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出：“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7]。”1982年9 月邓小平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8]。”1984年10月，邓小平又一次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取得成功的。最近通过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8]。”
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但是马列主义的传入和传播并不意味着中国革命面临的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批评和抛弃了“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思想，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革命家的智慧，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发展道路，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发展道路理论。
首先，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如何对待农民，是中国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1]。”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农民运动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2]。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3]。”“中国的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我们讲的人民主要就是农民[4]。”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强调说：“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5]。”其次，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国再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必须另辟新径。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开始了创建根据地的斗争。毛泽东深刻分析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完整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出工农武装割据，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基地，三者密切结合的思想。毛泽东认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2]。”最后，形成了完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已经得到全党的认可，相反，在党内仍然盛行着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思想，为此毛泽东批评了“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思想，科学地论述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3]。”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必须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把落后的农村造成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的敌人，借以在长期的斗争中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强调农村斗争并不是忽视城市斗争，必须正确处理农村斗争和城市斗争的关系，使它们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所犯严重错误主要有三：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些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损失。但这些错误都是在探索中发生的，失误原因也很复杂，要具体、细致地分析。
相关的历史概况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日夜思考的最大问题，就是加快建设速度，而且是加快、加快、再加快。为此，他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带领全国人民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作出了极大努力。但对如何才能加快这个问题没解决好，于是形成了这一段曲折又不失悲壮的历史。这段历史，从1955年下半年至1958年中期的冒进、“反冒进”、批评“反冒进”开始，经过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直到1958年至1960年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共历时五年。其间在理论与实践上，成功与挫折、正确与错误错综交织。但总的说，这次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的整个过程，由于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违背科学方法，不但造成人力、财力的极大浪费，而且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无论是当时的反“反冒进”也好，“大跃进”也好，尽管在客观上造成巨大失误，但都倾注着毛泽东强烈的尽快改变国家落后面貌、尽快超过欺侮过我们的西方国家、尽快使人民过上好日子的美好愿望。这个愿望并没有错。那么，错在哪里呢?
从根本上说，就错在对什么是真正的高速度、怎样达到高速度，缺乏正确认识，所以搞了三年脱离实际的高指标、高速度，严重违反经济建设规律，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后果。首先，“大跃进”运动从“全民炼钢”开始，以为只要钢产量翻一番就能把整个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本身就是缺乏经济科学依据的。其次，在如何才能把钢产量搞上去的问题上，又以为不惜工本、“土法上马”，就可以使钢产量一年间翻一番，这同样是不顾技术要求，缺乏科学依据的。再次，又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全国大规模展开，这种办法是不科学的。最后，过分夸大主观能动作用，从方法论来讲是不科学的。所以今天看来，以下教训值得总结：(1)指标要定在客观条件许可的高度，才是能实现的，因而才是真正的高速度。当时恰恰违背了这个原则，各项指标是主观规定的，以为高速度仅凭愿望即可实现，以为想多快就能多快，以为不这样想倒是错误的，是保守右倾。(2)按比例才能高速度，最优化的比例就是最适宜的速度。这方面的正面经验是“一五”时期，对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安排是合理的。而“大跃进”中的最大问题，就是国民经济的各项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如积累与消费、工业与农业、工业交通内部各行业之间、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等，比例都严重失调。这是对经济建设规律的严重违反。(3)切实搞好综合平衡才能高速度。这是经济工作中一个根本问题。本来，有计划按比例、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是党的八大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
“大跃进”恰恰违背了这个正确方针，反而把按综合平衡要求办事当作消极平衡来批判。(4)要稳定增长而不能大起大落。这是陈云反复强调的，前进的步子要稳，必须避免反复和大的马鞍形，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①但在反“反冒进”、“大跃进”、“反右倾”时期，违背了这一规律，结果受到惩罚。(5)要提高效率而不能拼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实现真正的高速度。“大跃进”也是反其道而行之，片面追求速度、产值、产量，却不惜工本、不计消耗，拼体力、拼设备、高消耗、低质量，不顾经济效率和效益。表面看来速度不低，实际上社会财富并未相应增加，人民所得实惠不多，国家损失很大。这样的高速度，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正如毛泽东所说：“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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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但是又可以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一个。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我们多次讲过，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现在还比较低，同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大的国家的地位不相称。我们建国三十五年来取得的成就是大的。但是中间经过一些波折，耽误了一些时间。最大的波折是“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这些波折，中国的面貌肯定不一样了。最近六年来，我们改变了过去一些“左”的政策。现在我们一心一意地搞经济建设。六年中，我们取得的成就超过了预想。看来，我们确定的在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八百美元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为了使中国发展起来，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是热爱和平的。
最近，我们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现在经济体制的改革重点在城市。城市的改革比农村的改革复杂得多。改革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小毛病，但是不要紧。再过三年五年，可以证明我们中央全会通过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按照决定所制定的方针走下去，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加快 。
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最近通过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今后我们可能还会犯错误。但是，第一不能犯大错误，第二发现不对就赶快改。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时谈话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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