渐成为一种威胁。失败的预感一天比一天强烈，保尔意识到，一旦小说遭到无条件的拒绝，那也就是他的灭亡。那时，他就没法再活下去了。活下去也没有意义了。
此时此刻，郊区滨海公园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他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为了冲破铁环，重返战斗行列，使你的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你尽了一切努力了吗？”
每次的回答都是：“是的，看来是尽了一切努力了。”
好多天过去了，正当期待已经变得无法忍受的时候，同儿子一样焦虑的母亲一面往屋里跑，一面激动地喊道：“列宁格勒来信了！！！”
这是州委打来的电报。电报上只有简单几个字：
小说备受赞赏，即将出版，祝贺成功。
他的心欢腾地跳动起来。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铁环已经被砸碎，他拿起新的武器，重新回到战斗的行列，开始了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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