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12-31
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弁言》的开端，写下一句令人触目惊心的话：“‘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如何理解他的这个论断？我以为，这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中国过去有“国学”之实，而无“国学”之名，“国学”其实是“五四”以后，面临“西学”的冲击而立名的。第二，按照西式的学科分类，学者可以从国学中抽绎出文学、史学、哲学来，待到抽绎完毕，钱先生担心“国学”也许就会自然解体。
我们认为，钱先生的这个说法前一半是对的，因为现今的国学概念，的确过去没有，无所师承。后一半的担心则是过虑了。经过几十年的学科分立实践，我们承认，学者确实可以从国学中抽绎出文学、史学、哲学来，但这种抽绎的结果，绝对不会是国学的解体，反而可能是国学的提升。如果处理好国学与文史哲学科的关系，那就不仅不会互相抵消，反而是可能相得益彰的。
在中国古代，“国学”本是国家一级学校的称谓。《周礼·春官·乐师》有云：“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也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国家级学校的称谓，历代有所变化。汉代称太学，晋代称国子学，北齐称国子寺，隋代称国子监，唐宋时则以国子监总管国子、太学、四门等学，元代设国子学，明、清两代设国子监，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开始设学部，国子监的称呼于是废止。清末佚名撰《西巡回銮始末》：“学堂之设，（光绪）二十四年业已议有章程：县设小学，府设中学，省设大学，循序递进，给照为凭；大学卒业学成，乃咨送京师国学，覆加课试，量才授官。所学皆实用，所取皆通才，而国家收得人之效矣。”可见，“国学”从周朝就有了，原来是国家级的贵族子弟学校，逐渐发展为国家的最高学府。优秀的庶民子弟也可进入国学，经过考试，量才授官。
作为国家一级学校的“国学”概念，与今天所谓“国学”的概念是不同的。今天我们所指称的“国学”概念，不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而是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和“学术”。所谓“学问”，侧重于有关传统文化知识体系的积累与梳理；所谓“学术”，侧重于有关传统文化研究方法的继承与创新。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是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由于西学东渐的缘故，中西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为了与“西学”相对应，有人提出了“旧学”或“中学”的概念。张之洞即提倡：“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使偏废。”（《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由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张之洞的名言。可见，相对于“新学”，“国学”指“旧学”；相对于“西学”，“国学”指“中学”，它是与“西学”不同的自具特色的文化体系。
为了弘扬国学，章太炎发行《国粹学报》，出版《国故论衡》，于是“国学”又有了“国粹”和“国故”的称谓。胡适即指出：“‘国故’这两字，是章太炎先生提出，比从前用的‘国粹’好多了；其意义，即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史，包括一切。”（《再谈整理国故》）胡适又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见《胡适文存二集》）1922年，被尊称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先生，应江苏教育会之请，公开向上海社会各界做“国学”专题讲演，前后共10次，后由听讲者整理成两个文本，先后以《国学概论》和《国学讲演录》为题出版。此外，在一些学校里也设有“国学概论”的课程，钱穆先生的《国学概论》一书，就是以他1926年至1928年在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和苏州江苏省立苏州中学的讲稿整理而成的。因此，尽管社会上和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分歧仍然很大，但自此以后，“国学”的名称已在学术界广为流行。
此外，外国学者称研究中国的传统学问，一般叫做“汉学”（Sinology）“支那学”（英文China的译音）或“华学”，至于“中国学”的称谓，则是海外学者研究中国传统和现当代学术的合称。欧美学术界还有“东亚学”的称谓，其范围则包括对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研究。
鉴于“国学”概念的界定，学术界多有分歧，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撰文指出：“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胡适所说的‘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数术方技均包括其中；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重估国学的价值》，载《南方周末》，2005年2月26日）这个界定比较明确，很有创意，但也引发了学术界一些争议。这是因为，第一，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固然可以用西方学术作参照，也可以不用西方学术作参照。正如楼宇烈在《中国国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应当承认，借用西方文化的一些基本观念来比照中国文化的某些观念，以及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来梳理中国文化中原来比较模糊的概念和理论，在一些领域与一定范围内确实促进和提高了中国“国学”研究的水平，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西方文化中的某些基本观念以及分析的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思维特点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而，套用这种研究方法整理或诠释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有时离其原来的意蕴相去甚远。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长期在西方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下，如今已没有多少人能真正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来意蕴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深刻反省近百年来的研究方法，找寻出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精神的研究方法，是当今推进“国学”研究的最首要的工作。第二，“以儒学为主体”的提法，尽管是事实的陈述，但也许不能得到某些信仰道家、释家学者的认同。第三，“狭义的国学”的提法，尽管重点突出，但容易导致专注于思想史的研究，也许不利于全面弘扬国学。可见，“国学”的定义，还可以继续探讨。
台湾学者龚鹏程近来撰文指出：“国学，在晚清，具体内涵其实是指经学，因此绝没有一个弄诗词戏剧的人会被称为国学大师。到了‘五四’以后，国学变成了史学，胡适、傅斯年所谓‘整理国故’，均是将国故视为史料而整理之，史学家钱穆也写过一册《国学概论》。如今呢？国学也者，范围指涉大异于前，实只是中国学问之概称。中国固有之学问，如经学、宋明理学、佛教、道教、孙子兵法、诗词歌赋，固然都可列入国学之林，就是中国学人、文化人想要发展成具有‘中国性’、‘中国特色’的学问，亦都可以号称为国学。”（《国学新世代》，载《文讯》2005年，第241期，第11页）龚先生之说也许有点言过其实，国学研究的对象恐怕还是应该以“中国固有之学问”为主体。后来龚先生自己对他的这个提法作了修正，他在新近出版的《国学入门》一书中指出：“国学这个词，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学问。”（见该书第一章《名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3页）
由上可见，“国学”概念有其历史发展过程，当今界定“国学”的概念，宜宽不宜细，我们可以笼统地把国学定义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和学术。由于中国人民大学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高校，所以我们国学院所进行的国学教学和研究，主要在中国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范围之内，同时要面向世界，与国际汉学互动，为在新时期振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