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起源包括以物化形态要素为标准和以社会形态要素为标准两种.物化形态要素如文字、城市、青铜器、复杂的礼仪中心等,其中有的也隐含着社会形态因素,特别是城市.社会形态要素如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组织等,基本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但却常以某种程度的物化形式表现出来.这两种要素在研究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不同的:物化形态要素是文明起源研究的第一个层次,是低层次的同时也是最基本的研究过程.社会形态要素包括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是文明起源要素研究的第二个层次,属较高层次的研究内容.所以,在探讨文明起源问题时,需要把物化形态要素与社会形态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物化形态要素是对文明起源研究的低层次的要素,似乎不宜作为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标准,而只能是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重要标志或指示器.作为文明起源较高层次的研究要素——社会形态要素,主要是指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与形成过程,因而,把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诞生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准,似乎比较合理。人类文化的发展,不是突然的,而是人类在生存竞争中学到许多经验,逐渐积累而流传下来的。换句话说,有史时代的许多文化,都渊源于史前时代的人类活动,举例来说,中国的历史有五千年,可是我们知道中国史前时代,就有许多不同的民族,散居各地,如北京人、蓝田人,他们的年代距今约有四五十万年,中国有史时代的文化,与史前人类活动是分不开的。各种人类的文化,因为环境的变迁,时代的更换,进退不一。
从文明肇端的地理生存环境来说,人类四大古文明发生地都具备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从距今年代来说,从公元前3000~6000间,四大文明古国遗址各有发现,时间各有千秋,很难有个相对优势。然随着中国考古的发展和越来越多的古文明遗址的发现,打破了这个相对难以判断的格局——长江流域上万年农耕文明遗址的逐步发现及向周边年代的连续性空间的扩散性,突显人类文明发祥地的特征已成不争事实。由此科学论断,即使是其它三大文明发现了年代较久远的文明遗址,也缺少周边相应遗址的延续性扩散性相佐证,更何况上万年前的印度、两河流域、埃及都还基本处于蛮荒阶段,至于其它支系文明,则更无从比起。因此,长江流域成为中华并人类不二的文明发祥之地已铁板钉钉无可争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