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唐朝289年的统治史，经历了盛唐、中唐、晚唐三个历史时期，而唐朝从唐玄宗李隆基天宝末年开始就进入了衰退期，在这个时期内唐玄宗任用李林甫和杨国忠这两个奸相，弄得朝政腐败、边疆不安、战乱频发，终于在唐玄宗天宝末年，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使得唐朝在以后的近100多年间国力每况愈下。造成这方面的原因是多样的，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有唐朝统治者自身的原因，但是唐朝的藩镇制度可以说是造成唐朝不断内乱，战争频发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可以说，藩镇制度是唐王朝在军事上的一个败笔，在这些藩镇中，节度使父死子继、自辟僚属、财政自治、掌控军队。而各个藩镇之间，为了各自利益，还经常爆发战争，使国家处于长期战乱之中。直接的导致了唐朝中央政权的弱化和地方政权的坐大，地方的节度使凭借着手中的权力，不服从中央的政令。而唐朝政府更是无力的对付这些个割据的藩镇，最后倒至亡国。
藩镇制度可以说是自古就有之，但是在前朝历代没有一个朝代能发展到像唐朝这样中央无法控制的局面，在唐朝时期，藩镇的设立是为了抵御外敌而设立的，藩镇的最高长官就是节度使，其实在唐玄宗李隆基之前的高祖、太宗、高宗、武后时期，并没有大规模的设立藩镇节度使的制度，那时节度使只是一个临时的官职，这一点我们在看“神探狄仁杰”时就能明白了，节度使之前的名称通常称为行军总管或经略大使或是处置使，在看“神探狄仁杰”时我人可以经常的看到武则天给狄仁杰的官职就是什么幽州经略大使或是处置使，或是凉州经略大使或是处置使，并节制地方军事。这就是早期节度使的名称。
唐朝大量的设置节度使的时期正是在唐玄宗时期开始的，在前期唐玄宗设置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伊西八个节度使区，加上剑南、岭南共为十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节度使的制度已经被完全固化下来了，节度使当时是地方的最高的军政长官，享有兼管内调度军需之支度使及管理屯田之营田使。天宝后,又兼所在道监督州县之采采访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更让人惊讶的是一个地方的节度使又常常是一个人兼任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的节度使，像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自己一个人就兼任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威权之重，超过了以前任何的一种官职，而且节度使可以自己设置自己的副手和幕僚，然后上报中央，而节度使辖区内的所有州县长吏虽由中央任命，而实际则听命于节镇。所以说当时的节度使就是在唐朝中央政府之外的一个独立的王国。
在安禄山发动了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中央为了抵御叛军进攻，所以就把军镇制度扩展到了内地，唐王朝在最重要的州设立节度使，并且让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于是在今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出现不少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又扩充到全国。构成唐代后期所谓藩镇。因为藩镇的节度使们掌握着本藩镇内的最高的军事和行政权力，所以在他们逐渐的坐大以后，就有些藩镇开始不服从唐朝中央政府的管制了。这些藩镇倚仗自己实力对中央跋扈不驯、甚至举行叛乱的短期割据者。从唐代宗李豫开始到唐德宗李适，是藩镇割据形成发展时期。这就是唐朝最为有名的“藩镇割据”。
这些藩镇名义上虽然是受唐朝中央政府的管制，实则是自己各霸一方，不服从中央的政命，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朝廷进一步失去对地方的控制，节度使林立，他们拥兵自雄，互相兼并。中央的政令在他们那里失去了效用。更有甚者还发动针对中央的叛乱。在唐德宗时期，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各地节度使，唐德宗也试图削弱藩镇割据实力，加强中央集权，但由于措施失当，反而引起节度使的反抗。后来节度使梁崇义发生叛，随后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又据镇反叛，自称建兴王，并联合已称王的淄青、魏博、成德、卢龙四镇节度使抗拒中央。再后来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也叛乱，弄得德宗皇帝先是逃到了奉天，后来又逃到了梁州。后来勉强的平定了这几次叛乱，在此基础上唐德宗但是唐朝中央政府再也无力控制各地的不断做大的藩镇了。于是唐德宗在无奈的情况下发布了《罪己诏》，首次明确的声明不再约束各地的藩镇，对其姑息迁就。从此，唐王朝的中央权力进一步削弱。而各地藩镇则乘机不断的发展壮大。
但是在唐朝的皇帝中也出了一位对付藩镇割据的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就是唐宪宗，面对着越来越做大的各地藩镇，宪宗继位后，着手开始对各地割据的藩镇开展了一系列讨伐的战争，宪宗继位的第二年就开始对西川节度副使刘朋开战，并且获得了胜利，同年夏绥杨惠琳不肯交出他的兵权，并且发动叛乱，宪宗也对他作战，杨惠琳战败被杀。807年讨伐镇海节度使李锜，813年魏博节度使田兴规伏唐朝，813年他开始对抗拒唐朝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作战，但没有能够获胜，从815年到817年他平定了淮西吴元济的叛乱。这些成果被称为“元和中兴”。吴元济被平定后，在这个时期内，这是藩镇势力和唐朝中央的一次大决战。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唐朝中央取得了胜利，长期割据的局面似乎都解决了。全国所有的藩镇名义上全部规伏唐朝。
但是宪宗皇帝的这一系列的成果，也并没有持续多长的时间，一些地方的藩镇又开始发动规模不等的叛乱了，在这种情况下，唐朝继位的新皇帝也没有宪宗皇帝那样的气魄和胆量，使之一些个藩镇重新又坐大并与朝廷分庭抗礼。特别是在唐昭宗即位后，由于政局腐败、民不聊生，各地的农民起义不断的涌现，像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甚至打进了首都长安，赶跑了唐朝的皇帝。在这种情况下，唐朝中央政府不得不又一次的向各地的藩镇妥协，答应他们的条件，让藩镇去平叛，而各地的藩镇则趁着平定农民起义的大好机会逐渐扩大自己的实力，发展自己的力量，藩镇的实力在这一时期，首次的超过了中央的实力，唐朝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唐昭宗根本没有实权。在这些藩镇中实力发展最快的还是朱温了，后来，唐昭宗被当时最大的藩镇朱温控制着。朱温为了灭亡唐朝，自己做皇帝，先杀掉宫里所有宦官，再不顾大臣反对迁都洛阳，接着镇压各地藩镇，最后又于天佑元年（904年）杀害了唐昭宗。另立了唐哀帝，而唐哀帝不过是藩镇手中的一个傀儡皇帝而已。唐天佑四年（907年），朱温见废帝灭唐时机已到，便先将唐朝朝臣全部杀光，接著又废哀帝为济阴王，自己做皇帝，唐哀帝也在被废后次年，即开平二年（908年），被朱温毒死。
所以说在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是导致唐朝衰落的最为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各地藩镇实力和力量强大，唐朝中央政权已经变得虚弱无力，几位皇帝几次企图削弱藩镇权力的努力，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还消耗了唐朝中央政府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削弱了本身的实力，以至于使国家再没有能力与各地藩镇较量。与此同时，与唐政府中央力量下降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各地藩镇的力量却越来越强，藩镇割据更加无法控制。在无奈的情况下唐朝中央也只能听之任之，只求自保，通过仅有的几个直接控制区域，艰难维持“大唐帝国”的统治。维持着表面上的统一，就这样，唐朝由强转衰，始于藩镇割据，最后唐朝灭亡，也是始于藩镇割据。
可以说，藩镇制度是唐王朝在军事上的一个败笔，在这些藩镇中，节度使父死子继、自辟僚属、财政自治、掌控军队。而各个藩镇之间，为了各自利益，还经常爆发战争，使国家处于长期战乱之中。直接的导致了唐朝中央政权的弱化和地方政权的坐大，地方的节度使凭借着手中的权力，不服从中央的政令。而唐朝政府更是无力的对付这些个割据的藩镇，最后倒至亡国。
藩镇制度可以说是自古就有之，但是在前朝历代没有一个朝代能发展到像唐朝这样中央无法控制的局面，在唐朝时期，藩镇的设立是为了抵御外敌而设立的，藩镇的最高长官就是节度使，其实在唐玄宗李隆基之前的高祖、太宗、高宗、武后时期，并没有大规模的设立藩镇节度使的制度，那时节度使只是一个临时的官职，这一点我们在看“神探狄仁杰”时就能明白了，节度使之前的名称通常称为行军总管或经略大使或是处置使，在看“神探狄仁杰”时我人可以经常的看到武则天给狄仁杰的官职就是什么幽州经略大使或是处置使，或是凉州经略大使或是处置使，并节制地方军事。这就是早期节度使的名称。
唐朝大量的设置节度使的时期正是在唐玄宗时期开始的，在前期唐玄宗设置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伊西八个节度使区，加上剑南、岭南共为十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节度使的制度已经被完全固化下来了，节度使当时是地方的最高的军政长官，享有兼管内调度军需之支度使及管理屯田之营田使。天宝后,又兼所在道监督州县之采采访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更让人惊讶的是一个地方的节度使又常常是一个人兼任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的节度使，像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自己一个人就兼任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威权之重，超过了以前任何的一种官职，而且节度使可以自己设置自己的副手和幕僚，然后上报中央，而节度使辖区内的所有州县长吏虽由中央任命，而实际则听命于节镇。所以说当时的节度使就是在唐朝中央政府之外的一个独立的王国。
在安禄山发动了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中央为了抵御叛军进攻，所以就把军镇制度扩展到了内地，唐王朝在最重要的州设立节度使，并且让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于是在今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出现不少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又扩充到全国。构成唐代后期所谓藩镇。因为藩镇的节度使们掌握着本藩镇内的最高的军事和行政权力，所以在他们逐渐的坐大以后，就有些藩镇开始不服从唐朝中央政府的管制了。这些藩镇倚仗自己实力对中央跋扈不驯、甚至举行叛乱的短期割据者。从唐代宗李豫开始到唐德宗李适，是藩镇割据形成发展时期。这就是唐朝最为有名的“藩镇割据”。
这些藩镇名义上虽然是受唐朝中央政府的管制，实则是自己各霸一方，不服从中央的政命，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朝廷进一步失去对地方的控制，节度使林立，他们拥兵自雄，互相兼并。中央的政令在他们那里失去了效用。更有甚者还发动针对中央的叛乱。在唐德宗时期，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各地节度使，唐德宗也试图削弱藩镇割据实力，加强中央集权，但由于措施失当，反而引起节度使的反抗。后来节度使梁崇义发生叛，随后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又据镇反叛，自称建兴王，并联合已称王的淄青、魏博、成德、卢龙四镇节度使抗拒中央。再后来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也叛乱，弄得德宗皇帝先是逃到了奉天，后来又逃到了梁州。后来勉强的平定了这几次叛乱，在此基础上唐德宗但是唐朝中央政府再也无力控制各地的不断做大的藩镇了。于是唐德宗在无奈的情况下发布了《罪己诏》，首次明确的声明不再约束各地的藩镇，对其姑息迁就。从此，唐王朝的中央权力进一步削弱。而各地藩镇则乘机不断的发展壮大。
但是在唐朝的皇帝中也出了一位对付藩镇割据的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就是唐宪宗，面对着越来越做大的各地藩镇，宪宗继位后，着手开始对各地割据的藩镇开展了一系列讨伐的战争，宪宗继位的第二年就开始对西川节度副使刘朋开战，并且获得了胜利，同年夏绥杨惠琳不肯交出他的兵权，并且发动叛乱，宪宗也对他作战，杨惠琳战败被杀。807年讨伐镇海节度使李锜，813年魏博节度使田兴规伏唐朝，813年他开始对抗拒唐朝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作战，但没有能够获胜，从815年到817年他平定了淮西吴元济的叛乱。这些成果被称为“元和中兴”。吴元济被平定后，在这个时期内，这是藩镇势力和唐朝中央的一次大决战。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唐朝中央取得了胜利，长期割据的局面似乎都解决了。全国所有的藩镇名义上全部规伏唐朝。
但是宪宗皇帝的这一系列的成果，也并没有持续多长的时间，一些地方的藩镇又开始发动规模不等的叛乱了，在这种情况下，唐朝继位的新皇帝也没有宪宗皇帝那样的气魄和胆量，使之一些个藩镇重新又坐大并与朝廷分庭抗礼。特别是在唐昭宗即位后，由于政局腐败、民不聊生，各地的农民起义不断的涌现，像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甚至打进了首都长安，赶跑了唐朝的皇帝。在这种情况下，唐朝中央政府不得不又一次的向各地的藩镇妥协，答应他们的条件，让藩镇去平叛，而各地的藩镇则趁着平定农民起义的大好机会逐渐扩大自己的实力，发展自己的力量，藩镇的实力在这一时期，首次的超过了中央的实力，唐朝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唐昭宗根本没有实权。在这些藩镇中实力发展最快的还是朱温了，后来，唐昭宗被当时最大的藩镇朱温控制着。朱温为了灭亡唐朝，自己做皇帝，先杀掉宫里所有宦官，再不顾大臣反对迁都洛阳，接着镇压各地藩镇，最后又于天佑元年（904年）杀害了唐昭宗。另立了唐哀帝，而唐哀帝不过是藩镇手中的一个傀儡皇帝而已。唐天佑四年（907年），朱温见废帝灭唐时机已到，便先将唐朝朝臣全部杀光，接著又废哀帝为济阴王，自己做皇帝，唐哀帝也在被废后次年，即开平二年（908年），被朱温毒死。
所以说在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是导致唐朝衰落的最为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各地藩镇实力和力量强大，唐朝中央政权已经变得虚弱无力，几位皇帝几次企图削弱藩镇权力的努力，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还消耗了唐朝中央政府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削弱了本身的实力，以至于使国家再没有能力与各地藩镇较量。与此同时，与唐政府中央力量下降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各地藩镇的力量却越来越强，藩镇割据更加无法控制。在无奈的情况下唐朝中央也只能听之任之，只求自保，通过仅有的几个直接控制区域，艰难维持“大唐帝国”的统治。维持着表面上的统一，就这样，唐朝由强转衰，始于藩镇割据，最后唐朝灭亡，也是始于藩镇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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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8-10-22
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赋不入于朝迁”，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起义，形成唐中叶农民起义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唐宪宗元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起义，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起义，同年的浙西方清起义，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起义，舒州杨昭起义，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起义等等。这些起义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赋不入于朝迁”，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起义，形成唐中叶农民起义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唐宪宗元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起义，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起义，同年的浙西方清起义，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起义，舒州杨昭起义，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起义等等。这些起义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第2个回答 2008-10-21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赋不入于朝迁”，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起义，形成唐中叶农民起义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唐宪宗元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起义，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起义，同年的浙西方清起义，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起义，舒州杨昭起义，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起义等等。这些起义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赋不入于朝迁”，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起义，形成唐中叶农民起义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唐宪宗元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起义，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起义，同年的浙西方清起义，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起义，舒州杨昭起义，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起义等等。这些起义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第3个回答 2019-02-14
有政治、经济和社会三方面的影响
一、政治方面：
1、藩镇割据 —— 安史余党，讨贼有功之将领等，唐室各授以镇帅，各拥兵割地。唐室不能制，形成日后藩镇割据之祸。
2、边患严重 —— 安史叛时，朝廷抽调西北兵平乱，於是边州无备。吐蕃乘虚而略取河西，陇右之地，威胁西京；又联合南诏，诠窥西南。 东北之契丹又乘虚进入塞内，至令唐室有后顾之忧，终至一蹶不振。
3、宦官擅政 —— 宦官乘安史之乱，得以掌握禁军，左右朝政，又与大臣互相勾结，排斥异己，终酿成宦官之祸及朋党之争。
二、经济方面：
1、物资短缺 —— 安史之乱，地方残破，物资短缺，造成物价飞涨现象，例如米价比开元时高涨三百多倍，斗米万钱。
且回纥恃助唐平乱有功，缴索岁帛二万匹，由是中央经济日渐枯竭。
2、增加税收 —— 安史之乱，人民流散，户籍散佚不少，使「租庸调制」遭受严重破坏，国库岁入大减，因而另立名目，徵收其他税项，以资弥补，致影响民生。
三、社会方面：
1、北方人口锐减 —— 安史之乱，祸延今之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安徽各省叛军所过，人民不死於兵祸，则流亡他地，数百里内无人烟，出现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的现象。
2、政治、经济
文化重心南移 —— 黄河流域，经九年战争，社会战火摧残，破坏不已，使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加速向南迁移。
第4个回答 2008-10-11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赋不入于朝迁”，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起义，形成唐中叶农民起义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唐宪宗元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起义，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起义，同年的浙西方清起义，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起义，舒州杨昭起义，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起义等等。这些起义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赋不入于朝迁”，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起义，形成唐中叶农民起义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唐宪宗元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起义，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起义，同年的浙西方清起义，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起义，舒州杨昭起义，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起义等等。这些起义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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